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與夫人朱梅馥
過去時代，作家都是靠稿費生活的，屬於自由業。1949年後，成立作家協會，把作家納入其中，就變成事業單位了。許多作家不再靠稿費生活，而成了領取工資的國家幹部。
但有一個作家很特殊，就是寫作小說《家》《春》《秋》的作者巴金，他一生不曾領過國家工資，純粹靠稿費生活，是中國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資的文化人。
他擔任過作協主席、文聯副主席，更身兼許多公職，但他幾十年來從未吃過皇糧、領過工資、要過待遇，完全靠自己的版稅和稿費生活。
一位老財務說，他在文聯工作了幾十年，從沒看到巴金拿著單據、發票報銷過任何費用。有一回，巴金去北京參加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秘書長特別交待工作人員，給巴金的飛機票報銷一下。但巴金的答覆是：還是不報為好。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總編時，寫稿、看稿、編輯、校對，身兼數職，也同樣是無償付出，不領分文。
1981年，77歲的巴金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並捐出15萬元稿費作為建館資金。今天看起來好像是區區小數，但只要不健忘的話，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應該還記得，1981年的「萬元戶」，那可是萬眾仰慕，神一般的存在，按可比價格計算，直接就相當於今天的百萬富翁。巴金能一次性捐出15萬元，那是怎樣一種概念！
與巴金的不拿工資類似，丁玲、劉紹棠也是有單位卻不領工資的作家，他們光憑稿費收入即可維持生活，而且還能生活得很富足。
丁玲我們就不說了，她名氣大，地位高，沒打成右派前，發稿容易，稿酬也多。打成右派後，發配北大荒勞動改造，分派她養雞，月工資30元。文章不能發了，稿費也沒有了，再不領工資就會餓飯，所以丁玲的不拿工資，只是1950年代初期的那幾年時間。
劉紹棠是少年得志。在五十年代的文壇，他被稱為「神童」作家，13歲便開始在報紙上發表作品。1954年，18歲的劉紹棠進入北大中文系讀書，為了集中精力從事文學創作，1955年春，劉紹棠從北大中文系退學，並在第二年加入中國作協，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作協會員。劉紹棠申請成為專業作家後，主動不拿工資，靠稿酬收入為生。
20歲時，劉紹棠已經出版了四本書，他當時的稿酬是每千字18元。如果出書，則每發行3萬冊便增加一倍的稿費，僅憑藉出版的四本書，劉紹棠便「收入了一萬七八千元」。
按劉紹棠自己所講，他把這筆錢存入銀行，年利率為11%，每年僅利息便可收入2000元左右，平均算下來每月有160元，相當於一個12級幹部的工資。當時的物價，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豬肉6角，所以劉紹棠雖然不拿工資，但僅憑利息所得，也可以過得比較富裕。1956年春，妻子曾彩美生孩子，劉紹棠從稿費中拿出2500元在中南海的隔壁買了一個三合院，包括五間住房，一間廚房，一間廁所和一個雜物間。
像作家老舍、張恨水、吳祖光，詩人艾青等文化人，都是在50年代初用稿費在北京買下的四合院，價格大約都是新幣一萬元左右。趙樹理是來自解放區的作家，那段時間發表了很多山藥蛋派的作品，不斷有稿費收入，他也像別人一樣，用稿費買了一處很大的四合院。
另外一位知名作家叫王蒙。新政權建立初期，王蒙在北京團市委第三區團工委工作，後調北京有線電廠任團委副書記，月薪是87元。1956年他在《人民文學》發表了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獲稿費476元，接近他半年的工資，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收入。王蒙用這筆稿費籌辦婚事，併購置了包括玻璃書櫃、書桌、半軟沙發椅等所需的家具。
一個人既有工資，又能發表文章拿到稿酬，兩項收入合在一起，這在當年就要算不大不小的富翁了。
這樣的好日子沒過兩年，就發生了整風運動。劉紹棠被劃成右派，文章發不了了，存款也被凍結，生活失去來源。最困難的時候，他寫信向朋友求告，指望能借點錢，但都石沉大海，無人向他伸出援手。王蒙被打成右派後，先是下放勞動，後來去了西北。
我們下面要說到的傅雷，大名鼎鼎，是翻譯家中很特殊的一個現象。巴金、劉紹棠是有工作單位而不領工資，傅雷卻是一個個體戶，沒有單位。49年新政權成立後，傅雷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特約翻譯，沒有工資，也不存在退休一說。妻子朱梅馥是家庭婦女，全家的收入全部來自傅雷的翻譯稿酬。由於沒有所屬的工作單位，傅雷的住房也是租住的，全家住在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一幢私人所有的三層花園洋房裡，每月要支付房租55.29元。
這些負擔，在正常年間都不是問題。從1949年到1957年，傅雷的翻譯收入一直是穩定的，他重譯和新譯了大量的法國名著，譯作之多，是他翻譯生涯中的一個高峰期，所以收入也較為可觀。但這一切都在反右後發生了根本改變，因為被劃為右派，他翻譯的作品無法出版，上面指示可以更名出書，遭到傅雷拒絕。後經出版社內部商定，仍請傅雷譯書，由出版社預支稿酬，同時將譯稿壓下，待摘帽後再印刷出版。但即使這樣，也因為右派的身份，翻譯收入受到很大影響。隨著精神壓力的增大，傅雷的身體每況愈下，翻譯速度也隨之下降，造成收入銳減，生活漸漸陷入困境。
接下來的三年艱困時期，傅雷不得不寫信向居住在國外的兒子索要食物。那幾年傅聰從國外寄回國內的食品以及外匯，成了傅雷夫婦最重要的物質來源。
後來形勢好轉，傅雷摘去右派帽子，出版社也恢復出版了他的譯著。一切都在向著好的方向改善，傅雷的心情也有所寬舒，又能攜妻子同游蘇州、南京、鎮江、揚州，四處散心。但是不久，形勢又趨向緊張，出版再度發生困難，收入也越來越少，竟至於入不敷出。這對沒有工資收入的傅雷來說，猶如雪上加霜。
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文革序幕拉開，紅衛兵入戶抄家，對他批鬥羞辱，令深陷困境的傅雷決心結束生命，以保持尊嚴。他說得妻子同意後，兩人一同自殺。夫妻二人走得非常紳士，對身後事做了有條不紊的安排，遺書中交待付清房租，給保姆留600元作為過渡時期的生活費，用存款賠償因抄家給姑母造成的損失，家中所余現金53.30元，傅雷特別指明，是用於他和妻子兩人的火葬費。
傅雷用自己的死，留給身後的世界兩個字，那就是：高貴。
參考資料：
1、方繼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人稿酬如何計？》
2、相關網文
2022-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