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峇里島出席G20峰會。（2022年11月15日）
我說中共二十大事實上宣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代的結束，這引起一些質疑。有人認為，中共的合法性在於經濟發展，不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豈不首先衝擊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有人強調，習近平的中共夢想稱霸世界，這必須有強大的國力做基礎，不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怎麼繼續增強國力？
這些質疑都不是沒有道理，但卻忽視了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習近平對於個人權力的考量。我們看到，中共二十大的最大「成果」，就是習近平得以打破中共兩代領導人的所謂「規矩」而無限期連任。我認為，不是習近平的權力鞏固和集中導致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代的結束，而是：習近平正是為了鞏固、集中並延長自己的權力地位，必須結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
從「建設」的規則到「鬥爭」的要求
不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則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適應的一系列重大內政外交政策必然改變。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相關重大改變已經出現，二十大不過是這些改變的一個關鍵節點而已。現在要強調的是：不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則那些適應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國領導體制和高層政治規則也必然改變；正是通過這樣的改變，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實現了他繼續掌權並進一步集權的目的。
中共在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前，特別是文革期間，黨國領導體制的首要特點是毛澤東個人獨裁，高層政治生活惟毛的旨意是從。鄧小平開啟了黨國領導體制的寡頭制，就是從「偉大領袖」一人獨尊，改變為最高層以一人為核心但一小群人分享權力。這種改變有多種原因，不過，從制度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來看，這種改變也是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適應的。為了發展經濟，不得不改變原來國家掌控一切經濟活動的權力安排並引入市場機制，而市場機制在本質上是一種分散決策體制。因此，在這一變革過程中，地方權力增大，企業自主性增加，社會組織開始浮現，民眾個體權利也有所擴展。社會經濟生活的這種一定程度的多元分化，當然受到中共黨國專制政治體制的嚴重製約；高層政治生活的寡頭化，就是和這種又有分化又有專制的態勢相適應的。
一人大權在握，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無所謂規則不規則；二人以上共享權力，就有個權力怎麼分配的問題，這就多多少少要有些規則了。於是，毛後四十年，黨國官員的退休制、任期制、「七上八下」等這樣一些權力安排的規則出現了。從宏觀的制度分析上來說，這些規則也就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出現的。
反過來，要改變乃至取消這些規則，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不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毛時代講鬥爭；鬥爭中，毛成為「偉大領袖」。習近平也強調「鬥爭」，這其中的邏輯並無絲毫新鮮之處。通俗地說，建設工地上，有個張羅事兒的工頭就可以了；在戰場上，那就必須有個號令一切的指揮官。按這個比喻來說，那麼，十年來中國政治的秘密就在於：習近平要當這樣的指揮官，而不僅僅想當那個工頭，所以他要把中國從建設工地變為戰場，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經濟上的互賴變為安全上的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