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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非法漁業 從掠奪捕撈到以性換魚的災難

一艘艘中國遠洋漁船成了犯罪的溫床,由於產業高度依賴移工、作業的地理位置偏遠,IUU漁撈活動常和人權侵犯問題共生,凌虐船員、人口販運,甚至各種死亡事件不斷浮出水面。人權剝削問題不只在船上滋生,工業拖網漁船的掠奪式捕撈,也讓西非婦女墮入「以性換魚」的悲慘命運。

西非漁場面臨掠奪捕撈,中國漁船被視為「魔鬼之船」,貪婪捕撈經濟魚種,也涉入侵犯人權問題。路透社

「這些人對我們施暴痛打。」加納船員Kwesi提起在中國拖網漁船上的遭遇,「漁船駛離港口後,加納漁工就淪為奴隸。」另一位船員Akondoh也憤怒控訴中國漁船的罪狀,「黑夜裡,漁船把燈關了,偷偷進入禁捕區,什麼魚都抓,大小魚都不放過。」

加納船員把中國漁船叫做「魔鬼之船」,船上生活有如煉獄,貪婪的拖網榨乾海洋資源,總部位在英國的「環境正義基金會」(EJF)記錄漁工的血淚指控,他們隱匿在幽暗的鏡頭後,不敢讓真面目曝光,腦海烙印著2019年加納漁業觀察員Emmanuel Essien的「失蹤案」,他盡責搜集中國漁船非法、不報告、不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簡稱IUU)的非法漁撈活動,下場卻是在海上「被消失」,迄今仍是一樁疑點重重的懸案。

中國遠洋船隊猖狂盜捕

翻開環境正義基金會的最新報告《一網打盡:中國遠洋船隊涉及非法、不報告和不受管制的漁業活動之規模、性質與企業結構》,2015年至2019年間與中國遠洋船隊相關的IUU漁撈事件總計有554例,最常見的違法行為是未經許可或授權的漁撈,共計有237例,占總數的42.7%,緊接是使用違禁裝備和捕撈違禁物種,分別占了11.5%和10.3%,其他犯罪行為還包括與身份或船旗相關的違規行為、未回報/申報捕獲量、捕鯊割鰭、在禁區內捕撈等。

中國遠洋船隊的犯罪行為分析也呼應了外籍漁工的親身經歷,環境正義基金會東亞經理邱劭琪指出,EJF在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間採訪了116位曾在中國遠洋船隊上工作的印度尼西亞船員,95%受訪者看過鯊魚被割鰭棄身,22%和38%受訪者分別看過海豚和偽虎鯨被刻意捕殺,以及34%受訪者看到海豹和海龜等其他保育類物種被捕獲或被殺。

中國工業漁船上的捕鯨行為。(EJF提供)

以漁具類型來看,拖網漁船甩不開「頭號罪犯」的嫌疑。邱劭琪表示,在554例IUU漁撈事件中,有350例可識別船隻的漁具類型,其中31%使用拖網漁船,包括底拖網、中層拖網和頭足類拖網,再來是延繩釣漁船占了28%,魷釣船占了20%,在已確認與中國遠洋船隊相關的非法漁撈事件中,這3種船型加起來占比近80%,圍網漁船則位居第4,占整體12%。

西非是拖網船犯罪熱區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類型漁船各自有其「犯罪熱區」。邱劭琪指出,懸掛中國船旗或與中資相關的工業拖網漁船的非法捕撈作業超過一半以上發生在加納、印度尼西亞和幾內亞的專屬經濟海域,占比達56%,另外還有15%發生在甘比亞和獅子山共和國(又譯為獅子山共和國);延繩釣船的非法漁撈事件有31%發生在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的管轄水域內,而公海(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未涵蓋的區域)是第二常見的區域,占了20%,其他常見的區域還有坦尚尼亞、索馬利亞和加拉巴哥群島的專屬經濟海域;魷釣船有高達61%的非法漁撈事件發生在阿根廷的專屬經濟海域,其次是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SPRFMO)管轄的公海,占整體16%,公海也占了6%,而數量最多的區域為南美洲周圍水域。

「我們從數據上大致可以看出漁船種類和地區的相關性,拖網漁船大部分是在西非國家作業,延繩釣則是在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管轄海域或公海上進行捕撈,魷釣船主要在南美洲附近。」邱劭琪歸納中國遠洋船隊的分布特性,「不管在哪個區域,中國的漁船數量都比其他國家來得多,所以發生非法捕魚的機會也會更高,當然這也牽涉到中國政府對自己船隊的監管能量和監管意願,或是他們的監管能力可能跟其他捕魚國家無法相比,同時資訊不透明和相對保護,使得NGO和其他沿近海國家沒有辦法發揮執法或監管的功能。」

西非海域的非法漁撈事件常扯上政治貪腐問題。(路透社)

此外,當中還涉及政治貪腐問題,邱劭琪進一步說明,這些特定漁船或漁業特別青睞某個地區除了和天然資源分布有關係外,也受到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影響,EJF的調查發現,中資企業在這些國家跟當地政府有密切的連結,以加納來說,中資漁業公司有非常嚴重的賄賂官員的情形,包括對漁業觀察員、漁業官員或是港口檢查員的賄賂,這造成當地官員可能對非法漁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沿海國內部政治的貪腐問題也讓這些非法漁船和非法漁業公司能夠在當地持續生存下去的原因。

虐待漁工和以性換魚

一艘艘中國遠洋漁船成了犯罪的溫床,由於產業高度依賴移工、作業的地理位置偏遠,IUU漁撈活動常和人權侵犯問題共生,凌虐船員、人口販運,甚至各種死亡事件不斷浮出水面。

環境正義基金會訪談的116名印度尼西亞船員來自88艘中國遠洋船隻,他們回報一系列違法的行為,包括身體虐待、恐嚇和威脅、扣留和扣減工資、債役勞動、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嚴重的超時工作。邱劭琪表示,EJF在加納的調查樣本數雖然較小,但結果顯示中國遠洋漁船上的加納船員也面臨類似的人權侵犯問題,受訪的10名船員都親身經歷或目睹過身體虐待、被迫生活在骯髒的環境中、吃缺乏營養的食物,以及喝不安全的飲用水而導致生病。

人權剝削問題不只在船上滋生,工業拖網漁船的掠奪式捕撈,也讓西非婦女墮入「以性換魚」的悲慘命運。邱劭琪指出,研究陸續發現女性受到魚類種群減少的影響特別嚴重,以西非的小規模漁業社區來說,大部分男性會出海捕魚,女性則是負責魚類加工和銷售,漁獲量減少而導致經濟收入不足,使得有些地區的婦女被迫從事性交易,或是必須轉向剝削性的金融貸款求助,來支應家庭生活開銷。

西非婦女在市場販售漁獲,隨著漁業資源驟減,女性愈加成為弱勢族群。(路透社)

女性成了遠洋漁業淘金和性別結構下的弱勢族群,邱劭琪以加納和塞內加爾在內的西非國家研究為例,「漁業社區的婦女缺乏獲得資本或其他資金的途徑,但在社會壓力之下,她們還是必須負責家計和養育兒童,因此在魚類資源減少的狀況之下,她們不只要顧家、顧小孩,還要想辦法從事小額貿易或魚類加工等經濟活動,面臨了雙重壓力和負擔。」

中國遠洋船隊的人權侵犯和非法捕撈引來國際關注,2022年12月美國宣布制裁大連遠洋漁業有限公司創辦人厲振宇和平潭海洋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卓新榮,以及與他們兩人有關的10家實體、157艘中國漁船。美國財政部的公告提到平潭海洋實業公司參與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並在印度尼西亞、東帝汶和厄瓜多涉入非法漁撈活動,而大連遠洋漁業旗下的「隆興629」在2019年2月出海後,長達13個月未在任何港口停靠,船員平均每天工作18個小時,吃的是過期食物,喝的是褐色的淡化海水,有5名船員喪命,其中3人的遺體被丟進大海。

中國遠洋船隊由國營轉向私營,所有權結構的變化鬆動了中國政府對漁業企業活動的控制。(法新社

國營企業名列黑名單

這個制裁行動也呼應了環境正義基金會報告中的中國遠洋船隊「黑名單」,以2015年至2019年期間IUU漁撈犯罪紀錄排行榜來看,平潭海洋實業有限公司(包含旗下福州宏龍海洋水產有限公司)名列頭號慣犯,公司有188艘船,非法捕撈紀錄有25起,接下來依序是中國萬向控股有限公司/萬向三農集團有限公司,福州東鑫龍遠洋漁業有限公司、大連金沐投資有限公司、山東省中魯遠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中,福州東鑫龍只有2艘船,違規次數卻有15起之多。

中國國營企業也涉入非法勾當,國家機器儼然扮演「共犯」角色。邱劭琪指出,以犯罪紀錄最多的前5個公司集團來看,排名第5的山東省中魯遠洋漁業為國有公司,而名列第2的中國萬向控股公司則有部分是國家持股。事實上,在這次報告分析的554起IUU漁撈事件中,有82起由完全國營或部分國營的企業所為,占比約為15%,然而這只是保守數字,因為一些中國遠洋漁業公司在海外設立合資企業,這些公司參與的IUU漁撈卻無法被算入。

邱劭琪表示,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發展遠洋船隊,一開始大部分是國營企業的船隊組成,後來中國經歷改革開放,許多國營的遠洋漁業公司漸漸轉為私營,目前絕大多數的船隊屬於私營,有人認為,這種所有權結構的逐漸變化鬆動了中國政府對漁業企業的控制,而懸掛第三國船旗、未登記在遠洋計劃中的中資漁船也與這個變化有高度相關性。

中國遠洋船隊的治理權來自國家級和省級兩個層面,雙重治理模式也衍生各種弊端。邱劭琪一針見血直指問題核心,「中國遠洋船隊的治理權部分下放,導致中央和地方之間存在一些矛盾,因為國家層級對永續發展的需求無法與地方的經濟野心達成一個平衡。」

根據2017年「十三五」計劃中的國家遠洋漁業戰略,中國農業農村部確立在2020年底前將全國遠洋船隊規模限制3000艘以內,並將獲準的遠洋漁業公司數量回到2016年的水準。邱劭琪表示,控制船隻數量和總噸位的國家目標,與要進一步發展遠洋漁業產業的地方目標相互矛盾,這些沿海省份地區為了達成地方糧食安全和豐富「菜籃子」指令,以及執行打造「海洋強省」的任務,省級和地方政府會提供各種補貼和獎勵,例如鼓勵當地公司從其他省份購買船隻,或吸引其他省份的公司來到當地投資或註冊,或是將漁獲省、地級交易中心進行交易,所以在中央和地方目標的衝突之下,難免會有一些執法的問題或矛盾產生。

有害漁業補貼巧立名目

有害漁業補貼也是中國遠洋漁業長期為人詬病的問題,去年底美國財政部的公告揭露,2021年平潭海洋實業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福建省平潭縣遠洋漁業集團有限公司從中國政府得到1900萬美元補貼,以鼓勵其發展遠洋漁撈產業,滿足中國對海產品的需求。

中國透過鉅額漁業補貼養大遠洋船隊,圖為停靠在烏拉圭港口的中國工業拖網漁船。(EJF提供)

2022年6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各成員國達成「終止有害漁業補貼」的歷史性協議,這一個棘手的談判延宕21年才落槌,為保護海洋資源跨出歷史性的一步。

邱劭琪指出,根據海洋環境保護組織Oceana委託中國海洋研究所的分析報告,2019年中國的有害漁業補貼達到人民幣240億元,其中補貼給遠洋漁業就占了49%,高達人民幣118億元的巨大金額;中國政府表明會順應世界潮流支持協議,然而2015年中國承諾要開始淘汰燃油補貼,實際上卻是換了名字繼續存在,而且名字還換了兩次,2015年燃油補貼併入了漁業發展基金下面的「國際漁業資源開發利用」項目,2021年這個項目又被改名為「漁業資源調查養護和國際履約能力提升」,目前中國遠洋漁船的年審規則流於紙上評估,規則鬆散且有很多弊病,無法真正反映出漁船的非法行為,達到懲處非法漁船、減少有害補貼的成效。

環境正義基金會的《一網打盡》報告凸顯了中國政府無法有效控制和規範其遠洋船隊,也提出中國政府應朝向三大方向提升監管能量,包括採取最佳營運方式和強化國際合作、加強制裁能力,以及落實永續發展和透明度,洋洋灑灑的內容寫照中國遠洋漁業的脫鉤現況。

這一張漏洞百出的監管破網沒補好,再強大的遠洋船隊也躲不過海洋資源耗竭的劫數了。

責任編輯: 楚天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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