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自拿破崙時代以來，一直就懷著主導歐洲事務的野心，無奈因國力不濟，始終未能如願以償，但法國拿破崙之後的政治家、軍事家幾乎無一不試圖重現拿破崙時代在政治、軍事上的輝煌。然而富於想像、浪漫、樂於享受的法國人，儘管也為人類貢獻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但拿破崙之後的兩百年來，法國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拿破崙那樣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這使得法國人一直試圖主導歐洲事務的美夢難以成真。由於法國政府和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拙劣表現，致使法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世界強國之一淪落為世界三流國家，然而法國即使淪落到這個地步，也沒有消磨掉法國人試圖主導歐洲並與美國平起平坐的野心。
但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左翼勢力強大，國內政局不穩，政府更替頻繁，很少有政府執政超過一年的，在這種動盪不穩的國內政局之下，再加上印度支那戰爭的失敗，導致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以及法屬非洲殖民地的紛紛獨立，使得法國的國際影響力日漸式微。
直至1958年戴高樂重新上台，面對法國的政治亂局，戴高樂利用自己在二戰中樹立起來的聲望和法國民眾希望社會穩定的民意，修改憲法擴大總統的權力，才使法國政局逐漸穩定了下來，而此時英、（西）德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之下，已從二戰的廢墟上重新恢復過來，與美國一起成為主導歐洲和「北約」的主要力量。不甘淪為三流國家的法國，為了提高法國在西方世界的發言權，居然不顧西方民主國家的整體利益，面對以前蘇聯為首的華約國家咄咄逼人的對外擴張壓力，戴高樂公然宣布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也不允許北約和美國在其國土內駐軍，退出美國的核保護傘，不惜勞民傷財發展自己單獨的核打擊力量，試圖以這種不合作方式來提高法國在歐洲和世界事務中的重要性。
更為愚蠢的是戴高樂為了顯示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不顧西方民主世界的整體利益，居然於1964年宣布與中共建交，而此時正是中共由於它反文明、反人性地推行世界共產革命的野心，和為此不惜打核大戰的政策，不僅遭到世界各國的弧立和抵制，而且也遭到國際共產陣營內部的大多數國家和政黨的孤立和抵制的時候，戴高樂與中共建交的決定，無疑被毛譯東和中共當局緊緊抓住，當作分化西方世界、瓦解西方國家對中共弧立抵制的機會。戴高樂的這一套自立門戶另搞一套，和與全世界共同的敵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眉來眼去的做法，被世界和法國人稱之為「戴高樂主義」。
因法國所奉行的戴高樂主義於中共當局有利，因而戴高樂及其所奉行的「戴高樂主義」深受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讚賞，戴高樂被毛和中共吹捧成不屈從於美國霸權之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偉大政治家。
缺乏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作為後盾的「戴高樂主義」數十年來並未能實現其試圖主導歐洲事務，將美國勢力逐出歐洲的野心。戴高樂之後的各屆法國政府逐漸認識到奉行「戴高樂主義」不僅未能實現法國主導歐洲事務的野心，反而使自己在西方世界被孤立，以致前幾屆法國政府便使法國重返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積極參與歐盟和北約的事務。
然而到馬克龍政府上台之後，法國人主導歐洲事務的野心又得以死灰復燃，在這次俄烏戰爭爆發之前，馬克龍甚至宣稱北約已經腦死亡（即認為北約已經沒有必要存在了，因為北約仍然是以美國為主導），提出歐洲的防務要靠自己，不能再依賴美國的武力保護，試圖聯合德國把美國的勢力逐出歐洲，由法、德共同主導歐洲和北約事務。實際上是馬克龍打的如意算盤，是想藉助德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來達到由法國主導歐洲和北約事務的目的，因為德國背負二戰的沉重歷史包袱，所以德國對外的政治、軍事政策都縮手縮腳，生怕別人指責它試圖重蹈第三帝國的覆轍，所以馬克龍的法德主導歐洲和北約事務，實際上就是由法國主導。
然而馬克龍和歐洲的一些左翼政客們，不顧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近八十年歐洲的歷史和現實：二戰後歐洲的復興完全得益於美國援歐的馬歇爾計劃和將近八十年來美國對歐洲提供的核保護傘和通過北約為歐洲的復興和發展提供的安全保障。正是將近八十年來美國出錢、出人、出武器長期在歐洲駐軍（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前，美國一直在歐洲駐軍多達三十萬人，此後，直到現在美國仍維持在歐洲的駐軍達十幾萬人之多），美國在歐洲的駐軍和為歐洲提供的核保護傘遏制了前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對外擴張的野心，為歐洲贏得了將近八十年和平發展的機會。在美國的有力保護之下，歐洲各國在安全事務方面形成了對美國的依賴，在這次俄烏戰爭爆發之前，歐洲各國用於安全防務方面的費用幾乎都維持在各國GDP產值的百分之一點幾左右。在美國川普政府時期，歐洲各國（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對於美國提出的要求歐洲各國將其用於安全防務方面的費用（包括分攤的美國駐軍的費用）提高到各國GDP的百分之二以上時，也遭到法國的馬克龍和當時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抵制，雙方為此發生激烈的爭吵，馬克龍甚至還提出歐洲的安全要靠自己，不依賴於美國，試圖將美國的勢力逐出歐洲，以實現法國主導歐洲事務，在國際事務中與美國平起平坐的野心。
對於法國馬克龍政府這種既不想出錢、又不想出力，還想主導歐洲事務，並試圖在國際事務中與美國平起平坐的野心，當然得到法國民眾的擁護（主導歐洲事務符合法國民眾的心理狀態、不增加防務費用可使法國政府有更多的錢用於民眾福利）；馬克龍政府的這些做法，也符合中共和俄羅斯分化瓦解西方民主陣營的共同利益，所以馬克龍被中共和俄羅斯視為反對美國霸權和分裂西方陣營的重要工具。
然而俄烏戰爭的爆發，使歐洲各國迅速認識到歐洲的安全仍然離不開美國，致使以馬克龍為首的法國政府試圖主導歐洲事務，在國際事務中與美國平起平坐的野心再次破滅。
為了顯示法國在歐洲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馬克龍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的危急時刻，數次與普京總統會談，甚至親赴莫斯科拜會普京，試圖阻止這場戰爭的爆發，以彰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的努力，結果均以失敗告終，俄烏戰爭仍於2022年2月24日爆發，這一事實表明馬克龍的法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俄烏戰爭爆發後，馬克龍政府不是積極援助烏克蘭反擊俄羅斯的侵略行徑，而是繼續與普京交流勾通，試圖壓服烏克蘭接受既成事實（承認俄對克里米亞和烏東四州的占領）與俄實現停火，馬克龍試圖以此來顯示法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因遭到以澤連斯基為首的烏克蘭政府的堅決抵制和大多數北約國家的反對，又以失敗告終。
在馬克龍上台以來所奉行的一系列按照戴高樂主義試圖主導歐洲事務和提高法國的國際影響力的努力，因國力不濟而均以失敗而告終之後，馬克龍又採取了一個典型的戴高樂式的外交策略，那就是在中共當局因試圖主導國際事務和在俄烏戰爭中偏袒侵略者俄羅斯而遭到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抵制而限入孤立的重要時刻，為了標新立異以顯示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在中共經濟利益的誘惑之下，不惜放下身段親自率團訪問處於孤立狀態之下的中共，為中共分化瓦解民主國家對中共當局的孤立圍堵盡效犬馬之勞，為此從中共當局處獲得了160架空中巴士民航機的大訂單（還有其他訂單），甚至習近平還破例「御駕」親陪馬克龍到廣州飲茶，習近平對馬克龍謙恭之態可掬。馬克龍為討好中共，儘管答應為中共去說服荷蘭政府將中共急需的尖端光刻機賣給中共，但在美國的堅決反對之下，遭荷蘭政府拒絕。馬克龍在訪中期間為迎合中共，稱歐洲不應跟隨美國，捲入台海爭端，他在返回法國的專機上接受兩家法國媒體採訪時表示，歐洲必須加強戰略自主性，頂住成為「美國追隨者」的壓力，並避免捲入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對抗。
馬克龍的這些戴高樂主義色彩濃重的愚蠢做法和言論，不僅遭到美國和多數歐洲國家的反對，就連法國民眾都對此表示反對，因為在台海問題上西方國家協調一致反對中共武統台灣，共同保衛台灣就是保衛民主自由，這已經是東西方民主國家的共識。這一共識決不會因馬克龍所奉行的戴高樂主義政策而改變。這次法國民眾對馬克龍對俄羅斯和對中共所奉行的戴高樂主義外交政策的反對，表明不合時宜的戴高樂主義在法國、在歐洲和在世界上都已經走到了盡頭，是法國徹底拋棄戴高樂主義，重新回到以西方傳統價值觀為基礎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時候了。
2023年7月28日寫於望春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