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大陸澎湃新聞網刊載了一篇國民黨高官楊兆龍在1949年如何釋放了萬餘名中共政治犯的文章。文章援引了中共原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的相關回憶文章，還原了楊兆龍如何背叛國民黨，釋放中共政治犯的經過。
傑出法學家
1904年出生於江蘇金壇縣的楊兆龍，自小就十分聰明。1922年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後轉入上海東吳大學改學法科。1926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畢業後，受聘上海政法大學教授，並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及租界上訴法院推事（法官）。史載，在法院任職期間，他不畏強權，秉公執法，常常與陪審團針鋒相對，將有罪的洋人繩之以法。因他常在華洋訴訟之爭中與外國陪審領事發生衝突，兩年之後便被解了職。不過，他在任職期間所寫的不少判詞，都被收入了當時在國內頗具影響的《東吳法學季刊》。
1931年，楊兆龍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不久擔任秘書處科長。1934年他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破格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專攻英美法學。此後，他到德國柏林大學隨著名的庫洛什教授研究「大陸法」。
剛剛30出頭的楊兆龍在結束了柏林的學業後回國，被聘任為國家資源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他奉命起草國家《總動員法》、《軍事徵用法》等草案。此後，他先後擔任了西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併兼任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朝陽法學院教授。
抗戰結束後，他完成了《聯合國憲章》的中文本翻譯，並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長，主持起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等。1948年，楊兆龍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比較法學」專家。當時全球獲此殊榮的共50人，中國有兩人，另一人是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王寵惠。
輕信中共背叛國民黨
史載，1948年底，楊兆龍因對國民黨內部腐敗不滿，決定脫離官場，去大學任教或專事法學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辭職之際，卻忽然接到了代總統李宗仁的一項任命，任命他為國民政府最高院檢察署代理檢察長。他將此事告訴了妻子沙溯因，沙溯因無意中透露給了自己的妹妹沙軼因。
根據陳修良的文章，沙軼因請求其姐姐勸告楊兆龍為革命「立功」，利用他手中的權力，釋放政治犯。楊兆龍起初動搖不定。他一方面同意妻子的看法，相信沙軼因是不會騙他的，按理應當立功贖罪，勸李宗仁下令釋放政治犯；另一方面又因為他身居要職，有很大的危險性，怕一旦事泄，生命難保，同時又怕共產黨方面不會信任他，恐怕出力不討好，後果難以設想。所以他曾對沙軼因說：「做這件事，是很危險的，以後共產黨究竟對我怎樣？這是關係後半生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考慮」。
其後，中共派員與楊兆龍面談，最終使其下決心冒險去找李宗仁面談，提出釋放政治犯問題。楊兆龍對李宗仁表示，為了國家與人民的生活，應早日停止內戰，可以先行釋放政治犯，表示有和平的誠意。多次說服後，李宗仁同意了他的意見，釋放了全國約萬餘人被關的政治犯，不少是中共黨員或親共人士。這讓下野的蔣介石相當震怒。
留在大陸
1949年，中共占領南京前夕，國民黨政要紛紛前往台灣。此時陳立夫的妻子也給楊兆龍夫婦送來了兩張去台灣的機票，與此同時，楊兆龍也接到了哈佛的邀請信。但是在妻子和中共相關人員的勸說下，他還是決定留在大陸。這一決定註定了他此後的人生悲劇。
留下來的楊兆龍將國民黨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檔案全部保存了下來，並移交給了中共解放軍南京軍管會。1950年，在南京大學任職的楊兆龍被選為南京市人民會議「特邀代表」，並以法學家的身份寫了建議人民政府迅即起草《土改法》的議案，以規範行將展開的土改工作。然而，時任南京市委書記的柯慶施對此提出了批評，因為在其看來，一個做過國民黨司法高官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對共產黨「奢談」什麼「立法」。
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楊兆龍被分配到復旦大學外文系擔任俄語教授，原因是他以前學的都是資產階級的法律，「不利於培養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他雖然很不高興，但還是服從了安排。
家破人亡
楊兆龍昔日的擔心終於成真。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楊兆龍因發表的兩篇關於中共黨員工作作風及民主法制方面的問題的文章惹上了麻煩。他不僅被打成了「右派」，還於1963年9月被警局逮捕，1971年6月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直至1975年12月才獲釋。在此期間，他的妻子自殺，三個孩子也被劃成「右派」，其中兩個兒子後又以「反革命罪」入獄。家破人亡何以堪！
1979年的一天，楊兆龍在浙江海寧縣的一間4平方米的小屋裡悄然離世。臨終前，他喃喃的吟出了屈原《離騷》中的一句詩：「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是什麼讓他九死仍舊未悔？是對選擇與中共為伍而不悔？還是對自己敢於直言的所為所行而不悔？恐怕是後悔聽信了妻妹之語，輕信了中共吧。而楊兆龍的遭遇再次證明了中共是怎樣一個邪惡、沒有人性的黨！
2016-0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