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World Bank）總裁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2020年10月4日）發出警告，部分國家恐怕會因為中共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導致債務危機爆發，因此有要準備好採取包括債務減免等援助措施。
美國總統拜登在2月7日向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提到需提高「債務限額」，而之前國會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y)在和拜登首次會面時就是談到這個問題，可見此問題的重要。不過，對於美國在1月份就達到31.4兆美元的債務上限，雖然麥卡錫明確反對政府的過度支出，但拜登卻希望提高債務上限，而且在政治攻防中，應會重蹈歷史，亦即在「限制支出增長」等不可靠且很快就會被打破的妥協承諾下，再次將債務上限提高。
在自由民主國家，按照道理，既然是人民納稅請政府辦事，政府只能在年度納稅的額度內支應，亦即「量入為出」。而政府到底要為人民做麼事，原本應由人民提出，或由代表人民監督的民意代表表達，政府經由各種管道搜集有關資訊後，以「年度預算」方式呈現，理論上收支應平衡。
「功能性財政」值得商榷
不過，由於「功能性財政」理論的出現，將「量入為出」轉為「量出為入」，各國政府在租稅收入成長有限下，乃以舉債作為擴張支出的財源，加上選舉時候選人大開公共建設的支票，以及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出現，凱因斯（J. M. Keynes）的「政府創造有效需求」理論被廣泛採用，政府乃主動提出各種花大錢的政策，在政府的「赤字財政」觀念被廣泛接受後，政府的收支難平衡，而且支出往往多於收入，於是要「舉債」支應。放眼全球，在各個社會裡，不只地方政府，連中央政府都債務繁重。早在十多年前，「大債時代」這個詞就已是暢銷書的書名。由「債務危機」響徹雲霄，即可得知問題非常嚴重。
在2012年「歐債危機」之際，解決之道就有「撙節」和「成長」兩派的主張，前者主張刪減政府支出，後者主張擴大舉債促進支出刺激經濟成長。由「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的實施，乃至「大撒幣」的廣泛出現，而2022年諾貝爾獎頒給QE創造者柏南克(Ben S. Bernanke)，表彰其對降低金融危機、經濟蕭條風險有所貢獻，就可得知「成長派」是獲勝一方。
該派的領導者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Krugman)，這位「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凱因斯傳人，在其2012年出版的《終結大蕭條》(End This Depression Now!)書中大力批判主張「撙節」者，認為國債不必還，房貸契約也可打消。他將「以債養債」換成「以債療債」，亦即，繼續舉債是正確的，而當時各國政府「印鈔救市」、「振興經濟方案」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為「力道、強度、規模」不夠大。他也認為通貨膨脹不會發生，而發動戰爭讓政府支出大增也是解決蕭條、需求不足的方法。
欠債要還，人的責任
話說回來，「債」者「負欠之財也」，而「債」字可拆解為「人」和「責」兩個字，所以「債」是欠人家的財務，是欠債者的「責任」，也就是說，欠債的人有還債的責任。不論古今、不論中外，「欠債」可說是普遍現象，畢竟人人都會有「手頭緊」的時候，而現時不只企業主有各種各樣的貸款，就一般消費者也都有各種「消費貸款」，連沒在賺錢的學生也有「學貸」呢！
既然「債」是人的責任，「還債」乃天經地義的。所以，在舉債的當下，必須要有完善的規劃，借多少、條件如何、何時還、如何賺錢來還都要盤算清楚。在台灣，從前的農村社會時代，舉債是很不得已的事情，當事人都會不好意思，也都時刻惦記著還債，一旦沒辦法還，不只道歉，甚至以身抵債都有呢！
早年的「台灣經濟奇蹟」，功臣是眾多的「中小企業」，而企業主雖是「高利率」貸款，但業者努力打拼都能有信用的如期還債，而「有債有還、再借不難」讓業者無「資金困難」地努力打拼而成就自己並繁榮台灣經濟。
不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但債務型態愈多，金融炒作、金錢遊戲、賭風日熾，社會風氣也轉變，借貸不但成為理所當然，還有「舉債是高貴行為」的宣傳，而「賴債」、有錢不還竟愈普遍，還有「舉大債不還」者自己還理直氣壯，且竟然還有人羨慕其有辦法呢！
這樣子的風氣不但瀰漫民間，全球政府也都習以為常，於是「公債」（公部門的債）泛濫成災，寅吃卯糧的結果，「債」不只落在當代人身上，還要由後代子孫繼續承擔，於是「債留子孫」愈演愈烈。為防止崩壞局面出現，不但要喚回「債是人的責任」之理念，還必需在「開源節流」的「節流」上努力，而當前的政府應奉行「撙節」政策實在是非常必要的。在自由民主社會裡，身為「頭家」、「主人」的每個人，為了「永續發展」、「明天要更好」，趕緊清醒自己，拾回「誠信」倫理，對那些只「活在當下、沒有明天」的錯誤理念和政策說「不！」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