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多福·沃克（Christopher Walker）
譯者：撒母耳
（圖：上海的監控攝影頭，2023年3月）
中國在保密上迅猛發展。中共政府的治理方式依賴於監視和控制，而非公開和協商，這就需要保密。為了維持這種做法，中共政府壓制獨立新聞，審查數字信息，嚴密防範民主國家自由披露的信息。
致力於保密和審查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的執政特色。但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其統治理念可能會在未來數年左右世界——中共變得更加詭秘。最近幾個月，中共政府在突然放棄嚴厲的「清零」政策後，掩蓋了多達百萬人的死亡事實。它篡改和隱瞞了有關疫情的數據。中共政府還擴大了其嚴厲的反間諜法的適用範圍，以加強對中國信息環境的控制。
中共政府也已成為向海外輸出保密的隱秘輸出者。這一點在中共操縱世界衛生組織的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中共當局壓制國內對武漢疫情的討論，拒絕與全球衛生機構共享信息，阻礙了世衛組織的應對措施，使中國境外數百萬人付出慘痛代價。後來，中共政府試圖操縱世衛組織對COVID-19疫情起源的調查結果。疫情爆發三年多來，中共當局繼續抵制世衛組織對可能揭示病毒來源的數據的要求。
但受中共政府保密癖影響的不僅僅是國際組織。隨著中國通過大手筆的基礎設施合同、教育和媒體合作以及提供監控技術的協議，在全球範圍內展示其政治、經濟和技術力量，中共政府的保密模式正在向中國境外蔓延。與中共政府達成交易的國家發現，它們被期望效仿中共的做法，就像中共統治者在國內所做的那樣，限制透明度和問責制。這種接觸模式的結果是，全球透明和開放治理的準則逐漸受到侵蝕，而新的隱密和不透明準則正在興起。
封口費
中共政府機構與外國政府或企業達成協議時，往往要求對細節保密。「模里西斯安全城市項目」就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證，在這個項目中，中國科技巨頭華為與模里西斯電信公司和模里西斯警方合作，安裝了侵入式監控系統，包括4000個具有面部識別和車牌記錄功能的攝影頭。該項目的實施過程並不透明，也很少經過公開辯論。儘管該項目由中國進出口銀行貸款資助，標價高達5億美元，但它只是在模里西斯國民議會上草草宣布，自此便躲過了監督。為了選擇模里西斯電信公司實施該項目，模里西斯官員甚至放棄了公共採購的競標要求。當模里西斯公民社會成員對該項目提出質疑時，政府官員卻躲在模里西斯警方、模里西斯電信和華為簽署的保密條款背後。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塞爾維亞，該國政府與華為簽署了一項協議，安裝由8100個攝影頭組成的綜合監控系統。政府告訴公民，這些攝影頭將改善安全狀況，而且技術不會被濫用。但與模里西斯的情況一樣，在採用該系統之前沒有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公開辯論，公民對該交易知之甚少。當這種系統被強加給不知情的公眾時，政府就能有效地獲得不受制約的監視和控制能力。
鑑於採用先進數字平台的進程越來越快，鞏固專制的監控規範的風險也在上升。在許多國家，當局不願公開他們採購監控技術的合同信息。因此，非政府組織很難辨別誰是這些舉措的真正幕後黑手。而中共政府與中國公司之間的重疊又使這一問題更加難以澄清。在這種環境下，中國的保密癖有可能會傳染給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制度薄弱的國家。
合同，什麼合同？
對透明度的抵制正在蔓延。在拉美，中共政府利用保密債務合同，禁止簽署方向公眾披露合同條款。這些交易通常以秘密方式迅速達成，常常會使公民社會甚至國家立法機構邊緣化。例如，中國銀行與厄瓜多政府之間的信貸合同直到2016年「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泄露後才曝光。
其他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在加拿大，希望與華為簽訂研究合同的大學被禁止公開討論這些合同。肯亞也是如此。肯亞耗資50億美元修建的標準軌距鐵路於2017年竣工，是該國最昂貴的基礎設施項目，但卻飽受腐敗指控的困擾。尋求項目信息的當地活動人士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公開中國和肯亞當局簽署的貸款合同。但這些協議的保密條款再次被援引，以此來回絕活動人士對透明度的要求。
中國堅持保密的做法正在逆轉數十年來在提高透明度方面取得的進展。
與中共政府或其關聯公司做生意的國家一再被要求不得披露協議條款。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被要求對合同的存在保密。根據2021年對中國國有實體與24個國家的政府借款人之間簽訂的100份債務合同的研究，中國不尋常的借貸條款高度標準化，並沒有因地理區域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這暗示了中共政府推動保密的全球化性質。
當活動家或民選議員要求獲得更多有關這些項目的信息時，政府卻一再援引與中國公司簽訂的協議中的保密條款。即使有信息曝光，也是由記者和公民社會活動家發現的，而不是由政府披露的。這種堅持保密的做法正在逆轉幾十年來在提高透明度和公開性方面取得的進展，並鼓勵政府抵制問責制。中共政府在黑暗中達成的每一筆交易，都在推動各國降低治理標準的透明度和問責制。
在制度化治理根基尚淺的脆弱、高風險國家，中國對保密的強調尤其具有腐蝕性。這對「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和「千年挑戰計劃」（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等致力於鼓勵將公開透明作為治理準則的機構來說，有著切實的影響。中國的做法正在抑制這種規範的實施。
簡而言之，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推行的保密政策不僅造成了經濟成本，也造成了非經濟成本。不透明的政府程序和隨之而來的嚴重腐敗會影響經濟生產力，降低國家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這些特質也會削弱獨立機構的廉正和可持續性，從而破壞負責任治理的標準和實踐。最後，保密會威脅到非政府領域，包括媒體、大學和科技公司。如果中共政府通過行使強權成功削弱了這些機構審查和質詢其交易的能力，那麼保密循環勢必會加劇。
讓光進來
開放社會應通過大力提倡透明度、重申開放的原則和做法，來應對這些挑戰。對於中國來說，保密是一種競爭優勢，中共統治集團通過對內隱瞞來完善統治，對外則不受禁止外國賄賂的法律的影響。然而，民主國家也有自己的競爭優勢：開放。民主國家應利用這一優勢揭露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做法，包括在協議中連續寫入保密條款。民主國家也應通過加強透明度，使自己的治理方式與中共國的區別更加明顯。
民主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也必須更好地解釋中共政府隱秘且經常腐敗的做法所帶來的問題。更清楚地了解與中共國交往的弊端將有助於各國避免做出有損民主誠信的選擇，從而降低中共政府的競爭優勢。
民主國家必須更加積極主動地公開捍衛開放性。中共當局經常用冠冕堂皇的語言來論證其發展方式的表面好處。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說，這種方式為「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這是中國的全球宣傳機器不懈推動的信息，也是民主政府必須積極反擊的信息。作為溝通戰略的一部分，民主國家應強調中共政府利用保密來控制和利用其他國家。與此同時，民主國家還應要求中國公司將所有合同透明化。
最後，開放社會需要發展相關結構和工具，以應對中共黨國帶來的獨特挑戰。在與其他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時，中國通常能夠得逞，因為它總是強勢的一方。這就是為什麼中共政府如此努力地將雙邊關係置於多邊關係之上。為了應對這一挑戰，開放社會需要組建新的、適應性強的聯盟，以更強的實力與中國談判。
中共政府推動輸出保密舉措，是其對外力量投射中一個未被充分重視的方面。中國正在形成的全球保密制度對開放和負責任的治理構成了系統性威脅，需要民主國家有目的、持續地加以應對，以揭露和消除這一威脅。
【作者介紹：克里斯多福·沃克（Christopher Walker）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負責研究和分析的副總裁。他與威廉-多布森（William J. Dobson）和塔里克-馬蘇德（Tarek Masoud）共同編輯了即將出版的《在銳實力時代捍衛民主》（Defending Democracy in an Age of Sharp Power）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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