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造潛艦海鯤號的專案進程推進至今，幾乎見證台灣民主化的歷程。自李登輝總統任內成立「潛艦發展辦公室」，從一度僅有兩億的作業評估費，並且在兩次政黨輪替以及產官學研各界的層層檢驗，不只是展現台灣在軍事領域的物質層面成果，也是整體公民精神與社會發展的象徵。國造潛艦之難不只是工業基礎與技術問題，而是能在外部盟邦無法上檯面，內部社會多元開放的雜訊之中，探索一條新興國家的發展途徑。猶如台灣民主化歷程的縮影，未能明確的社群身份和安全保障，寄託於出典自《莊子，逍遙遊》的「海鯤」。
作為IDS（Indigenous Defense Submarine）首艘艦艇，在工業設計的意義上有著原型（Prototype）的試產（Trial run）意義，卻又同時具備POC（Proof Of Concept）概念驗證的任務，考驗著現有生產流程與工具能否兼顧未來的需求變動和量產性，現況未能裝設AIP（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和拖曳陣列聲納之前，並不算具備一套完整的生產驗證測試階段（Production Verification Test）。後續的廠房與工具機投資將與每一次構型的修改而同步增長，像是在最終設計定案之前才獲得來自歐洲商購的側翼陣列聲納（Flank Array Sonar），都是專案管理的潛在挑戰。
隨著國防預算和建軍規模顯著的增長，未來「震海計劃」的新一帶巡防艦與各式無人載具之間如何納入統一的指揮體系，也考驗著國造潛艦後續的升級與整體系統的相容性。在俄烏戰爭期間，烏克蘭的無人水面載具（USV）曾經發揮隱蔽性的優勢，於2022年10月成功潛入克里米亞半島的黑海艦隊基地，並且重創繼任旗艦馬卡洛夫海軍上將號（Admiral Makarov）；2023年8月再次成功擊毀蟾蜍級（Ropucha class）戰車登陸艦。目前我國中科院研發的慧龍無人水下載具（UUV），與雷虎科技「海狼號」的無人水下載和「海鯊號」水上無人載具，都有可能與潛艦之間建立作戰網路系統，未來仍需保留可能的升級與改修方向。
台灣周邊海域作為重要的國際水道，由於中國對周邊的壓力日增，面對潛在的地緣壓力，使得盟邦無法將台灣視為單獨的場域，美日韓各國已透過智庫或其他二軌機制開展與台灣的準軍事交流。單純以技術面來看，情報的即時性可在美國現有的平台上實現格式的標準化，未來若需要進一步建立台海周圍海空域的立體化戰情空間能力，盟邦方面若需要取得授權和解析，我方的系統也得同步升級。
有鑑於未來將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各國都致力於發展網路中心架構的聯合作戰能力，若要納入無人載具和低軌衛星，將牽動既有系統整合和機構設計的改修。隨著美日韓小北約進程的發展，進一步深化盟邦之間的網格狀結構的合作內涵，以及如何在戰術層次化為實際的產品或服務。我國近期也在嘗試籌獲的低軌衛星系統，未來若也走向國造途徑，實現不同系統之間的即時數據交換，也需要潛艦在內的各式載台保留或是增設升級的空間。
雖然目前潛艦的自製率只有40%，但是隨著時序的演進與新科技的採納，只有國造才能保留未來的改修與擴充部分自主性，即使外部客觀條件未必盡如人意，但不代表台灣的國防產業無能創新。IDF戰機進氣口的設計巧思曾經反向讓美國驚艷，而這種以有限超越極限的精神，才是國造計劃觸發主體性發展的人文意義。從產業的發展面來看，潛艦即使在輸出上有限制，但是台灣的造船產業還是能參照歐洲盟邦協助台灣的模式，出口技術與顧問服務至東南亞填補在地的空缺，同樣也能在相同的安全意識建構身份認同。
國造潛艦在可見的將來若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專案的進程上保持「小步快走，與時俱進」，需要彈性的財政規劃，但也有助於打造台版的聖納澤爾（Saint-Nazaire）或者基爾（Kiel），持續在社會和經濟層面發揮效益。國造潛艦與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同樣得來不易，升華為主體性的符號象徵，需要更多不同領域的人材和意見，才能進一步讓潛艦的意義化為台灣的絕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