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不著邊際的浮誇和大量死人的嚴重事實,環江縣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抗爭,但在當時狂熱的背景下,抗爭不但無濟於事,反而屢遭無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環江縣人委幹部譚紹儒在剛出現饑荒時,就以環江縣城關區公所的名義向中央和報社寫信反映飢餓情況。「木薯在環江來說約在1940年引進的,至1954年王定號召推廣作養豬的飼料,自古以來人民是沒有吃過的,……洪華看待環江人民(連)雞狗也不如,……現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還壓迫群眾講每天吃兩飯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湯,……請(問)洪華書記,三菜一湯在哪裡。請上級黨委深入農村調查。」
此信被洪華截獲,他指定公安機關拍成照片,在全縣範圍內查對筆跡,追查寫信人,後來查出是譚的筆跡,便下令組織機關幹部進行鬥爭,並在全縣輪流批鬥。譚後來被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
1959年3月,譚紹儒又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寫信給毛澤東,信中寫道:「在我們環江縣委直接領導下,在實踐中,有些是與中央提的不相稱的,請派員下來深入調查,針對問題糾正。」「環江畝產十三萬(斤)糧食是怎樣得來的呢,縣委領導把那塊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頭穀粒已黃近收時,把禾株全部拔出來雲集在那塊田裡(發動整個的群眾來搞),這不是浪費勞動力嗎?這樣做我認為十三萬斤太多(少)了,那塊田可堆百多萬斤穀子呀」。這封信也成為譚攻擊「三面紅旗」的罪證。
為了掩蓋環江死人的真相,洪華曾對郵電局長下令:「凡是寫給上級黨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縣委審查。」
1959年上半年,環江各地開始出現餓死人現象,幹部群眾議論紛紛。洪華則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1959年下半年,縣人委監察室副主任羅傑多次反映明倫公社死人多、餓死路邊也無人掩埋的真實情況,結果被扣以「對黨不滿,是反領導」的罪名,於當年10月被停職反省,管制勞改,在機關反覆批鬥,每天罰撿三擔牛糞。
1960年1月,城關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蘭大隊,見到病人很多,死人現象嚴重,回來後與醫院院長談論。院長向洪華匯報此事,洪華聽後氣憤地說:「莫仁忠反映社員沒飯吃,病人死得多,真是豈有此理!這個人一向右傾,你們要好好解決他的問題。」結果,莫在反右傾中給戴了頂「右傾分子」的帽子。
有些環江籍部隊戰士回家探親,見餓死家人,寫信到報社被批迴環江調查。結果,有的被開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勞改。
後來,自治區還是覺察出環江縣大量死人的現象。1960年3月,區黨委、地委檢查團的一個組來環江縣實地調查。
洪華等人如臨大敵,想方設法給調查組設置障礙,他們多次組織召開秘密會議,在會上威脅說:「亂反映情況是大是大非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共青團區委幹部李月清帶調查組來到環江後,發現死人嚴重,想把死人情況向上級反映,電話無法掛通,拍電報電報稿還沒發出去,便被扣壓下來交到了洪華手中。
洪華指責檢查組是「不懷好意」「專找岔子」,還說:「這些人年輕無知,生活在城市裡很少下鄉,下來後專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還指責檢查組不向縣委匯報就直接報自治區黨委;強迫檢查組在上報材料中把死人的數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說成是傳染病引起的。改成這樣後,才允許向區黨委匯報。
在對待敢於向檢查組反映情況的幹部和群眾,洪華等人的態度也很惡劣。腰間常掛有手槍的縣委副書記韋某曾說:「你反映(死人)的情況如果真實,墳頭在哪裡,你敢簽名蓋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