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雖然是人張口就來的本能，但批評就不在其中了。在古往今來的中國都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氣、甚至付出砍頭代價的事情。1660年，江南湖州（今天的浙江南潯）富豪莊允誠自行刊發了一部史書——《明史輯略》。由此拉開滿清百年文字獄第一案的序幕。
《明史輯略》的原作者是南明大學士朱國禎，寫成後一直小範圍傳閱，未能刊發。莊允誠是南潯富豪，家底殷實，兒子莊廷瓏酷愛讀書，因為眼病而致盲，受到史書上「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啟發，也想做點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事情，就從朱國禎後人手中重金買下史書手稿，聘請江南一帶有名文人加以大幅度擴充編撰，還請了原南明禮部侍郎李令皙曾為該書作序。莊廷瓏書未成而病故，父親莊允誠為了完成兒子遺願，繼續編撰，終於完成。
這本書因為如實記錄了滿清入關後的諸多屠城暴行，對此多有鞭撻批評，違反了滿清偉光正的主旋律，被人告發。剛上台的康熙大開殺戒，先後株連千餘人，被殺頭的就多達七十餘人。甚至連為這本書排版印刷的工人都不能倖免。其殘酷程度，無以復加。
為這本書作序的李令皙自然也沒躲過，當時他也因病失明，實際上序言是他委託的一個友人所寫。但被捕後，他緘口不言，不願連累友人，始終不提此事。本人被凌遲處死還株連了四個兒子。主審官見其小兒子剛16歲，於心不忍，就暗示他在口供中年齡減少一歲，因為如果是15歲按滿清律例就可免死充軍了。沒想到李令皙小兒子年紀雖小，卻極有氣節，他說：「父兄俱死，不忍獨生。」始終不改口供，隨父兄一起赴難。
批評有殺頭的風險，讚美是不是理所當然的安全？極權之下，這又不見得。
還是滿清的事。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白蓮教馬朝柱的起義聲勢浩大，清廷一時間焦頭爛額。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劉震宇，一個已經70歲的老朽，幾十年科舉不第，就想藉此機會獻計謀、表忠心，跪舔一下皇帝，看能不能獨闢蹊徑，升官發財。
劉震宇寫了篇號稱可以平叛的《佐理萬世治平新策》，向官府投誠。他的文章通篇「陳腐套襲之言、迂闊難行之事」，這種跪舔文章當地的知府、巡撫都看不上，根本不搭理。他不死心，再向湖南巡撫投書。這回就投出了殺身之禍。
湖南巡撫范時綬也想證明自己政治覺悟高，上書乾隆，說這老傢伙獻策雖然通篇「感頌聖明」，「無悖逆誹謗之語」，但是明顯不了解當朝的政策，有些建議不對路，屬於妄議中央，革掉他僅有的「生員」也就是科舉資格算了。
沒想到乾隆可不是這麼想的。劉震宇的八股文中有條建議是「貶關聖封號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這可是犯了清廷的大忌。滿清作為徹頭徹尾的境外勢力，能夠入主中原，貶岳飛、抬關公、剃髮易服等措施是消弭漢人的反抗意識，保證滿人能夠長期欺騙民眾、統治華夏的根本。那容你妄議？乾隆對湖南巡撫的處理很不滿意，說這老頭「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製，居心實為悖逆」，直接處斬。
劉震宇這個一心想要頌聖求榮的「小紅粉」，就這樣拍馬屁拍在了馬腿上，拍成了刀下鬼。
批評已然不得，讚美錯了也不得，籠子裡的奴隸們該怎麼選擇呢。還是要說滿清。雍正的時候廣東惠來縣有個叫做屈明洪的縣學教諭，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長。他在讀當時的反面教材、後來的禁書——《大義覺迷錄》的時候發現，疑犯供詞中有「仰慕廣東屈溫山先生」的話語，這個所謂的屈溫山，應該是屈翁山的口誤，就是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叫做屈大均，號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嶺南三大家之一，學問好，氣節更甚，長期投身反清復明的事業，直到年老無望，隱歸老家番禺，潛心撰寫《皇明四朝成仁錄》，為明末的忠臣義士立傳，終不復出。屈明洪眼看已經入土幾十年的父親居然是當朝罪人的偶像，這還了得！
恐懼至極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牽連的恐懼戰勝了人倫的天理，立馬帶著父親留下的詩文著作，跑到廣州自首，揭發自己的父親，說父親死時，自己年紀尚幼，懵懂無知，父親的反動詩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沒有覺察，是讀了《大義覺迷錄》，回去自糾自查，才發現父親詩文的文字和內容違反了大清的核心價值觀，所以親自呈首投監，請正典刑。雍正覺得這正是自己英明統戰的功勞，沒有殺這個揭發父親的可憐蟲，只是把他和兒子流放，焚毀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語言經過一代人的圈養，就成了這樣。沒有人倫也沒有天理，華夏禮儀之邦，遍地衣冠禽獸。
正因為沒有選擇的權利，加上揣測聖意的艱難，才有了中國人獨特的語境。批評什麼，讚美什麼，都是一種統治階層意志的體現，不准、也無需個人作出判斷。極權的體制下，全國只需要一個大腦，就是皇帝的大腦。全體臣民只需要複製粘貼聖語、聖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險。
所以說當奴隸的艱難，就在於說與不說，成了一種兩難，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監一般，自我閹割，表明消弭自我覺醒的決心，表達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穩。
但真相就是一種頑固的東西，就算你讓所有的評論都下線，它也還躲在人的心裡。不會因為你給驢糞蛋撲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個只有屎殼郎迷戀的糞團。
我們今天回過頭看牆內滿屏清廷辮子戲，《雍正王朝》《戲說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節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價值觀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對照這兩百年來人類文明進步真正差距的乾貨？一個根本不容許存在批評的王朝，一個自己用不間斷的謊言堆砌讚美的王朝，一個事實上故步自封腐爛透頂的糞坑，讚美可還有任何意義？
愚昧和苦難是一對孿生兄弟，總是如影隨形。愚昧必然導致苦難，苦難反過來又加重愚昧。
而批評和讚美，則是相互砥礪的盾與矛。缺失了任何一個，關於矛盾的吹噓都是可疑或者可恥的神話。擔得起批評，才受得起讚美。過濾了批評的讚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那些歷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殺戮等恐懼手段消除人民質疑和批評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史達林、霍查、齊奧塞斯庫……即便喝飽了人血，站在無數人頭累積的「京觀」之上，營造出一種山呼海嘯的「尊崇」，哪個身後不是罵名滾滾甚至挫骨揚灰？
1931年，堅持反戰的德國媒體人卡爾·馮·奧西茨基對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圍極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發表了針對德國民眾的批評：「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獄，進入集中營勞改。1935年，他成為第一個在監獄中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今天，也許不會再有人讚美納粹德國，但一定會有無數的人，讚美奧西茨基驚世駭俗的批評。
在如今中國嚴酷的環境中，大部分人也許不能學習奧西茨基的批評，但請記住，你還有保持沉默的自由，還有拒絕讚美的自由，還有，等待明天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