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運亦稱國際工運，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但實際進程中，很快發現只有「階級出身」沒有文化知識的工人，無法承擔領導職務，不僅出不了主意、指揮不了運動，連文件都讀不了。如此這般，工人階級只能是理論上的「領導階級」，各級職務只能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擔任。所謂「工農聯盟」、「知識分子工農化」，政治動員招牌耳，旨在號召工農「起來」咸與革命，並非真正尊重工農。別忘了毛澤東1945年就說了這句著名語錄——「人民靠我們去組織。」[1]
紅士評語
中共高幹當然也不真正認同工農高於自己。謝覺哉日記（1945-11-7）：
大眾是聰明的，也是愚笨的。[2]
1944年，赤區熱演〈劉巧兒告狀〉。農村野台子，露天看戲，來去自由，有時下雨，農民打著傘看。一位左士發表評論：
這個戲有毒，不要然農民怎麼會打著傘看到底？！[3]
工農群眾不是真正的英雄麼？他們的審美不是最純潔最優秀麼？「打傘看到底」怎麼會成為這齣戲「有毒」的根據？真正尊重農民兄弟，會發出這樣的評論麼？
1950年代，延安幹部李慎之（1923～2003）：
各國共產黨理論上是相信人民創造歷史的，但實際上共產黨對領導人、高級領導的依賴思想超過以往任何朝代，這是非常矛盾的。[4]
海南冤案
1949年底，瓊崖赤區發生「特務大案」，24名紅色青年被冤殺，錯捕95人，牽連216人。被疑起點竟是「特務頭子」林雲進入赤區後的一則建議：
隊伍中不要說粗話髒話，要組織學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
瓊崖赤區頭頭認為林雲「看不起革命隊伍、驕傲自大、打擊領導。」竟渲染演繹出偌大「特務案」。槍斃前，林雲飽受肉體折磨。
1953年春，瓊崖赤區一號紅色人物馮白駒（1903～1973）長篇檢討，平反這起大冤案，所有冤魂追認「光榮烈士」。[5]
農民的覺悟
親共英人林邁可（Michael Lindsay，1909～1994），1938～1945年在赤區：
在日本人沒有到過的地方發展抗日隊伍比較困難，然而凡是日軍到過的地方，當地老百姓都堅決支持抗日部隊。[6]
不犯自身不抗日，農民兄弟的覺悟實在不高呵！反之，抗戰期間至少三十萬知青主動投奔赤區。長期主編延安通俗報刊《邊區群眾報》的胡績偉（1912～2012）：
農民中雖有很多革命分子，有捨己救人的人，有一心為公的人，有真誠坦率的人……但總的說來，一般農民是私心較重的，思想是相當保守的，心胸比較狹窄的，眼光比較短淺。這恰恰是「髒」、是「不乾淨」。對知識分子，一般的說也是自私自利，患得患失，但因為他們有知識，思想不那麼保守，眼光比較看得遠，因而易於傾向革命，這也是客觀事實。拿這點來說，知識分子「不乾淨」、農民「最乾淨」也是站不住腳的。[7]
1947年，「三八式」白介夫（1921～2013）任吉林長白縣委宣傳部長，留下〈長白山地區土改運動日記〉——
農民們是自私的，一進院子先找自己分得的東西，總願意把自己的先搬上車去，一個破釘子也願意渾水摸魚拿去才稱心，有好幾次把應留的東西搬出來，搬上大車，以後又給抬下來……可以看到貧苦農民的忠厚與自私、保守與貪婪。[8]
1947年東北土改，黑龍江依安縣郊區起一家大地主的浮財，挖出三大缸銀圓、300多根金條。區委書記兼區長乃延安女大生鄧壽雨：
那天晚上非常緊張，為避免老百姓一哄而上，把錢財搶了……把縣大隊調來負責安全。取出錢財後立即讓縣銀行接收。[9]
貧下中農的階級覺悟不是「自來高」嗎？怎麼還會怕他們哄搶「集體財物」？！
工農化的反動性
提出知識分子的工農化，實質性體現國際共運糟爛的反動肉身。人類發展方向當然是富足典雅的知識化、禮儀化，而非原始的體力化、粗野化。當然應該工農知識化、工農向知識分子學習，全社會朝著知識化方向發展。毛共的工農化顛倒過來，反其道而行之，豈非小兒科級的「歷史倒車」？
1877年，阿克頓勳爵明確指出歷史進步與知識的同比關係——
自由的進步是記錄在知識的增長之中，正如它記錄在法律的改進中一樣。[10]
吾華先賢雖認識到財產與見識與修養的關係——「倉廩實而知禮節」（《管子·牧民》），卻未具體落實於制度。古希臘著名的梭倫（前638～前559）立法，按財產分公民為四等，政治權力以財產決定。今天看來有點「嫌貧愛富」，卻體現尊重現實的歷史理性，比純粹唱高調的「人人平等」切實有效。社會進步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逐步推進。梭倫立法之所以得到後世尊重，核心就是這今天看來有點那個的「財產劃等」。
那麼好的東西——財產，馬克思主義卻視為罪源，以貧為尊、以富為罪，似乎一貧窮有得了理，就可合理合法執持暴力去共富人之產。
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功過在於理。馬克思主義雖然依賴「彼岸」欺世一時，呼嘯歐亞，等世人認清其臀部的烏托邦紋章，當各赤國人民真切領教了共同貧窮，紛紛掉頭離去。近年，俄國開始清除列寧塑像，一併送走的當然是帶來巨大災難馬列主義。至於中共尚未易幟，還在「不忘初心」，可紅旗還能打多久呢？
12/24～26/2018 Princeton
【注釋】
[1]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8-13）。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版（合訂本），頁1077.
[2]《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冊，頁860。
[3]袁靜：〈你沒有走——悼念丁玲同志〉，原載《天津日報》1986-3-2。收入中國丁玲研究會編：《丁玲紀念集》，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117。
[4]王啟星：〈王飛、李慎之與毛澤東秘書談民主〉，載《炎黃春秋》（北京）2010年第8期，頁28。
[5]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一生都在波濤中》，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下冊，頁637～643。
[6]（英）林邁可：《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見聞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7年，頁9。
[7]《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18～219。
[8]白若莉整理：〈長白山地區土改運動紀實——白介夫日記摘錄〉，載《炎黃春秋》（北京）2008年第1期，頁61。
[9]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頁329。
[10]（英）達爾伯格·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譯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頁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