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舉行在即,輿論焦點都放在誰當第一把手,因為人選不僅關乎一黨一派,更代表發展路線的取捨,關乎國運的升降甚至興衰。
拜40年來改革開放所賜,中國經濟實力日趨強盛,但在還政於民和國際關係方面,發展卻遠遠不似預期。「中國模式」下的政治體制,目的是確保中共的永續統治,以裨益中國,因此必須一黨專政掛帥,寸步不離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至其他領域。
因此,大陸沒有自由選舉,言論渠道閉塞,也沒有開放的公民社會,這些都不用多說了,但總沒想到情況變本加厲,新疆會出現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譴責的思想改造集中營,以至將《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拋諸腦後,以《國安法》來壓倒香港的反對聲音,甚至過往較為寬鬆的經濟領域和大眾娛樂,近年來也離不開黨國體制的牢牢控制。
北京深信「中國與別不同」(exceptionalism)(亦即所謂國情論),就是我行我素,變相否定國際共認的行為規範和普世價值。例如「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即使搞得民怨沸騰,經濟停滯,也得堅持下去,不理會醫學界的科學論證,更不顧及恢復社會秩序和國際交往的重要性。又如北京在南海建立人工島再配置軍事設施,亦有違反國際海事法之嫌,以至俄羅斯軍事侵略烏克蘭,牴觸聯合國憲章中領土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但北京絕不避嫌,一再坦承與俄羅斯友誼永固,令自己在國際舞台上更形孤立,也加強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戒心。
中國經濟實力越強大,但執政者看來不是越感安心,而是越感恐懼,害怕失去駕馭大局的權力,因此需要鐵腕政策,對內加強壓制、對外擴張影響力,以確保國內以至國際局勢,都按照自己的意思發展下去。不過,北京對內對外不斷展示權力,在民主國家眼中,正如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L. Shirk)所說,已到了過分(overreach)的地步,引起中外衝突之餘,也嚴重損害自己的利益*。
謝淑麗指出中國的損失有四方面。首先,由新疆集中營、國安法治港、戰狼外交、經濟制裁那些批評中國的國家、網上黑客入侵私人機構竊取機密丶與流氓國家關係友好等等,都有損中國作為國際領袖的聲譽。其次,中外之間的衝突,促成多個國際聯盟組織的出現。例如四方聯盟(QUAD,即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安全對話機制)、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美國-歐盟貿易與科技委員會等等先後成立,目的就是制約中國的擴張,並降低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倚賴。
第三是經濟損失。外國政府對中國疑心越大,政策就越嚴厲,處處限制中國經濟向前發展的機會。例如加強審查到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禁止高科技製品售予中國、限制科學技術的交流、制裁中國企業、將供應鏈分散到其他開發中國家等等,都會直接衝擊中國經濟。由2010到2020的十年間,外國投資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步下降,正反映中外關係日漸惡化下,外商對政治風險的憂慮。
最後是嚴苛的內政措施對經濟的禍害。科技巨企領頭人紛紛下馬、學校增加意識形態洗腦卻減少英文課時、嚴密限制政治及經濟資訊流通、加強管制娛樂文化等等,促使富有的企業家和中產人士離心離德,自己不移民,也先送走家人及資產,而「清零政策」的影響不用說了,未來問題更是,當疫症無法清零,中國仍要堅持「清零」,又如何再向世界開放呢?
大家可以不認同謝淑麗的看法,指中共是因為權力擴張超過應有的限度,結果造成上述的問題,但不能不承認,她指出的幾點事實,都值得認真思考。一是民主國家是由於認為中國內外措施過分,所以採取制衡中國的政策;二是這些措施直接窒礙中國經濟及科技的進步;三是必須改轅易轍,才能贏回民主國家的信任和合作,中國才能向前走。
中國最後會否走上康莊大道,還是闖進越行越窄的獨木橋,很快就可以知曉。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