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的，是傅高義的論證方式：他一方面說，不能輕易用鎮壓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來證明鎮壓的正當性；一方面卻又說，自己「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而「這已經發生過的事」就是「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哪怕就是高中生，思維如此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話，而發出這種宏論的人卻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國政府的智囊！
最絕的還是，傅高義教授也承認「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然而他卻就是有那本事認定，如果不鎮壓，「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可無論是「不鎮壓」，還是「國家分崩離析」，都是「並未發生的事」，他怎麼就能作出這一確鑿判斷呢？這到底是鄧小平的還是他的判斷？如果是鄧小平的，他是從哪兒知道的？如果是他本人的，他作出這個假言判斷的根據是什麼？又為何要把這話硬塞到鄧小平嘴裡？
可惜傅高義為我黨辯護積極得過了頭，就連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都不同意。他對姚監復承認：
「回想『六四』，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悲劇，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
「總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烈，沒有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
雖然陳希同在其自述中竭力洗刷他的罪責，但這些話基本還是實事求是的。任何一個有點常識的過來人都得承認，所謂「八九民運」，說到底不過是學潮而已。其他階層的人民除了普遍同情學生、去游過幾次行外，並沒有實質性的介入。工人不曾罷工，商店不曾罷市，社會並未陷入動亂，治安良好，中共更沒有喪失對軍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到了「六四」前夕，學運已呈自動消亡之勢，以致學生們不得不在廣場上樹立「民主女神」雕像，藉此把市民吸引回廣場，然而收效甚微。因此，「六四」悲劇的確是「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所謂「國家分崩離析」的危險前景，只不過存在於傅高義活躍的病態想像中罷了。
「屠民治國論」毫無依據
「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陳希同作出了明確無誤的解答，那是因為「中央動盪」，「上層爭論、鬥爭激烈」。這與我過去對六四的分析完全一致。
我認為，促使老鄧起了殺心的初始原因，是趙紫陽的背叛。共產黨人最痛恨的惡德就是背叛，而在鄧眼中，趙就是背恩反噬的叛徒，讓他怒不可遏。更嚴重的是，當時黨內四分五裂，非但輿論對學運持一邊倒的同情態度，而且在李鵬頒布戒嚴令後，就連老帥們也公開表示不能用軍隊去鎮壓學生。這就更強化了老鄧的殺心——他需要一個大屠殺懾服全黨，重建他說一不二的威望。
這是中共領袖的思維定式，他們深知賤民心理，知道要讓人民真心擁戴你，先得讓他們怕你。所謂「敬畏」，畏是因，敬是果。毛澤東把這點參悟得很透徹，在建國之初便指示：「要殺掉一批人，不殺政權不能鞏固。但要殺得有理有據有節，讓各界無話說。」張春橋也曾在筆記中寫道：「如何鞏固政權：殺人。」因此，老鄧最終決定以屠民結束學運，乃是中共領袖們「突出重圍」、解決難題的典型便捷手段。
我這分析可不是傅高義式強加於人，而是基於中共治國之道作出的。共產黨人歷來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鎮壓「階級敵人」（現在改稱「敵對勢力」了）從來是共產黨的重大施政內容。據普列漢諾夫披露，列寧曾對他說：「雅各布布賓黨共和國垮台，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衛！」無論普列漢諾夫的遺囑是否可信，這確實是蘇共、中共乃至其他一切列寧-大林式政黨的治國實踐，環球無一例外，在柬埔寨達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總之，在共產黨人看來，不屠殺人民就無法維持鞏固政權。此乃共產黨人的最起碼的信條，任何一個對國際共運略有所知的人都該知道。
不意如此野蠻、血腥、兇殘的「屠民治國論」，而今竟然得到了傅高義的認同！在他看來，若不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中國就要分崩離析，當然中國人民也就沒有後來的好日子了。所以，儘管他沒有說出，還是認同了中共竭力灌輸給百姓的價值觀——為了大部分人民的幸福，殺掉一部分無辜者完全是正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