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個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令同僚驚艷的「紅杏尚書」。他的父親宋玘，曾在常州當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將處決，宋玘必拿著判決書告訴囚犯：「爾罪應死，盡召家人，使之相見。」還給死囚安排了比較豐盛的最後一餐。臨刑之際，「囚皆叩顙感泣」。待犯人伏法後，又替他們請來僧人「誦經懺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對宋玘說，「若勿化有知，當為宋府君作狗馬償厚德。」
我們當然可以說，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過我這裡不準備過多強調個人的美德，因為宋玘所執行的，並不是他本人的獨創，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確定下來的死囚「臨刑關懷」制度。根據宋朝的立法，這套「臨刑關懷」制度包括七個層面：一、死囚被處決之前，「仍先給酒食」，允許犯人的最後一餐吃好喝好；二、「聽親戚辭訣」，犯人享有在臨刑前會見親人、進行人生告別的權利；三、「示以犯狀」，即當眾宣讀犯人的罪狀、判決、斷由（法律依據），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東西塞住臨刑死囚之口，要允許他說話；五、若死囚「翻異（翻供喊冤），或其家屬稱冤」，必須中止行刑程序，快馬「遞申提點刑獄司審察」（《元豐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時分（黃昏）行決，「經宿乃許收瘞」，屍首第二天由親屬領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撓；七、沒有親屬、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給予體面的安葬，「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其棺並用官物造給，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上，書其姓名」（《天聖令》）。
當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盡召家人，使之相見」，還請了僧人來替被處死的犯人念經超度，這種指向終極關懷的「臨刑關懷」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會允許神父進入監獄為死刑犯禱告的人道主義做法，毫不遜色。所以，我們不必奇怪為什麼眾死囚要對宋玘「叩顙感泣」，甘願來生「作狗馬償厚德」。
宋代的死囚「臨刑關懷」制度，並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而是來自於華夏的優良法制傳統。至遲在唐代，政府已經立法確立了「臨刑關懷」制度。《唐令·獄官令》規定：「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即黃昏）行刑」；「決之經宿，所司即為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葬」；「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埋瘞，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冢上，書其姓名」。五代時，軍人專權，烽煙四起，法紀也成為一紙具文，以致「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令給喪葬行人載於城外，或殘害屍洌」。後唐的法官張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拋屍荒野，建議政府沿用唐令中的「臨刑關懷」原則。朝廷「從之」。宋朝建立後，將唐代的「臨刑關懷」制度繼承了下來，並把它發展得更加完備，比如立法強調「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這等於從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臨刑稱冤」的權利。唐代時，武則天曾將犯人封口處決，破壞了「臨刑稱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對武則天敗壞法制的撥亂反正。
這一死囚「臨刑關懷」制度的背後，蘊藏著古老的「恤刑慎殺」司法理念。或者換個說法，中國傳統文化深處的「恤刑慎殺」理念，催生出了死囚「臨刑關懷」的制度。我們的先人認識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人死不能復生，死刑一旦實施，便不能逆轉，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於對人命的珍視，中華文明在很早時候就發育出「疑罪從無」的思想，《尚書》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宋人蔡沈對這個古老的司法原則作了一番解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還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我們今日的司法講究「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但有時候兩者是有衝突的，不可兩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與「可能縱」中二選一，而我們的先人與現代文明國家，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寧縱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思想，比較注意恤刑慎殺。雖然宋代幾乎每年都會判處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這些死刑犯的大多數最後都獲得了減刑，沒有被執行死刑。實際上被執行死刑的人數，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證確鑿，犯人必須以命抵罪，畢竟也是剝奪一條人命。對於剝奪生命的極刑，古人表現出極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許「秋後問斬」，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時間不能執行大辟之刑，因為古人相信在春夏時節處決犯人，違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對於即將被法律剝奪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現出起碼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臨刑關懷」制度。北宋哲宗年間，由於地方司法當局對這套「臨刑關懷」制度的執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縣對臨刑的死囚，「以紙錢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執法人員圍著「傳呼鼓譟」，導致其「雖欲稱冤，無復有可言之理」，也妨礙了親戚輩「與囚辭訣」。朝廷認為「此其間不能無濫」，存在著濫殺犯人的司法腐敗，便派遣「諫官、御史分決諸城畿甸之獄」。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領受了這項任務，但他告訴皇帝：「臣之此行，不過辦決一時囚系而已。」意思是說，這種委派欽差大臣下去辦案的整風運動是治標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麼什麼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議，朝廷應該「戒敕獄官，務在遵守」《元豐令》所規定的「臨刑關懷」制度，「若尚敢違敕，令統轄官司覺察按劾，並許被苦之家申訴，立為受理。不奉法者，並以違制論」。只要嚴格執行制度，「積年之弊，自此頓革，輦轂之下，無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議，「詔刑部立法以聞」。
我們不敢說「臨刑關懷」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實行下去，更不能說宋代已實現了「輦轂之下，無有冤人」，不過應當承認，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備的「臨刑關懷」制度，而且立法規定「不奉法者，並以違制論」，對違制的司法機關，鼓勵台諫官彈劾，允許「被苦之家」控告，確實是難能可貴。因為，即便是一千年後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這一點。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