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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七軍的悲劇

—中共罪行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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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被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於昨夜由特務人員押到附近山上秘密處決了!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落,每到一處,他們都怔怔的望住我,這種乞憐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難過!

1929年底,中共利用蔣介石和桂系軍閥俞作柏、李明瑞之間的矛盾,在廣西百色發動暴動,宣布成立紅七軍。

紅七軍第一任軍長為張雲逸,參謀長是龔楚

1931年2月3日,龔在戰鬥中負傷,往上海治療,傷愈後前往中共中央蘇區,任紅十二軍三十四師師長、軍參謀長。

龔楚在其回憶錄中回憶說,他在三十四師時,發生了兩件使他最痛心的事,使他第一次體味到共產黨中派系鬥爭,傾軋和迫害的醜劇;也看到了他們那柄鋒利的屠刀,不斷的指向黨內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師時,曾接到李明瑞和張雲逸的信,他們都盼我早日重回紅七軍工作。李明瑞函內有『如兄不回來,七軍前途大有問題』之句;張雲逸信中也說『別後情形,屢經驚險;相見非遙,容作長夜之談』。從這字裡行間,我敏感到七軍裡面,可能醞釀了極不尋常的暗潮。時間不久,又聽到李明瑞被殺的消息,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經過多方探問,我才知道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曾欲調整七軍幹部,但為全軍同志所反對,他們就指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要在七軍內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有兩個是高級幹部,嗣後情形漸趨嚴重。總指揮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快要套到他的頭上了,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駐軍於雲都會昌之間的一個小墟場,他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當他集合特務連宣布脫離蘇區走向白區的時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奉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即拔槍把他殺死。我聽了這一血腥的事實,對李明瑞的死於非命,內心深深的痛悼!因為七軍官兵向來都很團結,雖在極困難的環境中,對革命的信心,從沒有絲毫的動搖。在黨的領導下,並沒有小圈子集團,更沒有改組派的組織;所謂『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不知從何說起?

雖然在廣西俞作柏執政時,汪精衛曾派了幾個幹部與俞連絡,但汪的幹部,從沒有鑽進過紅七軍來,也沒有可能鑽進來。他們既沒有參加七軍工作,而且與紅七軍的黨員同志是積不相容的死對頭。現在黨硬將『改組派』的罪名加諸七軍同志頭上,真是無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這種惡劣形勢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裡,試想這是何等殘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發生於十月的下旬。

龔楚回憶道:「有一天晚上,師敵委黃蘇通知我:『現接軍政委譚震林的通知,本師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五十二人,應即捕殺;已由軍部派特務人員直接執行』。

我聽了不禁為之感傷,因為即使本師發現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也應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偵察,才不至發生有錯誤與冤枉。今竟在直接執行之後,才通知我;像這樣越權處理的作風,實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來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著我的心頭。

翌日,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被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於昨夜由特務人員押到附近山上秘密處決了!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落,每到一處,他們都怔怔的望住我,這種乞憐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難過!

在恐怖的氣氛籠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禍福難料!我可以救援他們嗎?我有這個力量嗎?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來!

午後,黃政委說已集合全師的指戰員,要我去宣布昨晚肅清全師『社會民主黨』份子的經過;說明這些反動份子,是受福建『社會民主黨』傅伯萃所利用,潛入本師工作,現已全部被破獲,並將他們處決了。希望全體指戰員安心工作共為革命而努力。部隊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導演下,走上講台,面對著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嚨哽住,隱痛難言!但又不能不說話,只吶吶地簡單的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昨晚上級派員來肅清本師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是本師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要自己檢討,自問良心,有沒有反革命的企圖與行動?如果沒有,自然不必驚慌。關於本師肅反詳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請黃政委向各位報告』。隨後,便由黃蘇作了一個說明,這一幕悲劇才算結束。可是,部隊中指戰員的情緒,仍是非常不安;陸續的逃了二十多個戰鬥員,兩個排級的指揮員。」

不幸的事情連續發生,使龔楚對中央蘇區的措施,甚感困擾和懷疑?整肅的劫運雖沒有臨到他的頭上,至少也有點不安的心理。他為了要明了更多的問題,特別到長汀去找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和他商談,他是龔楚多年的老朋友,知道龔楚不會出賣他,所以就把全部真實情況詳細的告訴了他。

龔楚在回憶錄中說:「綜合他的談話,關於屠殺AB團分子的肅反運動,概述如下:

AB團,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國民黨右派高級人士在南昌發起組織,大約半年後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內,尚有少數AB團分子,自動自發的活動。朱、毛紅軍到達贛南,展開了蘇維埃運動,建立了閩贛蘇區時,這些少數的AB團分子,早已逃出蘇區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國軍準備進剿江西朱、毛紅軍時,AB團分子又準備進行活動,以配合國軍進剿行動。十月間,朱、毛占領吉安縣城,曾搜獲一些AB團活動的資料,其中有AB團分子派人送信給李文林父親所簽的收條,因為當時李文林是贛南特委書記,又是東固地方革命領導人物;朱、毛對他並不懷疑,對他父親也末採取行動。十月中旬,毛澤東以進攻南昌、長沙的失敗,是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且鑑於當時國軍準備圍剿形勢的緊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提出反對李立三進攻大城市路線,主張紅軍回蘇區打游擊,當時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軍政幹部所反對,如第三軍軍長黃公略,第二十軍軍長劉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領導同志所反對,但最後還是同意了撤回贛江東岸蘇區的主張。紅二十軍原是東固工農武裝所編成,亦遵命退回東固、富田一帶擔任對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駐瑞金。當紅軍全部退回蘇區後,毛澤東以李文林家裡是東固的大地主,過去領導東固革命鬥爭既不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採取了階級妥協的改良主義;現在又積極支持李立三,反對他的主張,非常憤怒,便以AB團的名義,加諸他的身上,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造成富田、黃陂大屠殺的悲慘事件。在進行肅反運動的執行工作時,將逮捕的同志,嚴刑拷打迫供,被審訊的,初雖不認是AB團分子,在嚴刑之下,無法忍受,只得胡亂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覆迫供,牽連甚大。所謂AB團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廿軍全部消滅了。

當我了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盧永次堅持要龔楚在他家裡吃飯,並告訴龔楚:「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準備送他到大埔附近,你買不買東西?我可以替你帶回來」。龔楚問他:「二嫂,是不是再回來?」他說:「不一定再回來,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個星期,將需要買的東西購妥後,我才回來」。當時龔楚提出:「紅軍正需要購西藥,可托她在香港購買。我自己即要買一枝墨水筆和一個手錶,並要帶五十元給我妻子作零用」。他聽了滿口答應。

「我為此特和羅炳輝軍長商量,在軍部、師部的經理處及福建省黨部,湊集了一百兩黃金,請盧永次的太太購買西藥;另外給她二百元,作為購物之用。

誰知身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盧永次,就這樣堂堂皇皇的以送眷為名,竟一去不返,脫離了中共。但我托他買的墨水筆和手錶,卻寄到給我,看來他對我總算夠交情了,我很感謝他。」

龔楚回憶說。

1934年10月,紅軍大逃亡後,龔楚被任命為中央軍區參謀長,負責率部留在原地進行游擊戰。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裡面的一張抬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擦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為門口比較清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著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他們見到我如看到久別的家人一樣,不住的流著眼淚,問我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工作崗位。我見到這些同患難共生死的老同志,內心痛苦極了,明知他們的生命在十天內要完結,但又不敢將秘密對他們明言;我經過考慮後,望望門口的特務員,見他們不住的在喝茶,並沒有注意我們的談話,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拼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只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我付過茶錢,乘著馬,緩緩地似遊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著山地向安遠逃走,幸而他們沒有在中途被攔截,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秘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為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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