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七零九」無疑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血腥點。「七零九」被認為是「律師劫」,它也是中國民間社會的大劫,因為滅掉律師這個階層,國家就肆無忌憚了,習近平張狂的今日,來自「七零九」這塊血石,未來歷史必定聚焦「七零九」前前後後;而中國民間社會的消失,正是中共「馬基雅維利」化的結果,這個黨在滅掉了民間之後,它也收拾酷吏,將其一個個下獄,以建構其領袖的個人獨裁,這是德國希特勒、蘇聯史達林的制度模式;今天我們看到習近平越來越殘暴,那是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馬基雅維利」化而來的,中國的崛起,奠基於經濟起飛,更依仗體制的冷血化,這樣一種「現代化」,不是一個極好的政治學課題嗎?】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眾的大規模公開抗議,鄧小平陳雲皆視為「生死存亡」,此後警察暴力逐漸蔓延到社會面,武裝警察尤其是「國家保全局」越來越成為政權依賴的支柱。1999年春的「法輪功」中南海請願事件後,中國司法當局濫施拘捕、刑訊、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國保」幾成今日「蓋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帶來的驚嚇,又加劇了這種暴力泛濫的趨勢,失蹤、超期羈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殘暴水平,已將「公權力」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
尤其鄧後實行的(政治局)常委負責制,其中必有一人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統一指揮國家暴力對社會和民眾的施虐,無情而有效率,創造了「國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業絕不止「蓋世太保」式警察機構,而是黨組織與政府機構雙雙染血。近三十年來,除了對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社會工作者、民間志願者、冤屈訪民的常規性鎮壓、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國家暴力主要是兩種:暴力計劃生育和鎮壓法輪功。
「東師古村」,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205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905」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2008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萬,到2012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周永康已經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羅干,隨「六四」屠夫李鵬進入中共頂層,操辦屠殺之後的「大清洗」,旋即奉命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政策,以「邪教」定罪,以「蓋世太保」性質的「610辦公室」專職迫害功能,以遼寧馬三家勞教院、廣東三水勞教所、長春朝陽勞教所等拘禁、關押、酷刑法輪功信徒,強迫「轉化」,民間受害者給羅干封的綽號是「中國貝利亞」、「康生第二」。然而「羅干第二」又更邪惡,則是這個制度使然,周永康當政四川期間,便以殘酷鎮壓法輪功為「投名狀」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後,其最為詬病的暴行,是將中國從死刑犯身上獲取移植器官的由來已久的這一「政府行為」,擴大沿用至法輪功囚徒,但是國際間對此「活摘」罪行的調查、搜證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見此舉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這個體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組織了一個自己的集團,乃是近二十年從這個體制暴露出來的一個龐大黑社會團伙,其染指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地域橫跨東北、西南、華東、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員囊括整個中共幹部系統,這個規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團」媲美。但是,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統,發跡於「大慶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個英雄、神聖之地、「鐵人王進喜」誕生之地、毛澤東欽定之「紅旗」、中國「時代精神」凝聚之處,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權力中樞輸送一個邪惡的「石油大鱷」?或許,我們恰可以從中找到「淬鍊」周永康的元素:「大慶」只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工業急救版,一個準軍事化的快速部署團隊,其「精神」偏偏是慾壑難填,中國石油系統內部毋寧充斥著蠻幹、硬賭、欺下哄上風氣,周永康出類拔萃於其間,恰好是一個絕妙的佐證。
六四屠殺以後,中共建制的總綱領,是在所有領域增強控制手段:
1、鎮壓組黨於萌芽狀態——民主黨
2、監禁劉曉波以拒絕"零八憲章"運動的溫和政見
3、鎮壓民間會社——法輪功、獨立中文筆會、家庭教會(即使不抗爭)
4、控制大專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義抵消自由主義
5、把讀書人跟黨綁架在一起——中國傳統:大眾聽識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發育。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引發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導致該制度的廢止,被稱為"Web2.0與維權運動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為產生了一個網際網路的新空間,"獨裁者學習曲線"對此還沒來得及反應。比較"茉莉花"和"709"兩次大逮捕,2011年國內受突尼西亞影響、借網際網路協調而成功發動抗議,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採用非法的方式來應急,搞綁架或者失蹤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監居、逮捕,然後審判、判刑,因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討論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才合法化。
這個三十年裡,中共一方面通過經濟、立法、外交等各層面的措施加固、升級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權觸角下探到「十戶長」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間這一端,則是伴隨著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出現了社會犬儒化、民間碎片化、抗爭原子化的悲慘局面,令組黨路徑無社會基礎,「天鵝絨革命」無空間,以致台灣、東歐的轉型經驗和所謂「茉莉花」模式,中國都無法借鑑,所以儘管民間因強征土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等因素,不斷爆發大規模的無組織抗爭,看上去熱鬧非凡,卻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政治後果。
你可以看到,這個體制的"學習"能力有多麼強,他們如果沒有"生死存亡"的緊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鋒、許志永等新生的一代異義群體,他們一腔熱血,充滿正義,也頗為機智,但是幾乎都是單打獨鬥的孤膽英雄,身後沒有一呼百應的民眾,所以他們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國家機器的兇殘懲罰,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比死還要恐怖一萬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絕大多數維權人士並沒有預見到習近平會下這麼大的狠手,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門一代",他們不相信鄧小平會開槍。
所以,雖然我們看不到組織和革命黨,看不到成熟的領袖,但是中國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陳勝吳廣、遍地都是孫中山毛澤東,然而民間卻在無端地浪費英雄資源,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機制,如何把旁觀的民眾轉換成公民抗爭的隊伍;或者說,在一個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創造"反抗者學習曲線",這個問題反映出民間還是缺乏創造性人才。八月初銳鋒律師事務所案件判決,透露了國內民間領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和建設未來國家五大方案:"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這肯定是極簡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裡,顯示大家的思考還很初級。
今天老百姓和統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維權性的集結,反而門檻很高、觸發點機率很低、不易產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視為顛覆體制的唯一選項,可能是八九運動留下來的一個集體無意識,需要重新評估。最近的「白紙運動」,再次點燃人民對"大規模政治集結"的強烈期待,就是一個驗證。
然而,民間社會的碎片在哪裡?這些年嘗試的「網絡虛擬集結」、低組織但不是低保密的團隊組建、那些從「共同體情感」、「命運共同體」凝聚的力量必定還在。中國人還要走過那些步驟和台階——經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兩黨纏鬥二十年、四九後歷次整肅運動、文革和八九,那些秘密會黨、地下黨、白區黨、大學生結社、工人群眾組織等等記憶和本能,儲存在幾代人的記憶庫里,也在等待一個大時代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