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
昨天那篇寫完，不少人來找我辯論——是真的辯論，很少人開罵，但大體上，他們都強調一點：張文宏的不少觀點是錯誤的（至少不全對），饒毅對他的批評沒有問題，至於態度，那只是不值一提的小細節。
這是一個邏輯閉環：只要你承認饒毅的正確性，就會發現別的都不成問題。不知他們是否意識到，自己其實是在印證了我的觀點：對這些一元真理觀的信奉者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對錯，而不是多元、寬容與規則。
有一位倒也不否認張文宏改變了社會認知，承認公共衛生必須考慮人的感受，但在他看來，關鍵的問題是：如果張文宏科學素養不足，論斷竟是錯的呢？那麼謬種流傳、妖言惑眾，豈不是禍害更甚？
這樣一來，痛批非但沒錯，反倒應該毫不留情才是。試想一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壞蛋可以裝作無辜可憐，但不管怎樣都改變不了其本質，誰要是看不慣饒毅的大字報，把除惡務盡的堅決看作是殘酷，那就是像唐僧一樣的糊塗蛋。
正因此，饒毅痛批的鋒芒不止指向張文宏，還有其支持者。張明揚因為撰文力挺張文宏，嘲諷饒毅只是基於立場和利益，已經被他封為「二十一世紀秦檜的首席候選人」——不少人都覺這樣的破口大罵不免「失態」，連他的支持者都說「饒老師跟社科的較什麼勁」，是啊，為什麼？
我想原因在於：饒毅自認真理在握，以「尊重科學」為名，難以容忍任何「錯誤」。他不僅擔心民眾被誤導，更進一步說，也不信任民眾有獨立的辨識能力，畢竟事實證明他們容易被「心理按摩」誘惑。
根據這種精英主義的視角，群氓和知識精英之間當然是不平等的，難道你能讓一個民科和教授平等探討學術前沿？普通人無法掌握真理，也不必問為什麼，就像吃藥，不需要知道原理，照醫生說的做就是。
這樣，公眾只是被動的容器，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識別出真理化身並追隨他，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他們就是愚昧的庸眾，配得上他們的苦難。
《三體》中的羅輯
中國社會常有這樣一種父權制的論調：庸眾的原罪，就是誤識、誤解自己的英雄，也不知感恩。
在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中，主角羅輯是地球的救世主，到頭來卻被視為不可理喻的怪物加以放逐，外星入侵的懲罰隨之降臨到這些不知感恩的愚昧人類頭上。末日審判的災難印證了他的正確性，這些螻蟻般的眾生活該永遠為之懺悔。
我的朋友左林曾評價這種集體潛意識：
對於大劉這樣的人來說，他們的天真之處在於，幻想的這個全能的決策者是大公無私的，只為了整個團體考慮。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當你給予一個人這樣的權力的時候，他的出發點馬上就變成保存自己的權力，而不是群體的利益。比如說羅輯，他那個執劍者的權力，難道不需要隨時保持嗎？不需要用大量的權術嗎？
這確實也是饒毅的思維盲點：雖然現在不乏有人質疑他抨擊張文宏是出於利益相關，但他一直以「科學權威」的非功利形象示人。既然他是正確的、無私的，那麼也就不需要反思了——畢竟，有錯誤才需要反省，正確的為何要反省？
他撻伐張文宏的支持者們在「造神」，讓很多人誤以為他是反權威的，但他真的反對「神」嗎？確切地說，他反對的是「偽神」，但並不反對「好的權威」——他自己就是。
那麼，為何他就有權批評別人？不少人都覺得他越界了，一個從未做過臨床的科研人員，哪來的底氣評判傳染病和病毒學？
饒毅的一位支持者對我說，醫學只是診療技術，而科學則是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原理，「如果閣下清楚兩者的區別，相信你會理解饒毅的不客氣」。本來，我認為公共醫學新範式中，改變公眾認知等等對應對危機也很重要，強調跳出狹隘的框架，不能僅從單一維度去評價張文宏的貢獻，但他反問：「新範式是科學嗎？」也就是說，在他看來，「科學」是狹義的，公共醫學中除了硬核的學術研究之外，都不是科學處理的對象。
要說底氣從哪裡來，就從這裡來：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並不是和臨床診療平行的一個門類，而是根本原理，猶如指導所有實踐的原理。實際上，饒毅本人在懟鍾南山時就已透露過了：「要懂得病毒流行，需要一定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知識。」言下之意，如果不懂他本人擅長的領域，那就沒資格談病毒流行。
金冬雁
在饒毅和病毒學專家金冬雁的兩場交鋒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兩種不同的「權威」形象。其中有這樣一處細節：饒毅認為「不考慮年齡、基礎疾病、疫苗接種情況」，就認為99.6%的新冠病毒病都是自限性自愈性的，乃是「不負責任的」；但金冬雁說，這是統計數字得出的基本事實，而「將基本事實告訴民眾，是負責任的表現」。
這其中透露出來的是：饒毅所說的「負責任」，大抵是指權威周全地考慮所有情形，才能將絕對正確的結論公之於眾；而在金冬雁眼裡，公開、透明地說出事實，才是「負責任的」。
恐怕正因為饒毅認為權威負有無限責任（可能他也是個律己甚嚴的人），他才追求萬無一失的絕對安全，認定放開會有嚴重後果，所以他判斷疫情還會反覆，需要繼續管控；但在金冬雁看來，專家只負有有限責任，在綜合權衡各方面代價的基礎上，幫助全社會儘快走出疫情陰霾，這個過程肯定有風險，但那是一個概率問題——當然專家也可能出錯，只不過探索到的每一步都公開說明，不斷改進就是。
這也涉及到對「科學」的不同理解：它是絕對正確的真理，還是不斷探索未知、修正假設的過程中的一系列實踐？兩種看法也許各有道理，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一個專家主宰的風險社會中，我們的認知是不斷調整的，專家本身也可能犯錯，畢竟他不是神，也是人。
疫情這三年來，無論是哪個專家，恐怕都經歷了祛魅，沒有誰被證明是始終正確無誤的。張文宏說的當然也不一定都對，但聽不聽你可以自己選擇，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饒毅試圖剝奪這個選擇權，理由是張文宏的錯誤證明他是個假權威，那意思是說，你選擇的自由，是以正確的選擇為前提的。
實際上，他誤解了「張文宏現象」，許多人是經歷了三年來的種種事件之後，才選擇了信任張文宏其人，但不見得就將之視為神一樣的完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判斷。換言之，饒毅所攻擊的「造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他內心恐懼的投射。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知識精英都有一種恐懼，認為由民眾各自判斷，將出現一個混亂的反智社會。民眾確實有可能會選錯，但那也是他們的權利，何況，想要始終蒙蔽他們也是極難的，民眾集體做出的選擇，一定就比不上少數精英的判斷嗎？
相比起專家的一兩個過錯、人們偶爾被蒙蔽，我更害怕那些自視絕對正確、無私的權威，因為他們渾身自信，不承認自己的有限性，卻對自身理念可能造成的複雜深遠後果欠缺反思。劉鶚曾在《老殘遊記》中感慨過這種道德自信的惡果：「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
如果這種自信和使命感僅限於自己專業領域，那當然無可厚非，無論饒毅關於防疫說了什麼，好像也沒人質疑他是專業領域的頂尖學者；但當他進入公共討論的鬥獸場時，首先就應當充分考慮到自己觀點可能引發的複雜社會反應，那些並不都是憑藉「科學」的權威所能解決的。
在這樣一個不斷變動的意見市場上，不同的觀點都是平等的，如果他想要公眾信從，那就應當想辦法去贏得他們。此時，專家們應該保持謙卑，儘可能充分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供公眾自由選擇判斷，而不是浪費精力去抨擊競爭對手的錯誤，憤恨人們沒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新的一代公眾已經成長起來了，疫情三年更是教育了無數人學會如何在紛繁的信息中進行篩選、判斷，對於想讓我們交出選擇、判斷權利的人，有必要加以懷疑，這就是為什麼要警惕饒毅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