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身在巴黎的昆德拉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昨日與世長辭，享年94歲。昆德拉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等多部小說享負盛名，與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並列為戰後國際最知名的捷克知識分子，同樣見證過1968年蘇聯坦克輾壓捷克，潰敗「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事後昆德拉選擇流亡，哈維爾選擇留下來，他們此前展開的筆戰，半個世紀過後依然有啟迪。
戰後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共產時代，1968年開明派以「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口號上台，推動前所未見的民主化運動，更試圖為異見分子平反，但受到蘇聯與華沙集團軍隊入侵，最終「布拉格之春」不足一年流產告終。1975年異見作家昆德拉流亡法國，發表多部名著而贏得國際聲譽，更成為捷克異見的代言人；哈維爾以異見劇作家身份留在祖國，要麼受牢獄之災，要麼受到秘密警察嚴密監視，共產政權倒台後，1993年獲選為首任捷克總統。
1965年出席維也納圓桌會議的年輕劇作家哈維爾
昆德拉與哈維爾未為世人認識之前，曾經就抗爭遺產與捷克前途公開筆戰，但有很長一段時間，非捷克語世界對兩位大師的爭論茫然不知。普林斯頓大學斯拉夫語及文學系研究生 Tim West發表的論文，嘗試梳理整場筆戰的前因後果，他指出在蘇聯坦克入城後，政治清算並非即時展開，在政治前景未明下，捷克人仍享有短暫的政治自由，筆戰就是在這個條件下出現。
為希望還是絕望而戰？
1968年12月，昆德拉在文學雜誌 Listy發表文章「捷克的命運」（Českýúděl），為蘇軍入城後不足半年，當時昆德拉39歲，一年前才發表處女作小說「玩笑」（The Joke）嶄露頭角。他在文章提到，在數個月內，全國出現大規模移民潮跡象，他呼籲國民不要屈從於絕望，必須認清捷克被惡鄰包圍，民族命運註定崎嶇，但捷克人在民主運動沒有輸掉一切，當中尚留下希望。
對於昆德拉筆下的希望，32歲荒誕劇作家哈維爾似乎耿耿於懷。1969年2月，哈維爾在 Tvář月刊以文章「捷克的命運？」（Českýúděl?）回應，標題已經語帶挑釁。他批評昆德拉不敢直視現實的殘酷，只管把目光放在過去民主運動的短暫成功，還把當前劣勢歸咎於古老民族命運，不思考破局的可能。哈維爾在文中強調，現實不存有昆德拉筆下的希望，並呼籲國民不要坐以待斃，應當現在就挺身而出反抗，以防止公民自由受進一步蠶蝕。
昆德拉隨之以文章「激進主義與展示主義」（Radikalismus a exhibicionismus）反擊，先提出自己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堅持希望所在；繼而他指責哈維爾既否定現實有任何希望，又呼籲民眾起來反抗，邏輯自相矛盾——既然沒有希望，反抗的目的何在？昆德拉質疑，哈維爾的行動罔顧後果與策略，甚至是不求勝利，背後只有兩個目的，就是透過證明世界有無法彌補的道德缺陷，以展示作者本人的道德純潔高尚。他如此寫道：
"渴望自我展示的人，不自覺地傾向把形勢理解得絕望，因為只有絕望的形勢，才能把他從戰略思考的責任解放出來，為自我表達和展示清理出一些空間。他不僅認為形勢毫無勝算，他（被無可抗拒的戲劇衝突所誘惑）甚至利用自己的行動、他的「冒險行動」以創造絕望的局面⋯⋯更確切的說，他不渴求自己所奮鬥的公義勝利；恰恰只有他所捍衛的理想失敗，他才獲得最大的勝利，因為只有公義蕩然無存，其爆炸的光芒才可映照出世間一切苦難，還有他的人格高尚。"
隨著政治氣候變得惡劣，整場精彩的筆戰無疾而終。1970年昆德拉被解僱，他和哈維爾與數百名作家全部被禁言，再不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意見，以上成為昆德拉在共產時代捷克發表的最後一批文章。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國，取得教席後繼續寫作，成為我們日後認知的那位昆德拉。
是無權力者的權力？
筆戰最難得的遺產，可能是昆德拉提出的課題：既然壓迫者如此強大又無法抵抗，公然的反抗既達不到目標，又傷害自身與家人，究竟目的何在？如果抗爭註定失敗，抗爭者主動挑戰，又是否純粹出於展現自身的道德勇氣？這是蘇聯集團統治下，數千萬人口都面臨的兩難處境，但共產陣營絕少有知識分子像昆德拉與哈維爾那樣，有機會對此問題展開公開而嚴肅的爭論。
筆戰無以為繼，但筆戰所提出的課題，日後仍反覆出現在兩人的作品之中。1978年哈維爾劇作「抗議」（Protest）對大多數人選擇迴避對抗提出質問，劇本中的長篇對話，部分靈感來源相信就是來自與昆德拉的筆戰。1985年哈維爾發表「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呼籲國民「向謊言說不」，在某意義上，就是筆戰中既有立場的延續。
後來，同樣流亡海外的 Listy編輯 Milan Jungmann，在昆德拉發表「捷克的命運」時仍然在職。他聲言昆德拉深受文章激起的筆戰影響，正是這個原因使他日後迴避政治評論，或許亦導致他多番強調，自己的小說沒有政治含意，即使在很多文評人眼中，作品的政治內涵呼之欲出。
然而，我們同樣可以在他的小說中，看到這場筆戰影子。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曾經的外科醫生托馬斯（Tomáš）因1968年後發表文章，引起政府不滿而失業，最後被分配抹窗工人的崗位。前報紙編輯與托馬斯之子前去請求他，為特赦政治犯聯署請願，但托馬斯回覆說：「可能是高尚的，但肯定是完全沒有用的。」愛妻特麗莎（Tereza）成為托馬斯決定的最終理由，小說如此寫道：
"一切決定只存在唯一的判准：不要做任何會傷害特麗莎的事。托馬斯拯救不了政治犯，但他可以帶給特麗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