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這三年的疫情，從上到下可能都缺錢了。
且不說公務員減薪的傳聞不絕於耳，山西人口少於15萬的小縣已開始試點精簡機構；武漢在推行醫療改革；最近，各地各部門還頻繁喊話，強調「擴內需、促消費是恢復經濟的核心關鍵」，尤其是要挖掘中低收入群體「巨大的消費潛力」。
要刺激市場需求，除了投資之外，確實得靠消費拉動，問題是誰來消費？消費的錢又從哪裡來？
專家們倒是也說了，要讓中低收入群體花錢，「既需要從根源上提升居民收入，也需要不斷拓寬消費場景，吸引居民消費」。這話聽起來沒毛病，但他們自己恐怕不是中低收入人群，不知民間疾苦：在對未來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下，就算是收入有所提升，人們現在也不敢放手花錢了。
更何況，現在對絕大部分普通人來說，談什麼消費遠不是當務之急，迫在眉睫的是怎麼去多賺錢來養家餬口——根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數據，一半中國家庭的儲蓄最多只夠支撐3個月，也就是說，只要3個月沒活干，7億人就得喝西北風。
錯位之處就在這裡：老百姓考慮的仍然是「如何吃飽飯」，但專家們的思路已經跳到了第二步——「你們賺到錢」是手段，「讓你們花錢」才是目的。既然前者從根本上說並非目的本身，要說他們真關心過普通人如何過得好，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不相信的。
本質上說，這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設想：提出建議和舉措，是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你們得配合。民眾在這裡不是主體，而是客體。
在武漢醫療改革後，有一種論調認為，反對醫改的那些人，其實是醫改的最大受益人，他們只是被蒙蔽了。然而，問題的關鍵是：人們有權自己選擇，而不是由別人來告訴他們，什麼才是對他們最好的。2003年，丹麥曾賦予老年人在私人和公共護理之間進行選擇的權利，因為「只有公民才知道什麼是對他們最有利的」。
這些天來，一直有很多人問我對「拼經濟」措施、醫療改革等變動的看法，我既不是經濟學者，也不是公共政策專家，但我了解一點歷史：從中國歷史上來看，但凡這樣密集出現的財政改革舉措，都是因為沒錢了，而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如何更高效地搞到錢，以應對內外部的挑戰。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裡就談到，中晚唐為了應對危機下的新形勢，
財經制度亦有很大的變革，其變革幅度之大，次數之多，前所未有。在基本上，這些變革，都是對當時問題或挑戰的響應，譬如面臨安史之亂，龐大軍費無著，不得不整頓鹽政——後來，宋代亦利用鹽政，解決軍糧運輸問題；代宗因奔陝州，陸運所費不貲，不得不改革漕運；由於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糧，從而演變為兩稅制；中唐以後，商業發達，對錢幣需求增加，因幣材供給有限，以致出現飛錢；北宋平蜀後，蜀人因鐵錢不利於流通，乃創出交子。
明清時代的稅賦制度，原本是一種靜態化的設計，所謂「永不加賦」的「仁政」，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政府應當以低成本維繫社會的安定，不要增加額外的開支。這看似非常美好，但最大的缺陷就是難以應對內外部的形勢變動，一到非常時期就左支右絀。
其結果，當晚清內憂外患接踵而來時，上上下下不得不挖空心思開徵新的附加稅名目。哪怕是像新政這樣現在看起來產生相當正面影響的現代化事業，對普通百姓來說恐怕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因為現代化事業都很花錢，而且從鄉村汲取上來的錢，最終往往都花在了城市裡。
單純從數字來看，這些賦稅負擔相比起英國這樣的已開發國家來說，似乎也並不重，根據經濟史學者王業鍵的測算，清代田賦的絕對值到清末雖有所增加，但因為通貨膨脹，民眾的實際負擔甚至還有所減輕。
這裡的關鍵問題可能不在這些字面上的數字本身，而是如James Scott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所言，對農民來說重要的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剩下多少」。值得補充的是，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被拿走之後，作為交換，得到了什麼」。
近代的威尼斯和英國之所以能以極高的效率調動社會資金，除了其先進的財政機制、民間相對富有（即便貢獻出20%的稅收也能承受），更重要的是賦權：國家就像一家股份公司，它可以發行國債、收取稅金，但也必須對股東負責；納稅人也就像認購了股份一樣，有權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甚至主動參與公司的管理，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自願投入，因為個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已合為一體。
這乍看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但即便在英國，也是經過了漫長的反覆博弈才達成的社會共識，為此還打了不止一場戰爭。英國內戰的起因極為複雜，但歸根結底，就是國王試圖不經議會允許而任意徵稅；一百多年後的美國獨立戰爭，則可以看作是英國內戰的延續：英國為了彌補七年戰爭帶來的虧空，試圖向北美十三殖民地居民加徵稅收，而當地居民的主要訴求就是「無代表，不納稅」。
我們沒有這樣的傳統。近代中國的財政結構在推動變革時，雖然迫於形勢極大地提升了效果，但卻並不以「賦權」作為交換——納稅更像是一份義務，一種榮譽（「納稅光榮」），而不是用來交換和博弈的籌碼。你交了錢，買到什麼服務了嗎？
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人確實堪稱全世界最溫良的民眾，無數人也真心相信「舍小家顧大家」，相信所有人都儘自己所能地付出，才能應對內外部的嚴峻挑戰，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
公平地說，中國近代之所以能挺過來，並從一個落後的國家走到今天這樣，至少部分也得歸功於此。然而，我們現在或許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面臨著抉擇：原有的道路是不是還要一直這麼走下去？
沒錢了，當然會倒逼改革、開源節流，該精簡的機構就得精簡，但更重要的不是「想辦法搞到錢」，而是要想清楚「錢從哪裡來」。
有必要反覆講的一個常識是：政府本身不創造財富，其稅收都是社會本身創造的財富所帶來的。僅僅優化提升汲取效率，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重要的是轉變模式，以人為本，去促進社會自身繁榮的源頭活水。
也就是說，要達到目的，恰恰需要先全心全意地完善手段。這就像做企業，如果你只想著賺錢，很可能事與願違，但如果你以用戶為中心，做好產品和服務，那麼市場是公平的，錢自然會滾滾而來。
哪裡能做到這一點，哪裡才可能有不一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