俄國烏東鯨吞四州，普京戰略聚焦五策。圖為俄羅斯總統普京9月30日出席在克里姆林宮簽署接納烏克蘭東部四州的儀式
俄烏戰爭開戰七個多月來，圍繞這場戰爭的性質、戰爭背後的原因、戰爭的歷史因素、交戰雙方背後的支持者、戰爭的走向和最後可能的結局，華語世界的人們，明顯的分裂成為兩個激烈對立的陣營。這是人們在對待川普的問題、對待2020年美國大選、對待疫苗和瘟疫、對待美國最高法一系列的判決等等形成陣線分明的對壘之後，又一次的分裂和對峙。而這種對立和分裂，往往使人們忽略了當今世界最大、最危險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政權及其背後的共產主義因素。在面對這個被魔鬼統治的世界之時，如果人們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真正的敵人，而在大敵當前之際，先在自家陣營內部亂了手腳、互相猜忌、分裂和對立，這無疑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尤其是，對俄烏雙方的不同立場，讓海外民眾甚至反共的陣營都亂了陣腳，開始互相攻擊、互相戒備、互相排斥，這實在是毫無必要。尤其是，隨著戰爭局勢的推進，烏克蘭東部四州被俄羅斯鯨吞，北溪天然氣管道被刻意引爆，甚至歐洲網際網路的海底光纜被惡意切斷，使用核武器和發動核子戰爭的叫囂和危險日益增加，在這樣的時刻，人們需要做的，是保持戰略的定力，保持清醒的頭腦，仔細觀察思考，不被已經失去信譽的偏見媒體所影響，不為時局所動，永不偏離我們最後的目標，才是正確的選擇。
不管每個人對美國、俄國、普京、拜登政府的看法如何，最好地了解各方的真實想法、其真正的目的、真正的動機，然後做出準確的判斷，無疑是最重要的。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外部世界對普京及其治理下的當代俄羅斯，其實並沒有清醒的認識。而要理解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蘇聯的破滅，也在中國走向破滅，但在歐洲和美國死灰復燃，必須從當前戰爭的迷茫中跳出來，不簡簡單單地以誰對誰錯、歷史包袱和表面正義等等的口號去判別，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公共知識分子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說過，「戰爭不決定誰對誰錯，但決定誰會留存。」（War does not determine who is right, but who is left.）。當然，語言大師羅素巧妙的利用了英語裡「right」和「left」這兩個詞的雙重含義，因為他們既有「正確」、「殘存」的含義，也有「右（派）」和「左（派）」的意思。已經去世半個世紀的羅素，當年不光是對哲學和數學，還對人工智慧、認知科學和語言學等科都有深刻的造詣。羅素五十年前就去世了，但如果羅素可以看到人們今天對俄烏戰爭的紛爭，尤其是華人世界對此的紛爭和對立，在整個人類社會都面臨世界戰爭的危險、核大戰的危險、人類的留存之際，還爭吵不休，哲學家地下有知，肯定會嘲笑我們的。
我們的世界需要對普京的立場和動機，以及他最終的目的，基於他最新的行動和言論，做詳盡和客觀的分析。不管讀者諸君是反對普京、認為這個戰爭販子應該被美國斬首消滅；還是支持普京，認為他在與邪惡勢力、深層政府進行最後的決戰，相信雙方人士都可以從理性和冷靜的分析中獲益，從而知己知彼、深明事理。
許多人對烏克蘭的支持、對俄羅斯的反對，基於的理由是中共支持俄國，所以所有反共的人們，就都應該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但敵人的朋友不一定是敵人，敵人的敵人也不一定是朋友。君不見，中共最近已經改變腔調了，可能是覺得俄羅斯大勢已去，也可能覺得美國的制裁過於沉重讓中共擔待不起，所以中共現在已經開始強調，說中烏是「戰略夥伴了！」強烈反對俄羅斯、盲目支持烏克蘭的朋友們，你們也會隨著中共的調調而改變立場嗎？只有我們以清晰的頭腦，堅定的立場，從本質上認識問題，看清統治我們世界背後的魔鬼和共產主義邪惡的真正面目，才會在無論什麼樣的客觀和外在條件下，都秉持超然而智慧的立場。
普京2022年9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宮出席簽署接納烏克蘭東部四州的儀式上，大篇幅談及當前的軍事行動與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如果人們仔細分析這個演說，加上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奧利佛•斯通（Oliver Stone）幾年前（2015-2017）對普京的長篇專訪（斯通最後把專訪做成了三集的紀錄影片），就會對普京、俄國、俄國共產主義、俄烏戰爭、眼下的世界，都會有一個全面而清醒的了解。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專欄作家馬克•埃皮斯科波斯說：「弗拉基米爾•普京在接收新領土入俄的協議簽署儀式上的講話表明，莫斯科力圖結束基於西方領導的世界秩序。」普京真有這樣的動機、想「推翻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嗎？如果有，他為什麼一再提出要加入北約呢？如果是因為普京的俄羅斯想加入北約而不成，而不得不自立門戶，或者不得不與北京結盟，這個「推翻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指控才是可以成立的。事實上，俄羅斯要加入歐洲、成為地地道道的歐洲一員的希望，在彼得大帝、凱薩琳大帝的時代就已經具有了，但歐洲人（西歐）看來從來沒有把斯拉夫人當作他們的同夥。斯拉夫（奴隸）一詞的本義，就是有貶低和抑制的成分的。
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最新的演說中指出，在扎波羅熱和赫爾松地區，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的選擇的背後，是「共同的命運和千年的歷史」，是「為什麼老一輩和年輕人，那些在蘇聯悲慘解體後出生的人，都願意投票支持共同的未來。」顯然，普京所指，是對蘇聯共產黨帶給俄國人的悲慘結局的一種控訴，這種擺脫和清算共產主義罪惡的行為，世界不應予以拒絕。
普京提到的1991年在白俄羅斯的貝拉沃維耶扎原始森林（Belovezhskaya Pushcha）的共產黨精英代表的一場秘密會議，在決定將蘇聯瓦解的時候，沒有考慮到普通公民的權益和俄羅斯的歷史和文化，擺脫共產主義的同時撕裂並肢解了俄羅斯民族，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樣，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災難。作為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及前克格勃官員，普京甚至不知道當時這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和行為的最終後果是什麼。但普京正確的指出，「現在這並不重要。蘇聯早已不存在，我們無法再回到過去。」「俄羅斯今天也不再需要它了。」這種徹底擺脫共產主義的立場，對俄國、美國、中國，對全世界，都是有益的，這是普京的正確策略之一。
普京策略之二，是俄羅斯人「透過自己的文化、宗教、傳統和語言」，把他們自己聯繫起來了。「沒有什麼比他們重返真正歷史故鄉的決心更強大的了。」也就是說，俄羅斯會走在恢復傳統、恢復基督教的信仰、保持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的路上，而不是延續前蘇聯的「解放全人類、實現全球共產主義」的策略，也拒絕共產主義人士摧毀宗教、摧毀信仰、將無神論強加於人的做法。這樣的俄國，對世界和平無疑是有益的。
普京策略之三，是確立俄國的敵人為誰，什麼力量在「將世界推向新的戰爭和危機，並從這場悲劇中獲得血腥利益。」普京認為西方在繼續尋找新的機會來打擊俄國，試圖削弱和分裂俄國，並使俄國「陷入貧困和滅絕」。「西方知道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大國，擁有如此廣闊的領土，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不會聽從別人吩咐的人民，他們就無法高枕無憂了。」顯然，西方國家不一定同意普京的這個指控，但西方出於對擁有巨大核武庫的俄羅斯的恐懼和不信任，不會拒絕承認其有「削弱和分裂俄國」的戰略目標。
普京策略之四，是他認為西方在跨越每一條線，以「保護其新殖民體系（neo-colonial system），使其能夠依靠全世界來維繫其生存，通過美元和科技統治來掠奪從人類那裡收集實際的貢品，提取資源來上繳租金給霸權，來維持他們（霸權）不勞而獲的繁榮。」普京的這個指稱顯然站不住腳，因為西方（歐美）在經濟和金融、技術上的優勢，歐美的繁榮，並不是不勞而獲的，而是自己抓住了機會、保護了私有產權、努力研發科技發展起來的。普京要抱怨這一點，只能抱怨列寧和史達林當年耽誤了時機、把俄羅斯引上了共產主義的邪路。
普京策略之五，是指控西方「保存這項優勢是他們主要的、真實的和絕對自私的動機。」普京沒有什麼理由去指控別人「自私的動機」，俄羅斯人在歷史上攻城掠地、擴張疆土，從來都是自私和絕對的，所以這項指控的前半部分，沒有合理的依據，也不足為道。但普京在這個指控的後半部分的說法，卻值得人們的深思。
普京認為西方對俄羅斯的這次發難，跟「完全去主權化」、「破壞傳統價值觀」、「破壞真實的文化」和「無法控制的技術發展」等等，這些的確值得歐美知識界和政界認真的思考。西方左派中的極端力量，在追求大政府、全球政府、削弱國家主權、破壞傳統價值觀、破壞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已經走得太快太過太遠。在諸如毒品合法化、同性婚姻、亂性、青少年變性、破壞家庭、女權主義、零元購、打砸搶、取消文化、篡改歷史、選舉舞弊、放任人工智慧和基因工程無控制的發展等等諸多方面，西方確實在毀滅自己，也在毀滅人類。
當然，普京對「國際化和一體化（國際整合）的進程」、「全球貨幣」等的認識，看來有很大的局限。也許他會很快的認識到，全球化和全球貨幣、數字貨幣，可能同樣是毀滅人類社會結構的魔鬼行徑的一部分。
最後，普京和俄國精英顯然對西方的敵意感到有所顧忌，他說「西方精英對俄羅斯的毫不掩飾的敵意，是數個世紀以來仇視俄羅斯的原因之一。」俄羅斯的精英顯然應該先反省自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從佛家因果報應的角度看，只有種善根才能結善果，善惡有報是屢試不爽的真理。
普京希望在俄羅斯「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基於東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佛教的偉大道德價值觀，以及俄羅斯文化和向所有人敞開的俄語」。不說他提及的其它宗教，也許佛家的道德價值觀、佛法的真理應該給俄羅斯人以真正的啟迪：世界各國以宗教和信仰為由而發生的戰爭，似乎從來不涉及佛教的國度。
普京所指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根本性、革命性轉型的時期。新的權力中心正在出現」，這個論斷可能是正確的，雖然世界各地、各國的政府和民眾，對究竟會出現什麼樣的轉型、什麼樣的權力中心，可能各自有各自的解讀。但巨大的變革和變化正在我們眼前發生著，就在此時此刻發生著，對美國、中國、俄國和世界各地觀點相同或者觀點針鋒相對的所有的人們來說，可能都是可以共同承認和接受的。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