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樣板戲，避不開江青，因為她確實參與了樣板戲的創作。樣板戲不能說部部成功，有些劇目今天已經形同殭屍，但也有某些唱段，幾十年後仍然還是經典。
汪曾祺在《「樣板戲」談往》中說，樣板戲的經驗一個是重視質量，江青總結了五十年代演出失敗的教訓，以為是質量不夠，不能跟老戲抗衡，這是對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戲」，戲總是要磨的，「蘿蔔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戲，公平的說，「磨戲」思想有其正確的一面。從劇本來說，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詳、不少人都能哼幾句的《沙家浜》「智鬥」一場，原來只有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戲，胡傳魁一邊呆著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傳魁拉到矛盾里來，展開三個人的心理活動。實踐證明這樣的改動很成功。
一個是唱腔、音樂，有創新、有突破。當年試唱以後，要立即將錄音送交江青，由她來逐段審定。另外，于會泳把曲藝、地方戲的音樂語言揉入京劇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裡他寫的「人一走，茶就涼」，《紅燈記》裡別人寫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都符合這個創作思路。幾十年過去了，這些話流傳至今，並成為經典的俗語，已經證明了它們的生命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樣板戲正走紅的時候，汪曾祺曾預言：「《智鬥》肯定會傳下去。」結果證明此言不虛。不言而喻，這種流傳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績。
江青是演員出身，對藝術的感覺是好的，有專業眼光。1938年七七抗戰紀念大會，下午文藝演出，壓軸戲就是江青主演的《打漁殺家》，她飾演的蕭桂英，唱白、身段、颱風、神韻都有一定水準，獲得了觀眾好評。
她有次看程硯秋的戲，與程交流說：「你的表演有三絕，一唱二作三水袖！」並講了許多戲劇界的故事。事後，程硯秋很興奮，感慨說：「江青是一個知音！」
據汪曾祺回憶，樣板戲創作時，江青對劇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還是相當客氣的，文革期間，出版過一套線裝版的《毛澤東選集》，相當珍貴稀少，江青親自簽名送了汪曾祺一套。在江青面前，汪曾祺是唯一可以翹二郎腿和抽菸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汪曾祺。江青認為汪有才氣。
相反對於高官大員，江青常常頤指氣使，不可一世，整個一個「女皇」派頭。汪曾祺回憶說，當年那些高級首長見了江青，一個個點頭哈腰、奴顏卑膝跟孫子似的，文革過後，這些人一個個又都成了大義凜然、敢於反對江青的英雄。
我們今天提說樣板戲，說到汪曾祺，是因為汪曾祺不但參與其中，且相隨始終。汪的地位在文學界有口皆碑，他的《大淖記事》《受戒》《陳小手》在文學長廊中別具一格，其表達情趣和意旨，被圈內圈外一致認可，讚許為「最後計程車大夫」、「最後的文人」、「最後的京派」。即便在受到江青讚賞重視的時候，這個人也絕不拍馬，只是認真寫作。他的有關樣板戲的回憶，應該是比較可信的。
汪曾祺1920年出生於江蘇高郵，1944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50年任《北京文藝》編輯。1954年創作京劇劇本《范進中舉》，獲北京市戲劇調演一等獎。
1957年整風反右，他因謹小慎微，躲過一劫。第二年夏天，系統內右派指標不夠，他作為候補隊員增選為右派，下放張家口農科所起豬圈，刨凍糞。一年多後，所里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但仍繼續留場改造。
到了秋天，所里想把汪曾祺退回原單位，但原單位拒絕接收。事情拖了一年，汪曾祺萬般無奈，只好給西南聯大的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求助。楊毓珉跟團里一說，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長孫房山是個戲迷，業餘喜歡寫京劇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應下來，汪曾祺就這樣成了劇團的專職編劇。
1963年，劇團改編滬劇《蘆盪火種》，準備參加第二年的現代戲匯演，組建創作隊伍時，汪曾祺也被吸納其中。幾個人住在頤和園裡，當時已經結冰，遊人很少，伙食頓頓有肉。副團長蕭甲後來回憶說：「吃得不錯。」
第一稿交上去，江青看了以後，不滿意，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等市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還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後還得聽江青的。
一行人又轉移到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改劇本，書記薛恩厚工資高，老請大家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群策群力，出主意，分頭寫，最後由汪曾祺統稿。滬劇本來是兩個茶館戲，改動時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後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裡凳子上全是書。江青比較欣賞他。江青曾在劇團調看過汪的檔案，並指示說，此人可控制使用。
楊毓珉把江青的批示告訴了汪，汪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說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不該出汗的。汪後來解釋說：「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汪曾祺知道江青的身份，這個女人惹不起，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觸犯她了。那幾年他戰戰兢兢，隨時提醒自己不能犯錯。
有一回，江曾祺傷感地對劇團書記薛恩厚說：「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說了，我是控制使用。」沒想到薛回答說：「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後來發現，江青只要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不知所措。
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後親自打電話來，說「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
趙燕俠發牢騷說：「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幹嗎？」汪曾祺可不敢發這種牢騷，他只能兢兢業業，江青說啥就是啥。
有一次，演員們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見，團長蕭甲制止說：「別爭了，這是江青的生死簿。」
江青對汪曾祺的寫作才能印象頗深。《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很滿意。當討論到第二場，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汪曾祺想兩句，汪當場就想好了兩句：「朝霞映在陽澄湖上，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江青一看，當即表示讚賞。
有一天，軍代表李英儒發給汪曾祺一張票，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成一張請柬。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又找到汪曾祺，說讓他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來叮嚀說：「陪江青同志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汪曾祺一時間又驚又喜，有點受寵若驚，心情激動，如在夢中。
四人幫倒台後，汪曾祺因為江青的事成了重點審查對象，掛了兩年，寫了十多萬字的檢討。他在檢討中說：「江青解放了我，我是很感恩的。最初，只是覺得江青說話有流氓氣，張嘴就是老子。但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感恩戴德，又誠惶誠恐。」
汪曾祺記得一個場景，一直難以忘懷。那是在康平橋張春橋辦事處，江青來回溜達著，聲色俱厲地說：「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當時汪曾祺和閻肅面面相覷，劇團書記薛恩厚滿頭大汗。回到招待所，薛還是滿面通紅，汗出不止。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等人討論《沙家浜》，以便定稿發表。江青說哪句要改，汪即根據她的意見及時修改，直到江青認可為止。全劇通讀修改完畢，江青深感滿意。
五月十九日晚十時半，江青的秘書突然打電話到京劇團，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門，原訂京劇團參加「五二〇」群眾大會的只有譚元壽、馬長禮、洪雪飛三位主要演員。那天，汪正在為《紅旗》趕寫《沙家浜》的文章，他跟軍代表田廣文說：「那文章怎麼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田廣文說：「什麼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麼能代替。」
上天安門，是江青說了算。當時江青確實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氣。汪曾祺覺得意外，但沒有拍馬屁，而是老老實實地寫東西。他在團里挺有人緣，主要演員都看得起他，他在劇作上很有貢獻。他也是個嚴謹認真的性情中人，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指示製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汪曾祺認為江青是懂京劇的，對唱詞好壞有鑑別力。
那幾年，江青對樣板戲劇團關懷備至，就連辦公、劇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諸多方面也是一一過問。有一次，馬長禮告訴江青，現在劇團在後台辦公不方便，房間窄小。江青問：「你說哪有好的？」馬長禮說，工人俱樂部旁邊有一座小樓。事後江青一句話，就把那座小樓撥給北京京劇團了。江青嫌原來飾演十八位新四軍傷病員的演員歲數過大，稱他們為「鬍子兵」，就調換來戲校年輕學生，吩咐這群傷病員的戲要整齊。討論蘆葦盪一場戲時，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詞：「敵人的汽艇過來了。」以此來烘托氣氛。這一切給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認為江青在當時高層領導人中比較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
文革前，江青曾向劇團主創人員贈送《毛選》。送給汪曾祺的一套，江青在扉頁上寫了「贈汪曾祺同志，江青」幾個字。粉碎「四人幫」後，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題寫的扉頁撕了。據說，這一套《毛選》非常難得，只印了兩千冊，是毛澤東、江青自留或贈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當時備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動。
人的愛憎，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是不一樣的。
如果江青只搞樣板戲，不加入後來的文革小組，在樣板戲中注入人性化細節，不搞極左那一套，她是可以成為現代京劇開宗立派的人物的。可惜她利令智昏，就如同她自己說的，成了一條狗，四處咬人，最終自己也被咬得傷痕累累。
參考資料：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2020-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