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過一個強國夢；習近平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提出了要實現他的「中國夢」。其實對這些中共獨裁者們來說，他們所做的夢，並不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福祉夢，而是他們個人的領袖夢和帝王夢。然而，帝王統治需要有血緣的合法性，他們都不具有這樣的合法性。這樣，個人崇拜的合法性對他們來說就更加重要。個人崇拜是一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繞開體制的仲介維繫，在領袖（統治者）和民眾（被統治者）之間直接建立忠誠關係的重要手段。毛澤東以他的「哈里斯瑪」在文革中直接和民眾聯盟，號召對官僚體制的造反便是成功的一例。與毛澤東相比，習近平更缺乏「哈里斯瑪」，更缺乏終身執政的自信，他也就更需要打造對他個人崇拜的種種神話。
可以肯定，中共的二十大將會把習近平作為繼毛澤東後的又一個「偉大領袖」和「習近平思想」寫入全會公報和新修改的黨章。那麼，習近平自導自演的個人崇拜的狂潮是否會就此告一段落呢？恰恰相反，每一次中共的全會，常常把個人崇拜推向新的高潮。毛澤東在文革中召開的九大，官方非但把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了頂峰，還捎帶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也寫入了黨章。中共十九大前後，官方對習近平的形象宣傳也達到文革以來的最高點，以「最高領袖」、「最高統帥」、「偉大統帥」、「總設計師」稱呼習近平，地位直逼擁有「四個偉大」的建國領袖毛澤東。
近來，網絡上出現了種種習近平被中共元老集團政變趕下台的流言。這使我們不由想起了在毛澤東的「四個偉大」和習近平的「人民領袖」之間，還有過一個短暫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他在領導了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政變以後，不過5—6年，便被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團趕下了台。其罪名之一，便是搞了毛式的個人崇拜。為什麼當年華國鋒的個人崇拜沒有搞成，而習近平卻大功告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無疑是當年有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集團」。近來，不少人因為對於習近平執政的不滿，也寄希望於中共有這樣一個「元老派集團」站出來搞政變，「軟禁」習近平、重新回到鄧小平的開放路線。但是這些朋友們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目前的中共黨內，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可以制約習近平的「元老派集團」。文革結束後，華國鋒並不是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團」選擇的領袖，而是靠所謂粉碎「四人幫」的軍事政變上台的。而習近平在2012年的執政，是得到中共各派、包括所謂的「元老派集團」同意和支持上台的、他們很難再食言而肥。文革後的中共，包括華國鋒在內，都有糾正撥亂反正，在一定程度上涅槃重生的中興想法。習近平上台前後的中共，已經是一個腐朽不堪的百年老黨，根本不可能有再中興的可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倒華的元老派最主要的三人：鄧小平是76歲、陳雲是75歲，而胡耀邦才65歲。為元老派掌握軍權的羅瑞卿也才74歲。而現在為人們籍以希望的所謂「元老派集團」里：宋平已經105歲，江澤民已經96歲，朱鎔基已經94歲，連溫家寶都已經80歲了！很難想像這個垂垂老矣、走路都困難的「元老派集團」還有政變的雄心壯志。更何況他們連一個連的兵力都不在手中，其中的好幾個人和他們的家屬，都還很深地捲入了極端腐敗的醜聞。他們和習近平之間，本來就有黑箱子裡的權錢交易。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所在，使這些「元老們」必然在習近平前面乖乖地認慫服軟。
這便是中共的現狀：一個平庸無知卻野心勃勃的領袖VS一個腐朽不堪、垂垂老矣的政黨。一個追逐前所未有的權力的新生獨裁者和一個腐敗到集體沉默的百年老黨同時存在。這一現狀非但決定了這個黨中興無望，還決定了這個庸才只要對前獨裁者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式的模仿，便可以成功地劫持整個黨、迅速成為其又一個「偉大領袖」，建立起相對穩固的獨裁統治。
一些文革著名研究者把習近平的倒退政策概括為「文革2.0」是很有道理的。從舉國學習「習近平思想」的熱潮中，我們不難想起文革中全民學習毛澤東思想、早請示、晚匯報的瘋狂。從習氏「定於一尊」和「不准妄議中央」的法規，我們很容易想起文革中嚴禁議論和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公安六條》。從習近平借大規模的反腐敗搞政治清洗，我們會自然聯想到毛澤東從「三反五反」到文革揪鬥走資派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被清洗的反對派除了政治路線思想上的不同，很難發掘出經濟上的犯罪來。因而被打倒幾年後，常常只能再平反覆出。而習近平時代的被清洗的反對派，無一不極端腐敗。只要一抓一個準的經濟犯罪，就足以判處他們極刑，根本不用再羅列政治上的罪名。因而現下批判習近平搞政治清洗的說法是「選擇性地反腐敗」。意思當然是全黨包括了習近平自己和家族都有經濟腐敗問題，不過習搞得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而已。
如果在大搞個人崇拜上把習近平和毛澤東做一比較，只需簡單地用兩個詞就夠了：更「皮厚心黑」。2008年8月，我在洛杉磯採訪一位原在福州市委工作過的辦公廳幹部時被告知：習近平在擔任福州市委副書記時，他去過習的書房。在那裡看到過習的藏書，其中有一本是蜀人李宗吾在民國初期所寫的《厚黑學》[1]。此書研究掌權的權謀，認為大凡成功立世者必須要比別人皮更厚、心更黑。
習近平確實比毛澤東皮更厚、心更黑。儘管從革命資歷上習根本無法和毛相比，但就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的速度上來說，習比毛要「短、平、快」得多。毛澤東從延安整風開始搞個人崇拜，到文革的巔峰歷時近30年，而習近平一上台便在中央成立十六、七個「中央文革」式的小組，並急吼吼地全部自任組長。在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雖然也接受了他的同事——如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等人所做的政治報告中對他吹捧，但是他沒有公開的自吹自擂。相反，在迄今可查的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毛澤東曾有過多次制止或反對對他個人崇拜過頭的指示。如文革中對「毛主席像章」之風的制止和對「四個偉大」提法的糾正。當然，毛執政三十多年裡，毛縱容對他個人崇拜是絕對主流，否則不會發展到文革時登峰造極的程度。但他又時刻在防止它走火入魔。有時搞得太庸俗化了，他也會出來假惺惺地糾正一下。這似乎又使人把他當作一個謹慎而謙虛的領袖來崇拜。這方面習近平顯然顯得偏執和愚蠢得多，在他執政的十年內，他對任何無恥肉麻的吹捧從來是多多益善、照單全收，從來看不到毛澤東式的老練政客「糾正」，哪怕是出自於一種虛假的謙虛。
與毛大不同的是：習近平還常常在中共的代表大會上親自做重要報告，對自己進行厚顏的吹捧，以親自定下在黨章和憲法中對自己的歌功頌德。例如，中共的十九屆二中全會於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並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就是在這一建議中，取消了國家主席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規定，當上了終身主席。並且，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後面，加上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終於得到了和毛澤東比肩的地位！[2]
李宗吾先生在他的《厚黑學》的自序中云：「物以少見珍，最初民風渾樸，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黑又厚，眾人必為所制，而獨占優勢。[3]」儘管在中共上層從沒有「民風渾樸」一說，但也不妨對習近平和他的兩個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作一比較。雖然江、胡在學養才識上都超過習，但習近平「又黑又厚」的權力欲和領袖夢顯然大大超過了他的前任，最後「獨占優勢」、「眾人必為所制」。平心而論，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對權力的野心遠不及習近平的膨脹和野望，因而他們都基本上遵守了鄧小平定下的總書記連任不超過兩屆的規定。這裡當然也有歷史的原因。比如江澤民執政期間，「太上皇」鄧小平還在世，他當然無法太過囂張地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胡錦濤接江澤民的班，但很長時間內沒有獲得「核心」稱號，連軍委主席都不是。他所代表的「團派」和以往多數執政的江派長期處於「九龍治水」的冷戰之中，當然也很困難專注於搞個人崇拜。
如果我們把習近平和華國鋒作一比較，習的權力欲的厚黑本質更暴露無遺。華在登上「黨主席」大寶前早已經當過幾十年的湖南省省委書記，抓農業生產一直有口皆碑。後被毛調到中央先後擔任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總理，黨的副主席。其黨內資歷不僅遠高於習近平，甚至和習仲勛相比也不遑多讓。而習近平完全是一個靠開後門、坐直升飛機上台的高幹子弟。毛死後，華國鋒領導葉劍英、汪東興等人一舉粉粹了「四人幫」，連後來推翻他的鄧—陳元老派，都不得不承認他此舉「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事業，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4]。華國鋒在毛逝世前就被毛選為接班人。當時毛指示要全黨多宣傳華國鋒。而據說華聽說後受寵若驚，主動要求限制宣傳[5]。粉粹「四人幫」後，他接受了葉劍英、汪東興等人冠於的「英明領袖」的稱號，搞過個人崇拜。但是他在黨的會議上受到胡耀邦等人批評後，並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斥之為「妄議中央」、「尋釁滋事」而加以鎮壓，相反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在華、習比較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區別是：華國鋒從來沒有像習近平那樣對自己無恥的自吹自擂。當年毛澤東評價華國鋒「為人忠厚老實、不蠢、公道，」[6]並沒有看走眼，大體還是對的。而江澤民、曾慶紅等人當年把皮厚心黑的習近平誤以為是憨厚老實，實在是看走了眼。
以史為鑑，我們可以斷定習近平一定會把個人崇拜進行到底，還可以大致地預料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在二十大後的發展和走向。
第一、習近平極可能進一步默認、慫恿並推動中國民間的個人崇拜的熱潮，籍以震懾中共黨內可能的反對勢力，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黨內定於一尊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民間對他的毛式造神此起彼伏。以民間歌曲為例：「歌頌習近平的民間歌曲出現並在網絡流傳。2013年習近平到慶豐包子鋪吃包子，民間作曲家吳頌今創作《包子鋪》稱讚『親民愛民的習大大，包子鋪一場巧遇，寒冬里溫暖了老百姓的心田』。2014年，歌曲《習大大愛著彭麻麻》在網絡上出現官媒跟進報導，被納為『廣場舞』曲。其後出現系列吹捧歌頌習的歌曲，其中《東方又紅》模仿毛時代歌曲《東方紅》，凸顯『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2016年，官方製作頌習歌《不知該怎麼稱呼你》。」[7]在二十大習近平還沒有獲得無限期連任之前，他對這些庸俗化的個人崇拜還只是默認和保持距離、或只是暗中慫恿，在他終於獲得終身皇位以後，很可能會無所顧忌地推動這一熱潮。西方心理學家在分析大搞個人崇拜的獨裁者人格和心理缺陷時指出：這是一種「自戀神經症」[8]。它表現為對權力的神經症：渴望支配他人的願望，盲目地偏執於強迫地、潛意識的、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永遠不可能滿足的滿足。另一方面，西方心理學家也認為極端的個人崇拜正是崇拜領袖的民眾的自戀病態的反射。這裡，無論習近平還是中國社會中為數不少的個人崇拜的主體都病得不輕。中共的二十大以後一定會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大發展。
第二、習近平極可能以軍隊和教育作為他新的個人崇拜的重點。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會忘記，1959年罷免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通過林彪在軍隊中首先開始了對他的個人崇拜。從文革前《毛主席語錄》的出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的展開到文革中「三忠於四無限」的狂熱。個人崇拜完全把這支保衛黨國的軍隊完全變成了保衛毛澤東個人的御林軍。毛才有膽氣在1966年5月發動文革。並在文革發動前調動好幾個野戰軍圍住了北京，使他的反對派劉鄧等人只能乖乖就範。習近平上台以後，他雖然也順利地當上了軍委主席，並在軍內清洗了了郭伯雄、徐才厚等政敵，但離開通過個人崇拜的造神，把這支軍隊完全變為習氏的禁衛軍，還有不小的距離。習近平和他以前的領導人有一點大不相同，他非但要求全黨意識形態的忠誠，還多次提出「革命傳統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指示。[9]從全中國高校數百個習近平思想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研究項目的設立，到在習近平領導下教育部的多次修改中小學教科書，二十大以後習近平為建立自己的個人崇拜而進行的洗腦和造神工作一定在這個領域內「大興土木」。
第三、習近平極可能進一步利用各種形態的政治運動乃至發動戰爭來製造和鞏固他的永不滿足個人崇拜。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自戀」有時出自於「自卑」，自我造神其實出至於造神者內心的恐懼和不安全感。獨裁者的不安全感是一種病態人格，但任何獨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於他們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運用了的眾多的陰謀詭計，推己及人，他們自然地防範著他人效法自己來顛覆他們手中的無上的權力。獨裁者力圖加強自己的權力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和智謀時，心胸狹隘的獨裁者便會把猜忌變為妄想和行動，殘忍的政治清洗或其他的政治運動便會發生。例如，最近在中國不斷發生「動態清零」其實並不是一種對流行病的控制，而是習近平在嘗試對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的嚴密控制的新形式的政治運動。再如，最近習近平對原公安部部長孫立軍、傅政華等人的政治團伙的清洗，用的是「反政變」的名義而判刑非常之重。令人難以相信。另外，人到晚年的獨裁者的身體心理都會發生器質性的病變，使本來並不嚴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劇。他們首先不斷地妄想出種種不真實的「敵人」來，又運用他們手中不受限制的權力，進而採用極端的手段來清除假想的「敵人」。
這裡還要指出的是：習近平是一個守成代的獨裁者，和共產黨內開創代的梟雄們相比，嚴重缺乏第一代領袖從草莽起事到身經百戰而得天下的傳奇色彩。這些傳奇色彩對於史達林、毛澤東、胡志明、狄托等人的個人崇拜來說，比較容易自然地形成一種哈里瑪斯式的魅力。習近平模仿毛澤東，無疑想成為中國的習澤東。但在毛澤東的革命經歷面前恐怕也只能自卑。
這一自卑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其一是中共的宣傳機器會無視常識地開足馬力造神，大力宣傳習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學等方面的造詣，塑造習是一個有高瞻遠矚、才幹非凡和領導藝術、個性鮮明的世界新領袖。甚至在習近平在文革插隊設籍時的經歷中，也挖掘出「小梁河大學問」和「挑擔十里不換肩」這類的荒誕笑話來。這一類鬧劇式的個人崇拜，在國際共運史上也是有先例的。例如，推翻了赫魯雪夫的蘇聯黨魁勃列日涅夫，重新恢復了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傳統。他參加過衛國戰爭，獲得過4枚軍功勳章。但是登上大位之後，他被授予264種勳章，僅軍事勳章，就有60多枚。比衛國戰爭的立下大功的朱可夫元帥都要多出14枚！以致民間流傳這樣的政治笑話：「你聽說勃列日涅夫要動擴胸手術了嗎？他要做擴胸手術，好佩戴更多的勳章」。[10]
如果說這種自卑導致的第一種結果還是鬧劇和喜劇性的，第二種結果就很可能是悲劇性的。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模仿固然有東施效顰的可笑，但是如果他決定也建立自己的個人傳奇，就可能像悲劇轉換。例如。如果他學習毛澤東的好戰，斷然發動武力統一台灣的戰爭，把自己塑造成為超越毛澤東的，完成統一祖國大業的又一個超凡領袖，就會如同俄國的普丁模仿彼得大帝那樣，給整個民族和世界帶來極大的災難。當然，這也可能給習近平個人帶來拿破崙三世，即拿破崙皇帝的侄兒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悲劇。作為拿破崙皇帝的侄兒，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在掌權後解散議會，也當上了法國皇帝，並模仿拿破崙對外發動戰爭，後來在色當會戰中被普魯士軍隊俘虜，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模仿者的笑柄。
注釋
[1]《厚黑學》一書初版是1917年。曾一度成為民國禁書。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時期也從海外引進，以譯著的名義出版過此書。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就出版過。
[2]《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