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2022年出現負成長，是61年來首見。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認為，這將對中國經濟帶來雙重挑戰。
克魯曼18日在紐約時報專欄撰文指出，許多觀察家對中國的統計數據高度存疑，或許更正確的說法是，「中國已經宣布國內人口降低」。無論如何，顯然中國人口正在或將要觸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眾人的顧慮是擔心世界面臨人口過剩危機，北京政府甚至以「一胎化」政策抑制人口成長。如今，中國人口步向萎縮，有助於減輕地球有限資源負荷過重問題，難道不是好消息？
人口萎縮的經濟挑戰
就經濟層面而論，克魯曼指出，中國人口下滑將帶來下列兩大經濟管理問題。當局者若能思慮清楚並拿出政治意志力，問題未必不能解決。但北京當局能勝任嗎？令人懷疑。
第一個問題是，人口下滑也是人口老化問題。在當今幾乎每個社會，老年人都倚靠年輕人奉養。
例如美國有三大社福計劃，包括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前兩項明顯聚焦年長者，第三項的支出也多半花在年長及身心障礙者身上。這些社福計劃的財源從哪兒來？終將倚賴工作年齡成人納稅。眾人之所以憂慮美國長期財政展望，主因就在「扶老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走高，即倚賴工作年齡成人的老年人口比率日增。
相較於美國，中國的社會安全網更不成熟，但年長者仍依賴政府補助，尤其是公家退休金。而且，中國的扶老比正扶搖直上。這意味未來中國年長者將承受莫大痛苦，要不然年輕人稅務負擔將大增，或兩者皆是。
第二個問題也很嚴重。一個社會要保持充分就業，支出必須維封在夠高的水準，才能跟上經濟生產產能。
乍看下，人口下滑，產能隨之降低，這任務不就更容易達成？問題是，人口（尤其工作年齡人口）下滑，往往會降低一些重要支出，特別是投資支出。畢竟，假如勞工人數萎縮，就不必蓋那麼多新工廠、辦公大樓等；同理，如果家庭戶數減少，就不那麼需要大量興建住宅。
結果呢？其他因素不變下，工作年齡人口萎縮的社會將遭遇經濟持續疲弱。
日本經驗可作借鏡
日本就是明顯的例子。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工作年齡人口升到頂峰，之後就一直與通貨緊縮纏鬥，縱使數十年來利率盪到極低也無濟於事。其他富國也已開始碰到困擾日本多年的類似問題，只不過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國政府採取政策因應燃眉之急、引發通膨竄升，這些問題才暫時擱在一邊。
克魯曼認為，日本對人口下滑問題處理得當，藉由赤字支出支撐經濟，避免大規模失業。這麼做付出了公共債務居高不下的代價（債主大多是國內個人和公司），但未察覺任何跡象顯示投資人對日本償債能力失去信心。
中國與日本比一比
反觀工作年齡人口自2015年以來就走下坡的中國，也能處置得宜嗎？有充分理由存疑。
克魯曼指出，中國經濟極度失衡。經濟成長果實並未讓一般家庭雨露均沾，導致消費者需求相對偏低；當局選擇以極高的「投資率」—國內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刺激經濟成長，比日本1980年代末泡沫時期浮濫投資的顛峰水準還要高出許多。正常情況下，投資未來是好事，但極高的投資發生在人口下滑之際，其中一大部分的投資報酬遞減，無可避免。
就在此時，中國經濟不就是靠膨脹得離譜的房地產業在苦撐？看來，一場金融危機正等著爆發，只是遲早問題。
克魯曼說，長期觀之，短短數十載，中國就從貧窮的開發中國家躍為經濟強權，絕不是省油的燈，若一口咬定北京當局對因應人口問題束手無策，或許並不明智。然而，曾幾何時，日本也是傲視全球的經濟強權，現在呢？
重點是，經濟表現一如投資基金，過往績效不保證未來結果。人口挑戰會不會擊倒中國經濟？此刻無人知曉。但有充分理由表示憂心。聽悲觀人士描述中國現況，跟後泡沫時期的日本相似，但中國卻缺乏日本那麼高水準的社會凝聚力，可讓政府和社會推行政策緩和衝擊。況且，中國現在是超級強國，有個獨裁、善變的領導人，有誰敢示警，提醒儘早構思良策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