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革年代，中央文革小組的講話是從不「過夜」的，紅衛兵的小報和傳單旋風似的傳遍全國，這些「紅色電波」對運動產生了呼風喚雨的作用。所以說，上邊打個噴嚏，下邊就要感冒，哪怕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各地來京的造反派時說：「公安機關十七年來干盡了壞事，要打倒、要砸爛。」參加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領導。
1967年1月17日，北京政法學院群眾組織「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警局，打響了向公安機關奪權的第一槍。公安部長謝富治即時表態堅決支持「革命行動」。
18日，地處東北邊陲的小城丹東，在市警局樓前發生了一場「奪權」的預演。
丹東市八三一造反派（以下簡稱「八三一」），即市直機關紅色造反團（幹部）、職工造反總部（工人）、紅衛士（警察），二中「八三一」（學生）等，組織了萬餘人上街遊行示威，最後一站是警局門前，他們高呼口號：
「一月風暴萬歲，老子要奪警局的權！」
「打倒走資派鄭世忠！」（警局長）
接著，唱起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警局長組織了警察隊伍守衛大樓，齊聲背誦「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毛澤東《西江月井岡山》）。馬路上人山人海，當晚，在混亂中發生了車禍，一個女工（高淑芝）被汽車壓死。這時，樓前台階上一人喊道：革命的同志們，這不是「交通肇事」，而是警局在「鎮壓」革命群眾，我們要向警局討還血債！在他的煽動下，人群在「討還血債」的吶喊中向警局大門衝去，但幾次衝撞都被警察阻擋，因此，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有的學生人受傷了。最終，不歡而散。
（二）
次日，「八三一」在青年廣場舉行了控訴大會，有女學生（三中林平）等人上台控訴在警局門前被警察打傷的情形。顯然，是為下一步的行動「煽風點火」，只不過革命群眾不甚瞭然。
會後遊行，「八三一」學生排成了六路縱隊打前陣，浩浩蕩蕩的隊伍來到警局門前。這時，約有5、600人的警察手挽手組成了人牆。「八三一」學生和工人組織了幾股墮胎衝擊「人牆」，有人（二中學生孫偉）喊起「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毛《憶秦娥婁山關》），於是，在「從頭越」的呼喊中，人牆變成了「人梯」，墮胎踏過人頭，撞開大門，像一股潮水似的湧入樓里。在內線「紅衛士」的引導下，又闖進了局長室，但空無一人，搜索的結果，在廁所蹲間逮著了局長。然後，把局長帶回辦公室「勒令」立即交出警局大印。局長皺了皺眉頭，只好拱手相讓。於是，「八三一」幾個頭頭在局長會議室召開了會議，決定成立丹東市警局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據曾參加此行動的二中「八三一」頭頭宋革命的回憶，軍管會的主任是印刷廠的一個工人（戰作君），實際上的「一把手」是蔣興惲（市直機關紅色造反團）。宋的同學李連海（高二一班）出任委員，還有一個工作人員（老師何為林）。別的已經忘記了，因為，畢竟是54年前的一齣戲了。
會後，警局門前的舊牌子換上了新的：丹東市警局軍管會，樓牆上貼出了軍管會的通令，宣布舊警局的權力已經奪回到人民的手中，紅色政權「軍管會」誕生了。警告一小撮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軍管會成立後，首先，在警局後院的禮堂（即食堂）召集了警察大會，蔣興惲和宋革命上台進行了訓話，教育警察要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支持造反派奪權的革命行動，服從軍管會的領導，堅守崗位，履行職責。其次，為了顯示革命的權威，殺雞給猴看，軍管會報請市長李言批准逮捕了三個警察，其中，有預審科長於錫歧，指控其製造了汽車壓死人事件（事後於科長對宋說，汽車壓死人和我沒有什麼關係，你們抓我純粹扯雞巴蛋）。關於那兩位抓起來的警察是什麼問題，被採訪人也忘記了。
雖然，警局被「八三一」奪權了，大多數警察對此嗤之以鼻。而且，局內的「八三一」（紅衛士）只有32人，難以形成氣候，一股反抗的力量在不停地涌動。
（三）
警局這個「刀把子」被一群人奪了，仿佛是鬧了一場地震，從城市到鄉村無不感到驚駭：警局是抓人的，竟然被奪權了，豈不是要天下大亂嗎？社會上多數老百姓的是安於保守的，對這種奪權感到困惑不解。保守派（亦稱保皇派）「八一八」發動了輿論攻勢，而且，戳中了「軍管會」的軟肋——沒有軍人的「軍管會」。《軍管乎，造謠乎》的大字報隨處可見，據其作者鄒來全的回憶，此文印成了20多萬份傳單撒遍大街小巷。
從輿情的壓力和警局內部的牴觸，使軍管會的頭頭感到可能要發生「反奪權」，因此情各地都有所發生。那麼，如何鞏固到手的權力，便想到了「槍桿子」，當初之所以叫「軍管會」，就是先斬後奏，以為會取得到駐軍的介入和支持。這種判斷根據何在呢，因為從北京來看，中央支持的造反派屬於被工作組壓制的一派學生，或者說反工作組的，如「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因「炮轟」工作組而被打了「右派」，是周恩來奉毛的派遣去學校（清華）為其平反的。小城丹東「八三一」也屬於「蒯派」（造反派）這種群體，舉個例子，其中有個高中生李善榮（丹東一中）就被工作組抓了「右派」，即轟動一時的「李善榮事件」。簡言之，當年的造反派是最早起來反工作組的，人員多為平民子弟，包括運動中被整過的師生。而保守派便是工作組依靠的左派，黨團員為主，且多為革干（革命幹部）及軍官子弟，包括本地上層及駐軍首長的子女。如二中「八一八」頭頭鄭平（高三二班女生），其父是軍分區政委。當時，對工作組的態度以及人員成分已成為判斷一個組織造反或保守的標籤，「蒯派」可謂北京樹立的「樣板」。所以，對於軍隊的「支左」來說並非撲溯迷離，難以識別。但事與願違，軍隊基本上都不支持造反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並且，有的地方竟然開槍鎮壓，發生了流血慘案。因此，軍管會的頭頭憂心忡忡，期盼駐軍的屁股能坐在「八三一」的椅子上，然而，駐軍只是作壁上觀。
此時，東北大地開放了一朵奇葩——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支持紅衛兵（紅色造反團）造反奪權。按照中共的慣例，地方黨的一把手兼任所在軍區第一政委。所以，潘復生又是黑龍江軍區第一政委，他和司令員汪家道合力支持造反派奪權，聯袂演出了「東北的新曙光」（人民日報社論《東北的新曙光》）。於是，潘復生成了一顆耀眼的新星，吸引了領導幹部中的躍躍欲試者。在這一背景之下，由大學生組織「東野」（「東北野戰軍紅色造反團」，人員是丹東在外地的學生）的於瑞生（瀋陽農學院）出面，從瀋陽請來了副省長張正德和省公安廳一位副廳長來到丹東。
（四）
丹東火車站前的一塊開闊地，被稱為站前廣場，火車站的斜對面是一棟二層樓，從前的日本公寓，如今的鐵路招待所。門廊上端是二樓陽台，站在那裡可以俯視整個廣場。文革年月，這裡是群眾集會的主席台。張正德等人下車之始，便被「八三一」請到站前廣場，站在這陽台上，向下面群眾發表了支持「八三一」的講話。隨後趕到的市委書記宋克難也跟著「亮相」，表態支持「八三一」。
當晚，張正德、宋克難等由小將宋革命（還有一個同學）陪同一起來到軍分區，求見駐軍政委曲競濟（五十軍），目的是請求駐軍表態支持「軍管會」，也就是支持「八三一」。軍分區門前的衛兵詢問之後，便打電話報告了首長。然後，衛兵說首長只許宋革命進去。於是，丹東軍分區第一政委宋克難也只好和省領導恭候門外。
宋革命被引進會客室，一位中年軍人問道：你叫宋革命啊？宋挺直身子敬了一個軍禮：首長好！我叫宋革命。曲政委叫他坐下說，宋表述了請求解放軍支持「軍管會」的意思，但「王顧左右而言他」，政委說，你是紅衛兵小將，不要和他們攪和在一起。顯然，這個「他們」，是指站在大門外的「第一政委」，還有副省長了。宋小將一頭霧水：「他們」怎麼了，無非是當權派，可是，「他們」已經表態支持造反派了，不是說，「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後」嗎？接著，首長教導小將要好好學習毛著。然後，送客。
小將剛走出大門，「他們」便迎上前，發現小宋一臉的沮喪，就明白了八九分。小宋告訴「他們」，曲政委沒有「表態」，一瓢冷水潑了下來，大家心知肚明，曲政委實際上已經表態了——不支持「八三一」。
27日，丹東駐軍派出了一支人馬，荷槍實彈的開進了警局，解散了「軍管會」。不多時，幾輛軍車開上了街道，大喇叭播放著鄭重宣告：丹東駐軍正式接管了市警局，全面實行軍事管制，無產階級的刀把子又奪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接著，反覆播放起一首語錄歌：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在那個年代，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的手裡都拿著「紅寶書」，毛的語錄既是矛，又是盾，兩派引用語錄相互攻擊。軍車選擇的這段語錄歌，顯然是贈送給八三一的「禮物」，告訴他們駐軍已經向他們揮起了「鐵掃帚」。
造反派的「軍管會」僅僅存在了八天，便塵埃落定了。但「八三一」的小報上謳歌為如同史上的「巴黎公社」，雖然只存在了72天，但是，馬克思將其讚揚為「偉大的創舉」，「真正無產階級政權」。而另一派卻稱之為「巴士底獄」，意思是「一個草菅人命的地方」。兩派都從鼻祖那裡「引經據典」打口水仗，這是那個時代的又一個特色。
軍車環城轉悠不停，哇哇響的大喇叭，鏗鏘有力的「掃帚」歌，告訴市民運動局勢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門庭冷落車馬稀的「八一八」派出現了柳暗花明。如日中天的八三一派陷入了山窮水盡，一種惶惶不安的感覺瀰漫在許多人的心頭。因為，局勢的變化會更加動盪，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號召下（《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論），奪權之風颳遍全國，出現了更加混亂不堪的局面。
參閱文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嚴家其
《蒯大富：講出文革歷史真相很難》田炳信
《父親潘復生在文革中的幾件大事》劉國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