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個男生中間，穿著粉色外套的雀氏格外顯眼，拿起話筒大聲呼喊。
六四34周年之際，「白紙運動」後站出來的海外中國留學生，將首次以他們的方式紀念「六四」。其實在「白紙運動」期間，海內外大批中國女性勇敢發出反抗極權的聲音。她們對「六四」有什麼看法？她們又如何連結當年八九學運的女性領袖？
「自由中國！這仍是我們的責任！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六四不是歷史！而是我們的政治現實！」剛在英國完成大學本科最後一年課程的雀氏，這天站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的一角。在兩個男生中間，穿著粉色外套的她格外顯眼。她拿起話筒大聲呼喊，向途人介紹何謂「六四」，並宣傳一周後由她參與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
「白紙運動」女青年：我不是一個乖乖的小女孩了
即使喊到嗓子嘶啞，她仍努力保持聲浪。「上街你要做什麼？就是要喊大聲啊，你就是要搶話語權啊！一直以來都是男性比較容易搶話語權，為什麼？因為女性被規順，讓你不要說話，然後男性的聲音一直會沒過女性。那麼我就是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從那以後我一直大聲說話，我不是一個乖乖的小女孩了。」
去年年底，受「四通橋勇士」彭載舟（本名彭立發）啟發，雀氏開始在倫敦參與「海報運動」，在校園張貼反封控、支持自由民主的海報，從而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在英中國留學生，並成立了非營利組織「China Deviants」（暫譯「中國反賊」）。
由在英中國留學生成立的非營利組織「China Deviants」（暫譯「中國反賊」），將舉辦「六四」紀念活動。（「China Deviants」提供）
作為骨幹成員的雀氏，積極主辦各種活動，並在英國聲援「白紙運動」。「我覺得現在女權主義者會做的一個事情就是，首先是做一些主導的行動。第二個就是說話要大聲，大聲的把自己的訴求喊出來。」
從女權主義反思極權
在中國成長、接受受教育，雀氏說，她過去對「六四」的認識很模糊，只知道天安門發生了「很糟糕的事情」，直到去到英國留學，被當地同學問起後，她在網上搜索，才真正了解「六四」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對她而言，真正的政治啟蒙，是在英國讀到的女性主義理論，從而對充滿父權色彩的中國國家體系產生懷疑。
「我意識到女權是沒法跟政治脫離關係的，因為我們要達到我們的權利時，我們必然需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響，然後得到一些政治的權利。」雀氏說：「如果要批判共產黨，我覺得它不止是一個極權政府，它也是一個非常父權、父系的體系。比如說習近平所做的一些外交手段，就像一個『強人意識形態』，就是他要做一個強壯的男人似的。在黨內的話，女性和少數民族群體也是當花瓶一樣。」
雀氏除了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以外，也持續舉辦和女性議題相關的活動。（「China Deviants」提供）
雀氏除了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以外，也持續舉辦和女性議題相關的活動。（「China Deviants」提供）
被男性主導的八九學運？
而另一方面，她也重新反思作為中國反抗運動先河的八九學運。她認為這場運動，更大程度上被男性主導，女性更多擔任後勤角色。然而她們的貢獻，在過去30多年一直被忽略。「當我學過一些女性主義者比較熟悉的理論，比如說權力等級、力量不平等，以及女性怎樣被隱形的方式剝削，以及為何歷史上女性總是被抹去。這個其實跟六四也有一定關聯，六四期間有很多女性在努力，但是你會看到拍出來的照片，以及留下來的文檔之類，實際上是以男性為主。」
雀氏除了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以外，也持續舉辦和女性議題相關的活動。（「China Deviants」提供）
「我覺得她的觀察很尖銳。」八九學運期間，代表研究生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王超華，是當年少數的女性學生領袖。北京市警局在「六四」後發布的21人通緝名單中，就只有王超華和柴玲兩名女性。王超華憶述在1989年4月底、胡耀邦追悼會後幾天，她第一次到北大和學生領袖開會時，就是柴玲把她帶到男生宿舍，引見給封從德。
代表研究生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王超華，是當年少數女性學生領袖之一。（王超華提供）
她說，當年的普遍現象，就是所有學生領袖的會議，都是在男生宿舍進行，房間裡頭全是男生，女生更多是從旁協助，使她感受到當中的性別差異：「比如我從我們學校到北大和其他學校，去看運動進行的狀況、去了解和交流時，到每一個學校去的一定都是男生宿舍。這些學運的積極份子正在某一個宿舍開會，女生在那邊一般都是，積極的女生基本上成了積極男生的秘書，女生基本上是輔助和支援的角色。」
王超華在學運期間已經37歲，是學生領袖中年齡較大的研究生，因而獲得其他學生領袖的尊重，比較可以不受女性身份束縛、自由發聲。回望當年，王超華認為她和柴玲在學運中擔當了不同角色，卻都無法脫離性別色彩：「我是作為一個年齡比大家年齡大很多，然後可以起到平衡的一個角色。柴玲是作為一個比較弱小，但是充滿激情的、純潔的、理想形的形象。從絕食開始到最後，都有一個很強號召力的形象。」
代表研究生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王超華，是當年少數女性學生領袖之一。（王超華提供）
和雀氏一樣，王超華同樣認為，女性在八九學運中的角色，在過去30多年一直被邊緣化。「當然我一直在那兒，我本身就是一個女性的存在，但是我這個性別的身份，基本上是被邊緣化，或者是被抹去的，沒有被看作代表了性別的意義。這麼長時間，30幾年了，您是第一位找到我，從性別的角度來講六四。30多年啊，雖然身為女性，雖然每年都在講紀念，但是這個性別角色是在歷史上被抹去，或被邊緣化。」
在八九學運中缺席的女權聲音
在當年的北京市民呂京花看來，學運中的女性領袖雖然不多，卻有很多女性參與了雜務和支援工作。當年在北京開了一家服裝店的她，受學生運動感染，乾脆關門不做生意，推著自行車為學生募捐、送物資：「我是看著一幫學生端著捐款箱，還有一幫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呢。然後很多學生是外地的，沒吃沒喝的，我們老百姓能支持一點就支持吧，因為畢竟是外地孩子嘛。我們能給一點幫助就給吧。」她說，「反正那時候呼哩嘩啦，市民都來支持，特別積極地給一些物資。家裡買的汽水，一箱一箱給大家端出來，家裡包的饅頭、包子也都端出來。」
呂京花更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組織工人運動。她擔任播報員，在天安門廣場上播報運動的最新消息，以及各種群眾來稿，傳播工人及不同群體的聲音。回看當時，她說學生和群眾有反貪腐、爭取工人權益及政治改革的訴求，卻幾乎沒有聽到爭取女性權利的呼聲。
呂京花當年更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組織工人運動。她擔任播報員，在天安門廣場上播報運動的最新消息。（呂京花提供）
「我們受的教育畢竟是傳統教育，來束縛我們比較前衛的想法。包括人權啊，在我們眼裡都是新單詞，都是來到海外才知道。當時對婦女的權利意識有沒有？可能有，但是在這場運動當中，它的聲音非常弱，似乎沒有特意地帶出話題，說我們要提高女性的權益。」作為女性，呂京花也承認，30多年前的她完全沒有意識要為女權發聲。
「六四」後政治改革告終女性成政治花瓶
王超華也表示，當年她參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當學生準備和政府對話的議題時，女權訴求從未被列入議程當中。然而實際上，她認為八九學運期間的女性社會地位，反而比文革時期倒退，原因是當中共走出文革、走進經濟改革以後，包括男女平等等很多社會議題，都被放棄。
毛澤東曾提倡「婦女能頂半邊天」，鼓勵女性走出家庭、投身公共領域。然而王超華認為，隨著「六四」後政治改革告終，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也愈來愈低─社會傳統愈來愈要求女性要規順乖巧；在政治體制內，女性淪為花瓶，更成為權貴鬥爭中的犧牲品：「近二、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官僚基本上就是權貴，同時有權和錢。掃黑打貪的時候，常常就會揪出來，誰誰誰有多少情婦，女性變為政治鬥爭當中，提供性服務的角色。不光是官場，包括大公司里，都變成一個理所當然、被公開接受的情況。所以這是一個對女性非常不友好的社會現實。」
王超華認為，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都站出來參與「白紙運動」，對她們非常敬佩。（王超華提供）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日前發布的最新報告，指出中共二十大7名政治局常委中沒有女性，而24名政治局委員中，也20年來首次沒有女性。而十四屆中國全國人大中，女性比例不到27%。委員會對中國最高領導層缺少女性感到擔憂，敦促中國政府增加決策層以及政府部門的女性人數。委員會也對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被恐嚇和騷擾的報導表達關切。
呂京花認為，正是中國目前的體制，才會出現像「鐵鏈女」這樣的悲劇。然而習近平的太太彭麗媛，雖然頂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婦女、兒童特使」的頭銜，卻對「鐵鏈女」的情況不發一言：「彭麗媛對中國婦女作出過什麼貢獻啊？她不就是一個歌唱演員嗎？她有走到基層嗎？她了解中國婦女的痛苦嗎？如果你要真了解，你真的代表中國女性的話，去年三月就曝光了一個『鐵鏈女』。彭麗媛還代表中國婦女，在國際婦女代表大會發言，我覺得簡直是違背婦女代表的職銜，是不能接受的。」
從沉默到爆發從「白紙運動」走出來的中國女性
呂京花表示，她在海外中國人權機構任職時，不少中國基層婦女不堪重壓，相繼冒險致電給她，越洋曝光地方拆遷、勞動教養等社會不公問題，可見中國女性當中，已積累了一定程度對體制的不滿。
王超華認為，中國社會長久的壓迫，使得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都站出來參與「白紙運動」，對她們表示非常敬佩：「白紙運動，我們看到站在前邊的，絕大部分都是女生。包括被拘捕的，基本也都是女生，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社會變遷。可以看到女權主義的意識正在進入新一代，受過教育的女性產生了自覺意識。」
王超華認為，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都站出來參與「白紙運動」，對她們非常敬佩。（王超華提供）
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四位在北京亮馬橋參與「白紙運動」後被捕的年輕女生，成為了中國新一代女權運動的代表。而愈來愈多中國女性，也在海內外以不同形式發出反抗聲音。
像雀氏一樣，除了紀念「六四」的活動以外，她也努力舉辦和女性議題相關的活動：「通過讓大家認識女性主義，說不定她們會慢慢覺醒一些公民意識，然後就會慢慢去批判整個政治體系。所以反而通過女性主義的一些理論去切入的話，其實對大陸內的影響可能會更大一點。包括你看到在大陸內，其實女權運動就一直沒停過。」
新一代的中國女性，正接過天安門廣場上的話筒，在全球各地大聲為她們的女性同胞發聲。
（由於安全原則，本文中的雀氏為化名。她的聲音經過技術處理）
記者：呂熙（倫敦）責編：嘉遠網編：何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