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寶航一家
《閻明復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給我身心和我家人的傷害，可謂是刻骨銘心，實在是難以忘卻……我個人的遭遇，在前面敘述中已做過交代；同樣，我們這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家庭每位成員所經受的磨難，都是不堪回首的。
我與父親同關在一座監獄中，雖近在咫尺，但猶如遠隔千山萬水。他老人家臨終前，我們都不能見上一面。父親死後，"四人幫"不准通知家屬，不准家屬最後見遺體，不準保留骨灰……
母親不但遭受迫害，還深深地思念著父親和我，心力交瘁，得了不治之症，受盡了病痛的折磨……每當聽到親人講到這些，我的心就像被刺著了一樣痛，尤其是，聽他們講到，我被關進監獄後，媽媽總是關切地問我的下落："那明復呢？"即使在重病中，她還不住地念叨說："我還是最想小復啊！"臨終時，媽媽還不無絕望地說："我想小復啊！"每當想到這些，我都會悲憤欲絕、不能自已……
其實，我被關進秦城監獄以後，對家裡和親人們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出獄後，在與家人的交流中，漸漸地都了解了……我把這些痛苦的往事，以"家破人亡"為題記錄了下來，其中有些事情在前文中已經述說過了，然而，為了使我們不要忘記那段歷史，我還是以"附件"的形式，將這篇用血和淚寫就的文章，一字不落地附在文後。
家破人亡
十年浩劫，給我們家帶來極大的災難，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父親、母親、二哥相繼離開人世，倖免於死的兄弟姐妹和他們的親人，也受到難以傾訴的創傷。
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父親無辜被捕，在秦城監獄受盡折磨，於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世。
1967年11月17日，我無辜被捕入獄，在秦城監獄度過漫長的七年半暗無天日的獨牢生涯，於1975年4月3日獲釋。
1967年12月，在解放軍總後勤學院工作的大哥閻大新（原名閻明新）被隔離審查，罪名是：他是我父親派遣到根據地的"戰略性特務"。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大哥十五歲奔赴延安參加革命，隨後被派往太行山根據地的部隊，同敵人浴血奮戰。
日本投降後，又隨部隊轉戰東北，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調到總後勤學院工作。這樣一位早年投筆從戎，身經百戰的戰士，竟被誣陷為"戰略性特務"，豈不太荒唐了嗎？大哥不僅被隔離審查，還因他參加的"群眾組織"反對邱會作的反黨行徑而被押送荒蕪的賀蘭山勞動改造。直至林彪事件後，邱會作本人成為階下囚，總後受迫害的幹部大批返回北京後，大哥的"特嫌"帽子仍未明確摘掉。
在育英學校任教的大嫂舒堤也被造反派強行下放到香山"開採煤礦"，香山自古以來以其秀麗的風景而著稱於世，從來沒有礦業。而愚昧無知的造反派硬說有山就有脈，有脈就有礦，把大批教師趕到香山，把康熙皇帝給六世班禪修建的行宮變成營房，在香山下亂施開採，破壞了香山的風景和水系，造成香山泉水斷流，至今未能恢復，只好用自來水冒充泉水，以欺世人。
我的二哥閻明智十四歲去延安參加革命，在陝北公學學俄文，日本投降後，被派到東北曾任張學思秘書，後調到哈爾濱外國語學校任教，為培養未來的俄文翻譯做出很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調到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的高級翻譯、外交官和翻譯處處長。"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也對閻明智進行了隔離審查，後來將他與外交部幹部一起下放到湖南"五七幹校"參加勞動，1975年4月在長沙悲慘逝世。
早年就赴延安革命的二姐被下放到句容縣江蘇省直屬機關"五七幹校"下田插秧、上山採茶，患重病後，造反派仍然抓住二姐1960年至1967年為爸爸還清公家八千元錢款的問題，多次批鬥。二姐夫也多次受到衝擊，頭戴高帽遊街批鬥。
我妻子吳克良1950年代中畢業於北大西語系，調到中聯部工作，1967年12月受到我的牽連，在部里被隔離審查達八個月之久。
年邁善良的母親，帶著我十歲的女兒閻蘭，孤苦伶仃，在淒風苦雨中等待無辜的親人們的歸來，獨自一人堅強地經受著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盤問和批鬥。
1967年11月我被捕入獄後，造反派接二連三地到我母親家裡進行搜查，找我的所謂隱藏的並轉移的"電台"（其實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機），我母親對他們講："明復怎麼能有電台呢？若有電台，那不是特務了嗎？"但他們還是無休止地兇狠狠地盤問老人，他們說老人家死頑固，拒不交代。煽動母親所在的南禮士路國務院宿舍不明真相的群眾，開鬥爭會批鬥我母親，並威脅說，不交代，就槍斃你……我母親大義凜然地說："我丈夫閻寶航是老共產黨員，我兒子閻明復也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我們一家子都是共產黨員，你們要槍斃我，就朝我開槍吧！"她指著自己的胸口高喊。我母親後來對姐姐閻明光說，我這麼一橫，這群人也就無話可說了。從此，母親被開除了黨籍，撤銷了國務院宿舍居委會主任職務。
當時，我母親不僅承受著父親和我被捕入獄，大哥、二哥被隔離審查的巨大精神壓力和痛苦，而在生活上也毫無著落，因父親被捕，政協凍結了父親的全部工資，也不給她發生活費，生活非常困難。
"文革"開始後，我們就搬到魏家胡同住了，我被捕後，中辦又強迫我愛人遷出魏家胡同，我愛人帶著女兒在造反派的監視下，將行李、家具及東西又搬到我媽媽家，與我媽媽一起生活。當她被隔離審查時，這個家就剩下奶奶和閻蘭祖孫兩人相依為命。
當時閻蘭在南禮士路附近一所小學上學，由於不明真相的老師和學生，認為閻蘭的爺爺和爸爸都是反革命，被捕了，所以就對她十分歧視，經常欺負她。奶奶宿舍一樓住一位老幹部，也受到迫害，家中只有他的老母親，帶一個天生羅圈腿的孫女，在學校也受歧視，不願去上學，這樣閻蘭就和她在一起，早上對奶奶說是去上學，其實是和這個女孩在一起複習功課、玩耍。
大嫂在香山勞動，通過吳克良每個月給媽媽二十元錢。因為她也時刻被監視，不敢來媽媽家，就先與吳克良約好在西單某地見面，把錢交給克良，再通過閻蘭將錢轉交給我媽媽。
對吳克良的審查是從1967年12月持續到1968年七八月份。這期間，因查不出什麼問題，只好不了了之，也就被允許回母親家，同婆婆和女兒一起生活。這時，應該說是"文革"中媽媽生活最為愉快的時間，因為她能夠與孫女、兒媳在一起啦……這時，吳克良也想盡辦法來改善老人生活，從機關食堂打些肉菜帶回給媽媽和孩子吃，自己只買一些便宜的蔬菜吃。在家時，吳克良還帶閻蘭學唱樣板戲，什麼《紅燈記》、《沙家浜》，還在客廳里掛起毛主席像、唱語錄歌，儘量使媽媽暫時減輕對親人的懷念，緩解了些精神上的壓力。
大約1968年三四月份，有天早晨媽媽刷牙，突然吐口血，媽媽對克良講，剛才我吐口血，不知怎麼回事，克良馬上到洗臉間將血收集起來，看痰中有血，就陪媽媽到北大醫院去檢查，可是因為媽媽是反革命家屬，不給查不給治，說了很多好話，才算給做了檢查，發現左肺葉上有片黑影，說是肺炎，當時在門診給打了一針青黴素，並給帶回來幾針，在街道醫務室注射的。過了幾天，病情未見發展，媽媽也就放心了。
1968年五六月間，吳克良所在單位在黑龍江肇源縣瀕臨嫩江的肇源國營農場辦"五七幹校"。吳克良接到通知，要下放到"五七幹校"，肇源地區冬季很寒冷，一般氣溫都在零下三四十度，到肇源"幹校"的人都做了禦寒準備，將軍大衣裡面加上羊皮。克良沒有軍大衣，就找了一件厚呢子大衣，準備改成皮大衣，媽媽就從箱子裡找出一件她年輕時穿的蘭花面的小羊羔皮衣，將羊羔皮拆下，交給克良，她就拿到西單一家縫紉店去改制，將羊羔皮夾在大衣裡面。
在她去商場購買些零用東西、衣物時，身上帶的錢包被偷了，取衣服錢、去幹校的路費通通被偷走了，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非常著急上火……回到家，將此事告之媽媽，媽媽將自己多年積累的二百元交給克良，讓她去取衣服和購買其他必需物品。
吳克良於1968年6月，同中聯部的幹部一同踏上開往東北去的火車，前往肇源"五七幹校"。1969年1號戰備令下來後又隨"五七幹校"由黑龍江肇源遷往河南沈丘縣。克良臨去黑龍江時一再勸告媽媽到上海去，投靠明光三姐，也好有人照顧，但媽媽堅決不離開，說爸爸和明復就要回來了，我一定要等他們。克良無奈，只好把媽媽的衣物整理好，裝在兩個箱子裡，一再勸老人家去上海，克良將她和我多年的積蓄二百元存摺，交給了媽媽，作為媽媽以後的生活費用。
吳克良走前，根據中聯部的安排，將閻蘭送到中聯部，部里將所有下放"五七幹校"的幹部子女集中在西院小南樓，由他們軍管會的幹部，還有兩名女同志照顧孩子們學習、生活。這時閻蘭已轉到羊房店小學，直到1969年1號戰備令下來，中聯部"五七幹校"從黑龍江肇源搬轉到河南之前，閻蘭一直在中聯部生活，在中聯部"五七幹校"全體乘火車去河南路經北京時，就將留在北京的子女們一起帶到河南。在臨走前，閻蘭專門到奶奶那裡看望奶奶，還給奶奶買了一盒煙、點心、水果，與奶奶告別，沒想到這竟是她與奶奶生前的最後一次見面。從此，她就與媽媽在河南農村"五七幹校"生活五年多。
閻蘭與她媽媽到河南後，我母親只是一個人住在家裡。大嫂在香山挖煤，只能是星期六晚上回來，星期天抽點兒時間來家裡看看她。另外我老姑，因為她在北京鐵道部醫院工作，有時間也來看她。這時政協的造反派又連續來抄家，將家中的家具、沙發等東西能拿的都抄走了。造反派不講理，見東西就拿，最後剩下一個吃飯的桌子也要搬走，媽媽不讓搬，說得給我留個吃飯的地方呀，這樣，才算剩下個吃飯用的八仙桌子還有幾把破凳子，一張睡覺的床，真是一貧如洗。
後來，造反派又看中了我媽媽住的房子。大哥的女兒閻培莉陪奶奶去西單看房子，當他們找到房子時，一個小破院落里，進屋要上幾道台階，進屋一看，屋子很小，陰暗潮濕，窗子在牆的上半部，進屋開不了窗子，要登上凳子去開，這樣的房子怎麼住呢，媽媽堅決不去，也不搬。造反派沒辦法。可是媽媽說，爸爸還是要回來的，他回來怎麼住？於是就硬頂著不搬。
在1968年六七月份，大嫂來看媽媽，媽媽說，她在吃飯時吐了一口血，大嫂聽了很是著急，就到街道醫院門診看病，醫生說沒法確診，可能比肺炎要嚴重，請去大醫院確診。大嫂就陪媽媽到復興醫院檢查，確診為肺癌！大嫂見到診斷十分悲痛，真是哭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一個接著一個的災難像雪崩似的落在媽媽的頭上。大嫂當即寫信給上海的明光三姐，告訴她媽媽患肺癌的消息。
三姐在郊區勞動，收到信後立刻給大嫂打電話，可是只知道大嫂在香山挖煤，既沒有地址，更沒有電話號碼，偌大一香山，到哪裡去找呢！大嫂事後說，明光真有辦法，查遍了北京各區電話局的問詢處，竟然找到香山小煤窯唯一的一個電話（就是放在煤窯廚房的電話）。
當時已是深更半夜，一片漆黑，連路燈都沒有，廚房的師傅跌跌撞撞地從山下連摸帶爬地到班禪行宮，找到大嫂，說上海有緊急電話找你。大嫂同他一起走下山，接到電話，才知道是明光打來的，明光焦急地詢問了媽媽的病情，叫大嫂儘快把媽媽的病歷寄去。大嫂回憶說，下山的時候同廚房的師傅一起走，總算有個同伴。而打完電話回班禪行宮的路上，伸手不見五指，山風吹著樹葉，嘩嘩作響，時不時傳來野狗的哀鳴，令人膽戰心驚。大嫂說時過幾十年，當夜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三姐收到媽媽的病歷後，找到上海最好的醫生開了處方。治肺癌的中草藥，劑量很大，當然也很貴。當時三姐和姐夫的工資都已凍結，三姐只好向朋友、同事們借錢，真是患難見真情，三姐的朋友、同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藥，從上海寄到北京，帶給媽媽生命的希望，也傳遞著明光姐對媽媽的一片兒女真情。據大嫂回憶，明光姐寄來的藥包如此之大，以至到郵局去取藥包的劉阿姨都搬不動，有一次還累得吐了起來。取回家，也沒有這樣大的藥鍋，只好把煮飯用的大鋁鍋刷乾淨後煎藥。媽媽的病情暫時得到緩解。
媽媽的身體略見好轉，對爸爸的思念使她不安心。她想到父親被帶走時只穿了一件皮大衣，沒有更換的內衣。於是同老姑一起帶著裝有襯衫襯褲的提包，走遍了公安部、市警局，衛戍區接待站，都未能獲得父親的音信。
十年浩劫，成千上萬的無辜幹部和群眾被逮捕、關押、逐放。多少年是生死未卜、杳無音信。他們的家人，無時無刻不惦念自己的親人，日夜盼望能夠獲得隻言片語的消息……
在那個人妖顛倒的歲月里，社會上沉渣泛起，形形色色的騙子應運而生。他們利用人們的善良、無奈、輕信、渴望和無知，吹噓自己有"特殊的關係"，能夠進入關押"犯人"的看守所、監獄、勞改營打探在押"犯人"的情況，等等。
父親閻寶航
大家都為得不到半點兒父親的消息而著急，老姑家有個鄰居介紹，她認識一個女人很有辦法，在這方面有熟人，可以送些東西給爸爸。聽到這個消息，母親和老姑兩位老人喜出望外，這樣，就將這個女人請到家，給她做好吃的，然後托她給父親帶這帶那。東西拿走後，就如石沉大海。過段時間她又來了，說得花言巧語，兩位老人都信以為真，盼望著能將換洗的衣服帶給父親，那個女人還說："父親很快就要釋放了"。明光三姐的兒子黃安民當時陪著姥姥過"五一""七一"，聽那個女人說後，也寫信給上海說姥爺就要回來了。就這樣，大半年時間裡她來過多次，拿走衣物多件和七八百元錢。當時母親急於打聽親人的下落，毫不吝惜，借錢也要托人打聽到親人的消息。錢都是從親戚朋友那裡借的，很不容易。
大家慢慢地覺得這件事有些蹊蹺。大哥兒子閻小新（即閻培剛），還有三姐兒子黃安民，他們當時都穿軍裝，是沒有軍銜的黃軍裝。有一次，在家遇到這個女人又來啦，他倆就說："我們是衛戍區的，你要老老實實地講清楚，我們要同你一起去看閻寶航，你到底在哪個監獄裡看到他了？"在他們這樣的追問下，她終於承認自己是個騙子，是利用媽媽急切找到親人的心情欺騙了兩位善良的老人。後來，安民和培剛讓她立下了字據，限期將騙走的錢和東西送回來，這個騙子從此再沒來過，當然被騙走的東西和錢也杳無音信了。這件事充分地說明老人家當時的困難處境吧！
1969年夏天，三姐又請假來京看媽媽。三姐經濟上很困難，每次都是從上海先到南京，當時，二姐也在南京郊區"五七幹校"勞動，她們事先約好，二姐走出"幹校"，在一個山坡上等待三姐來，見面時偷偷地拿些錢，三姐再用錢買車票來京看媽媽。
三姐來前，曾找到陳同生的夫人張逸城（陳同生做過上海市統戰部部長，"文革"初期就被迫害逝世），她與著名腫瘤專家吳恆興教授很熟，吳教授是模里西斯華僑，放棄在英國的安逸生活回歸祖國。陳同生於1935年至1937年間曾被國民黨逮捕過，後經組織營救出獄。因身體不好，周總理安排他在我們當時南京的家裡養病治療，他對我們家很有感情。三姐明光來京前，找張逸城同志，跟她說了母親的病情和家中的處境，她就給吳教授寫了信，讓三姐到京後帶著信去找吳教授。
當時吳教授在協和醫院工作，也受到"文革"衝擊，工作受到影響，沒辦法，只好小聲地對三姐說："請把你媽送來吧，我給她看看，到我的辦公室來。"一起去的還有二嫂流莎。
當時媽媽病得已走不了路了，沒辦法，三姐和大嫂兩人雙手交叉，讓媽媽坐在她們的胳膊上抬到樓下，然後找車拉到協和醫院。
吳教授的辦公室很小，沒有助手，但他很熱情，知道家中的處境，再加陳同生夫人的介紹，親自將媽媽放到一個小車上推到放射科，因無助手給照相，在三姐和大嫂的幫助下照相、拍片，確診為肺癌。吳教授還親自帶媽媽去做了放療。吳教授是從海外回來的，海外親人給他寄來的食品、餅乾、巧克力等，也送給媽媽吃，讓媽媽補補身體。吳教授在我家如此困境下，對媽媽治療，而且是頂著巨大的壓力精心治療，我們是不能忘記的。"文革"後期，我被釋放後，明光也從上海趕來，我們一起去吳教授家看望他，表示感謝！
吳克良離京去黑龍江肇源"五七幹校"前，幫媽媽將僅存的一些有用的東西收拾好裝了兩個箱子，並勸媽媽去上海投奔明光那裡，因在京無人照顧她的生活。媽媽說我去上海你三姐那兒，你爸爸回來怎麼辦？我不能去。媽媽說，"不能讓爸爸回來第一眼看不到我"。其實，爸爸和我在監獄的情況媽媽是一無所知，她這麼說就是抱著一種思念和期盼。後來，明光姐來北京曾經去政協打聽爸爸的情況，他們都說不知道。實際這時爸爸已經去世了，他們非但不說、不告訴，還聲嘶力竭地要她與爸爸劃清界限。向他們提出媽媽生病，看病治病需要錢，他們根本不予理睬。當時（約於1968年6月），二嫂流莎曾請求唐聞生利用為周總理作翻譯的機會打聽爸爸閻寶老的下落，總理沉默不語，康生也在場。二嫂把實情告訴了媽媽，她堅決拒絕相信，而且放棄了與明智一家下放的要求，等待爸爸的歸來。
閻寶航一家
這裡還要說一說在我家工作的保姆劉阿姨。
保姆劉阿姨"文革"前就在我家工作，家是在順義縣一個農村里，人還可以，大家對她的工作還比較滿意。"文革"中不允許雇保姆了，便讓她回老家了。後來克良、閻蘭都到幹校去了，家中實在無人照顧媽媽，就又將她請回來，應該說是她一直陪媽媽度過了這一年多漫長、困難日子，我們是應該感激她的。但是，這個時期因家中沒有別人，媽媽有病行動困難，劉阿姨就將家中的東西能拿的往外拿，有的東西就變賣成錢了。當然了，這些事情是說不清楚的。那個時期大嫂給媽媽的錢，明光每月寄來的生活費，二姐寄的錢，都交給劉阿姨去買東西，她僅僅買點兒簡單、便宜的食品、蔬菜給媽媽吃。
通過這件事也說明了，這個時期媽媽是在何等惡劣的環境中苦熬的，感情上思念親人，身體上受病痛折磨，家裡又無人照顧，精神特別痛苦，再加上後來又摔了一跤，送到附近小醫院檢查，診斷是大腿骨折，只給簡單地治療一下……現在，根據大嫂的回憶、分析，可能不是骨折，而是肺癌骨轉移！
媽媽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明光姐從上海趕到北京的家裡時，怎麼敲都沒人來開門，她就喊："媽媽！我是明光啊！我從上海來，我來看你來啦！"敲了很長時間仍無人答話……好半天后，等劉阿姨回來才開門進屋。
一進屋，明光姐就見到媽媽骨瘦如柴，非常淒涼，心裡異常難過……媽媽睡在一個很髒的床墊上，床墊都濕透了，因為媽媽已大小便失禁，沒人照看她，可見媽媽那些日子是多麼痛苦啊！後來明光就給她收拾，換洗，並晝夜給她揉腿、揉膝蓋，又送到吳教授那裡看病治療。吳教授看到媽媽如此境況，骨瘦如柴，同時腿又摔壞了，非常生氣，就說："你們是怎麼照看老人的？怎能讓她這樣受折磨呢？"明光是有苦難言，現在是家破人亡，家中哪兒有親人來照顧老人哪！
當時，在北京的小弟佳林正在國際關係學院上學。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因"保黨委"，曾被造反派押著和院領導一起被批鬥，後被分配到邊遠的貧困縣勞動鍛鍊、工作，長達九年多，直到1978年父親平反後，才回到北京。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明光決定接媽媽去上海，同媽媽商量說，你在這裡沒人照顧你，劉阿姨又是這樣對待你，大嫂也顧不上，雖有佳林弟在，他能時不時地來看你，能給你幫助，他也不可能總在你身邊伺候吧！你跟我去上海，我們路過南京時，還可以去看看二姐嘛！媽媽很想二姐，她也知道家中的欠債，包括欠公家的帳，二姐幫助還了不少，這幾年生活上接濟媽媽，出了不少力，但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想二姐，終於同意去上海了。
在這個時期，由於大嫂多次到政協反映，說婆婆病重，爸爸停發工資，家中無錢生活和給婆婆治病，要求政協能幫助解決困難，後來，政協就批給了二百元的醫療生活補助費，他們就用這二百元錢買了去上海的軟臥車票，是個包廂。
在臨走前兩天，媽媽又發起燒了，她又不想走了，流莎（二哥閻明智的夫人）也趕來為媽媽送行，她認為媽媽發燒不宜走，可是車票已經買了！不去，車票怎麼辦？這個時候怎能不走呢？大家商量決定還是走！
走的那天早晨起來，三姐給媽媽洗了頭。後來三姐又覺得很後悔！認為那天不應該給媽洗頭，因為出門洗頭不吉利！這樣幾個人連抬帶搬地將媽媽扶到樓下，準備上車時，看到剛剛還是晴空萬里的天空，突然間一片烏雲翻滾著蓋了過來，竟下起了瓢潑大雨。當時大嫂認為走不成了，雨下得這麼大，怎麼走！這時佳林弟也在，借的車到了，外邊的雨也停了，大家心情很高興，就將媽媽扶上車前往北京站。事後大家回憶起來，感到這雨下的是沖媽媽來的，是為媽媽送行。
到北京站，還發生件小插曲。軟席臥車的列車員看到老太太病重，不願讓上車，明光理直氣壯，說她，你有什麼權力不讓上車，有病就不能坐車？因為有病才要去上海治療，明光講得聲音很大，並說："唉，張大夫怎麼還沒來呀！"當時正好有腫瘤醫院張大夫在，他就答應，我來了！張大夫很同情媽媽，媽媽在醫院看病時，張大夫就說老人家去上海時，我去車站送行。列車員見到有大夫、護士送，也不知道老太太是什麼身份，也就讓上車了。
列車開往上海，快到南京時，媽媽讓明光扶她坐起來，墊起個枕頭，還讓明光給她梳梳頭髮，靠近車窗坐著，向窗外望著想念已久的二姐高玲（原名閻明英）來看她。二姐也非常想來看媽媽。因為決定媽媽來上海後，三姐就打電話通知了二姐，媽媽乘坐哪趟火車，何時抵達南京車站，讓二姐來車站見媽媽。可是二姐的孩子玲玲和她原來的丈夫知道後，把二姐關在屋裡，堅決不讓二姐去車站看姥姥，二姐痛哭失聲……可見那時"階級鬥爭"環境下人們的思想狀態。二姐沒來，可媽媽還很冷靜，媽媽說："你二姐高玲，還是黨員，她在開會，是不能來看我的。"但從表情上看，媽媽是很傷心的。
媽媽到上海後就住在三姐家裡。這時明光已從鄉下回來了，三姐夫也從關押處被釋放出來回到了家，後來還被開除黨籍。家中孩子們安林、小七他們都對姥姥不錯，孩子們都在姥姥身邊，熱情地關懷、照顧姥姥。明光則到處找醫生給媽媽治病，安林還請她的同學、某醫院的護士長每天來家給打針。安林同學見到她姥姥病成這個樣子，就對安林講：看到老人病成這個樣子，我很痛心！媽媽的手背、腳背上的血管都癟啦，針扎不進去，打點滴很困難了。
這時，三姐又把在鞍山農村的大姐明詩請來了。當時大姐正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她的處境很困難，"文革"中被定為鞍山市最大的特務分子，在市內批來鬥去，打得死去活來，後來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大姐接到三姐的信，就從農村趕到上海來，最後又由她陪伴著媽媽，每天給媽梳頭、洗臉、擦身……媽媽周身疼痛，她就給媽媽按摩，送媽媽去醫院。
因為是反革命的家屬，醫院不肯收。後來還是三姐找北京協和醫院吳恆興教授幫忙，吳教授給寫了信，才住進了上海長寧區中心醫院，並給了間病房。當時上海天氣很熱，他們就在病床下放些冰塊降溫，這樣，就由大姐、三姐和孩子們在醫院裡陪伴媽媽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幾個月時光。
媽媽是1971年7月12日去世的。
媽媽病危時給二哥明智去信，二哥趕到上海時媽媽已去世。
媽媽在醫院病重時，還有兩次突然醒來，說玉衡和小復回來了，快去買肉給他們包餃子吃！這樣，講了兩次。她在去上海的火車上跟三姐講，你知道我最想誰？三姐說最想誰？她說："我還是最想小復啊！"三姐開玩笑說："你光想小復，那就不想我啦？"媽媽拍拍她的額頭笑著說："你'大背頭'！唉！我能不想你嗎！"
在媽媽臨終的前兩天，她跟大姐、三姐講："我快不行了，還是給總理寫封信吧！我將不久於人世，但我還是相信玉衡、明復他們沒有問題。你們給我治病欠了那麼多債，我想請周總理關心關心，安排我的後事。"這樣，大姐根據媽媽的意見，提筆起草一封給周總理的信，信的大意是：總理，我是高素，我始終相信玉衡和明復是無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來上海後，搶救費用甚巨，小女明光的愛人被關押，工資凍結，無力支付。請總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慶變賣衣物接濟黨內同志和抗日鄉親的面上，把我的醫藥借款費及後事解決了。信寫好後，7月12日中午媽媽就去世了。媽媽臨終時的一句話：我想小復啊！
據明光幾次回憶，在住院過程中，媽媽從不埋怨什麼，忍著病痛。她臨終前交代我們，要跟共產黨走。但是她還說："共產黨啊什麼都好，就是整人，這不好！"這是位老共產黨員的心裡話，說明當時強調階級鬥爭太過分，一切搞極左，傷害大批黨內外人士。
媽媽於1971年7月12日與世長辭後，大姐、三姐根據媽媽生前的囑託，將寫給周總理的信寄給大嫂，請她送到總理辦公室交給周總理。
當時大嫂還在香山挖煤，她接信後很為難，她想我怎能進中南海見到周總理呢？於是她就來到中南海西門，門口有警衛，在門前走來走去，也無法投信，也不能把信交給警衛……後來就到西四郵局，買了個信封，將媽媽寫給總理的信裝在裡面，信封上寫："國務院周總理辦公室同志，請務必將信送給周總理"，貼上四分郵票，在西四郵局寄出了。她可能想，西四郵局離中南海較近，寄給總理的信可能早點兒收到。
信寄出後，她就又回到香山勞動，沒過多久，政協機關派人來找她，叫她來政協一趟。這次她來到政協發現接待她的人與從前態度不同了，他們說："首長有指示，高素同志不容易，把孩子帶大，帶入革命，她是有貢獻的。她的治療費和安葬費給予報銷。"大嫂聽後很受感動，就打電話給三姐來京辦理此事。三姐將媽媽治病期間的各種票據、收據帶來，政協根據總理指示給予報銷了，其餘用以支付清了各種花銷、火化費及欠債。周總理當時處於"文革"的驚濤駭浪之中，忍辱負重，自己也身患重病，還關心著我們一家，我們把總理的恩情一直銘刻在心。
當時，在上海給媽媽開了個追悼會，追悼會由二哥明智念悼詞，二哥剛講兩句就泣不成聲了。媽媽火化後，骨灰存放在殯儀館裡。三姐非常悲痛，當媽媽咽氣時，她抱著媽媽，感到媽媽身體是溫暖的，醫院將屍體運到殯儀館去，三姐不干，抱住媽媽屍體痛哭，後來就昏倒在地了，一連好多天沉浸在悲痛之中，沒法活下去了！後來又同二哥走訪幾家醫院，想了解對媽媽的治療是否有誤，大姐說即使證明治療有誤，還能怎樣呢？還有什麼辦法好採取呢？但是，三姐陷於思念媽媽的悲痛中長達一年多。
喪事辦完後，三姐一連做了兩次夢，夢見媽媽對她說，在她旁邊有個人總是欺負她，於是，三姐和姐夫就到殯儀館將媽媽的骨灰卡帶回家了。直到爸爸平反後，1978年舉行骨灰安放儀式時，因爸爸沒有骨灰，爸爸去世時是按江青的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號（父親在監獄的代號）不準保留骨灰，這樣就將媽媽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裡，一起安葬。媽媽去世時，我的女兒閻蘭隨克良在河南沈丘"五七幹校"，她接到上海的來信，克良還在勞動沒回來，她拆開來信，竟是她曾相依為命的奶奶的噩耗，小小年紀的她難以接受，放聲痛哭。至今多少年過去，閻蘭提起舊時記憶，仍然潸然淚下。
"文革"開始後，外交部有人喪心病狂地整二哥和他的愛墮胎莎，寫檢查被貼大字報。二哥到長沙"五七幹校"後，她一個人非常艱難地在北京帶著三個孩子，把他們拉扯著長大成才。她知道明智孝順媽媽，在北京時，就定期讓小兒子嘎嘣豆（小名）晚上背個小書包，裝上吃的和錢偷偷給奶奶送去。1975年4月一個晚上，流莎正在等待接她到辦公室翻譯西貢解放的政府聲明的車，接到電話得知二哥的死訊（4月18日）。她帶著三個孩子半夜趕到火車站，一直等到第二天去長沙的火車，次日才准許她看到二哥屍骨，心裡非常難過。她回憶說，二哥是在一天晚上的單位批評會上心口痛，回到宿舍後倒下的。"文革"讓二哥一家流離失所，骨肉分離，而我則是在出獄後得知失去了二哥這個家裡最有出息的親人。
這裡再補充件事，明光第一次來京到政協去打聽爸爸的情況，要求給媽媽開生活費，他們拿出一個扣發工資單，她拿工資單回來跟媽媽講，爸爸還活著哪，你看還有工資單嘛。媽媽就問："那明復呢？"三姐和大嫂曾到豐盛胡同找中辦組織部打聽我的下落……他們說這裡沒有閻明復這個人。回來後，就騙媽媽說明復在農場勞動呢！以此來安慰她，但媽媽並不相信。據佳林弟回憶，他是第一個聽說父親去世的。1969年，國際關係學院革委會在批判原院長於葦同志時，發現我父親曾營救過抗戰期間西安抗日救亡分會的幾個被捕同志，其中就有於葦。"國關院專案組"懷疑於葦有變節行為，開始尋找父親想當面查問。公安部專案組告之：閻寶航已去世了。"國關院專案組"有個姓謝的同學悄悄告訴了佳林弟，佳林告知明光和大嫂，明光震驚但不信。
這樣一位善良而又慈祥的老人就這樣與世長辭了。
這樣，我們這個在抗戰時期，在堅持地下鬥爭中，幫助過多少陷於困境的共產黨員、民主人士、東北難民，而被親切地稱為"閻家大院"的溫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
轉自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