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讀書這件事，人們總是用「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來說明讀書的重要性，確實，書籍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代代相傳的知識紐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個時期，不是所有的書籍會被認作具有這種作用的，反而有些書籍被視作是「毒草」，被看成破壞社會的「洪水猛獸」而遭到查禁。
毫無疑問，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被查禁的書是最多的，而意識形態也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在不同時期會通過不同的形式體現出來，極左路線統治時期，這種意識形態問題就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顯露出來，就書籍而言，古代的作品，反映的是封建性，禁；西方的作品，反映的是資產階級性，禁；談情說愛的作品，反映的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禁；個人奮鬥的作品，反映的是個人英雄主義，禁；某些本黨歷史的作品，反映的或者歌頌的是某個反黨分子，禁，等等，等等，書籍的內容只要是觸碰到一點點的敏感神經，查禁是唯一的結果。
在那個極左時代，被禁的書之多是數不勝數，至今也無法列出一個明確的書單，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對這種情況都有親身的感受，在筆者搜集到的資料中，有一份六十年代後期一個廣州的年青人寫的自我檢查中有這麼一段：
【為什么小資產階級思想在自己頭腦紮根扎得這樣深呢？毛主席教導：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自己家庭出身雖然是工人階級，但由於過去自己沒有怎樣受苦，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自己又是在舊學制教育十多年，特別是在新華技校讀書時，當時的同學都是社會上的寄生蟲，讀書目的就是逃避上山下鄉，或假期之風申請到香港（註：原文如此），所以經常曠課，去追求所謂的精神糧食。自己看的書就是那些「雙城記」、「飄」、「茶花女」、「三家巷」、「苦鬥」這一類宣揚封資修的黃色書籍，看的電影就是一切（些）外國電影、香港電影，特別是西德的「古堡丘陵」、「舞台上戀愛」，丹麥的「小島奇聞」，香港的「豆蔻年華」，蘇修的「紅帆」這類電影，看得次數特別多，這類電影就是宣揚小康人家的生活方式，有了錢就有了一切，談情說愛，讚揚紅燈、綠酒的西方浪漫生活方式、生活作風。】
從上面這段內容來看，在文革前他讀書的時期（六十年代前期）有些書還是可以看到的，文革開始後，這些書成為了禁書，世界文學名著、當代中國文學名著等都成為了「黃色書籍」，而這些書也被視為自己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源之一。其實，這位年青人的思想狀態，就反映了文革時期人們普遍的一種思想狀態，沾染上帶有西方資本主義的任何因素的事物，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夠看或聽的。
如果說西方文學名著帶有「西方」的標籤被禁的話，那麼像《暴風驟雨》這類的反映土改運動偉大「成就」的作品被禁，確實就讓人想不通了，1975年5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向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發出一份《關於〈暴風驟雨〉、〈花城〉二書改作報廢處理的通知》，明確這兩種書籍「報廢」，其實就是禁止發行和出售：
【全國新華書店：
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審查意見，我所曾於今年1月25日以「（75）京所通密字第3號」文通知人文版《暴風驟雨》和作家版《花城》二書作內部發行，其中《暴風驟雨》一書為供專業參考。現又接該社來函稱，「現經研究決定改為作廢處理」。為此，請存有上述二書的書店，即行將存書作報廢處理為盼。
關於上述二書處理意見的改變，除先以此函通知各店外，我所還將編入「關於不能發行圖書的通知」。請各店注意。
1975年5月5日】
《暴風驟雨》、《花城》二書的作者周立波、秦牧都是黨內高級知識分子，在民國時期就靠近黨，特別是周立波三十年代後期就到了延安，逐漸成長為中共文學戰線上的一個歌功頌德的作家，《暴風驟雨》還獲得了史達林文學獎，這樣一部謳歌黨的作品在文革時期也被禁，具體原因不知，但估計是在文革時期周立波本人被揪鬥，作品成為了犧牲品。
「九一三事件」之後，給圖書發行領域帶來了巨大的麻煩，清理林彪反黨集團在各種圖書上留下的痕跡是一項政治任務，這些帶有林彪痕跡的書也成為了禁書，有關內容筆者曾經寫過《一段塗黑的話》一文，可以參閱。有關這方面的情況，筆者最近又搜集到一份資料，是陝西省新華書店向全省各地發出的一份通知文件：
【幾年來做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下，我省各地書店通過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不斷得到提高，把清理林賊流毒的圖書做為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來完成，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還有個別店重視很不夠，手續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嚴格，處理不認真等，致使有的尚在待審查的書或已有明文同志作技術處理而未作技術處理就公開發行或調出，這是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潼關縣店太要門市部，把有流毒的《智取威虎山》連環畫調給長安縣店，並又轉批給23個商店262冊；漢中縣店鋪鎮門市部，把已有明文通知應作技術處理，而沒作技術處理的《日本腦炎防治手冊》30冊，調給鎮巴縣店。這些問題發生在「十大」以後是更加嚴重的。問題發生後，各店雖都作了較認真地檢查，主動向當地黨委匯報，並提出了今後的措施，這種態度是好的，但給革命工作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為使各店都認真地作好這項工作，不再發生類似政治事故，特再提出幾點要求，望予執行。
一、清理圖書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各店必須切實重視，一定要以黨的基本路線為綱，對舊存圖書，必須按照有關出版社或發書店的通知規定，嚴肅認真地進行清理，並訂出有效措施，杜絕事故再發生。
二、作這項工作的同志，必須認真負責，做到清理及時、準確、徹底，保證質量。
三、對門市部和庫存的圖書，再進行一次檢查，特別是對一九七一年底以前出版的品種，要徹底檢查。凡是沒有通知公開發行或作技術處理的圖書，必須退回書庫，並專庫或集中存放，不得同新書混在一起，或繼續發行。
四、對地區門市部、供銷社的書，要抽出一定人力進行徹底檢查，舊存書應一律收回書店清理。
五、今後各店要求調出的圖書，要注意出版年月和版次，屬於審查範圍的品種，還應說明處理的情況，否則，不能調劑。】
以上，是極左時期三個有關禁書的例子，這些書或因內容，或因作者，或者因為政治事件而被禁。通過這三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圖書的審查和發行是怎樣的一種狀況，對待書籍的態度，確實，在一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國有禁不完的書。缺少書籍的時代，國人過著是種閉塞的生活，是知識匱乏的年代。或許，正是經歷了文革這樣一種「禁書」時代，當八十年代初，知識界敞開了國門，各種思潮席捲中國的時候，人們對書籍如饑似渴地閱讀、討論，成為八十年代的一種標誌。也只有那個時候，書店從來都是人頭攢動，也只有那個時代，人們為買一本書而凌晨去書店門口排隊。書籍，在八十年代，成為中國進步的階梯。
書籍，是文明的象徵，也是人類進步的成果，對任何一本書我們都可以抱著學習或者批判的態度去讀，但是，如果剝奪了人們對書籍的閱讀權力，那麼，我們就會離文明越來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