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後，北京表達出一種曖昧的「中立」立場，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中立」立場如出一轍。既然北京一貫主張「勸和促談」，那麼究竟哪一方打破了和平？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如果沒有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和哈馬斯「阿克薩洪水行動」，就不會有這兩場綿延至今的軍事衝突。若要恢復和平，不該叫犯事者住手嗎？然而，從未譴責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的北京，到目前為止也從未譴責哈馬斯「阿克薩洪水行動」。
自相矛盾之中，北京游離其「和平」話語，委婉地表達出另一套說辭：將戰爭責任「歸根溯源」到「北約東擴威脅安全」和「兩國方案未能落實」，從而將犯事者發動戰爭的行為合法化。北京所主張的「勸和促談」，並非無條件（unconditional），而是建議受害者接受加害者的條件，從而達成一種「合理」妥協。這才是北京「中立」表象下的真實立場。
北京建制派的外交正式表態畢竟恪守國際關係基本倫理，「對衝突造成平民傷亡感到痛心，對受害者家屬表示慰問，譴責傷害無辜平民的行為」云云。而官方操縱下輿論界，指責烏克蘭和以色列受難者「罪有應得」者有之，支持俄羅斯吞併烏克蘭、消滅以色列國者有之，這些民粹主義論調不僅與北京承認烏克蘭和以色列主權的政治立場相悖，而且屬實「連一點點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講了」。
眾所周知，哈馬斯是一個主張伊斯蘭教法和原教旨主義的極右翼軍事組織，正如普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准法西斯主義」。在哈馬斯粉和普京粉橫行的中國輿論界，為加薩走廊巴勒斯坦人和烏克蘭東部俄羅斯人鳴冤叫苦者，如果真是人權捍衛者，為何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對朝鮮等踐踏人權的世襲盜賊政權（Kleptocracy）青睞有加？
加薩走廊巴勒斯坦人和烏克蘭東部俄羅斯人的處境的確亟待改善，但壓迫加沙人和俄羅斯人的，首當其衝是2006年以來在加沙建立獨裁政權的哈馬斯和1999年以來在俄羅斯建立獨裁政權的普京和統一俄羅斯黨，而非任何間接外部勢力。美國對朝鮮和古巴的制裁客觀上有損兩國人民生活水平。但從根子上為維護「黨（家、官、君）有制」拒絕實行「私（民）有化」提高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恰恰是置民族大義、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通通於不顧的金氏和卡斯楚氏盜賊統治集團。被劫持為人質、推向戰爭火坑的加沙和俄羅斯「韭菜」視哈馬斯和普京為「解放者」，本已荒謬；中國韭菜與加沙和俄羅斯韭菜的「共鳴」，堪稱絕倫。
以色列向哈馬斯宣戰後對加薩走廊發動大規模轟炸，北京「譴責傷害無辜平民的行為」成為一種極為模糊的外交辭令。哈馬斯恐怖襲擊當然是「傷害無辜平民的行為」，但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轟炸也不能保證不傷害任何無辜平民，這就使得哈馬斯恐怖襲擊相對化了。然而，譴責哈馬斯恐怖襲擊和呼籲以色列保持克制是並不衝突的兩碼事，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同時進行。以色列國防軍若在加薩走廊犯下戰爭罪行，難道能減輕哈馬斯恐怖襲擊的罪行嗎？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戰，不是所謂「西方」與非西方之戰，不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乃至穆斯林之戰，甚至不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戰；不是文化、文明、民族、宗教的特殊性之爭，而是世俗與神權、民主與專制、啟蒙與蒙昧、現代與中世紀的普遍性之爭。以色列並非完全的世俗國家，巴勒斯坦也有世俗主義者。但哈馬斯作為巴勒斯坦反動派的象徵，遠比在憲政體制下運作的內塔尼亞胡政府和利庫德集團邪惡得多。
解決以巴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以和平發展取代戰爭倒退，以世俗理性取代宗教狂熱，以現代文明取代中世紀野蠻。911事件後，中國民間輿論雖群魔亂舞，但江澤民當晚便致電布希，向美國和遇難者家屬表示同情，並譴責「所有恐怖主義暴力行動」。如今，北京對哈馬斯恐怖襲擊一日不予譴責，就是一日抹煞其戰爭倒退、宗教狂熱和中世紀野蠻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哈馬斯暴行的無視中，除了上述為中世紀野蠻卸責或辯護的主流聲音，還有一種另類的激進「左翼」立場。34個哈佛學生團體連署聲明表示以色列應該為哈馬斯恐怖襲擊「負起全責」、與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真主黨等極右翼恐怖組織並肩作戰反對以色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等極左翼恐怖組織等等，都是這種立場的體現。
無論是話語上對哈馬斯恐怖襲擊的辯護，還是行動上為哈馬斯發起的戰爭犧牲，這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左翼恐怖分子，都已跟極右翼恐怖分子沆瀣一氣、同流合污。他們一旦掌權，給巴勒斯坦人民、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絕不遜色於哈馬斯在加沙造成的災難；和極右翼恐怖分子一樣，他們不會為巴勒斯坦帶來理性、和平、發展和現代文明，只會使巴勒斯坦在狂熱、戰爭、倒退和中世紀野蠻中循環往復。暴力永遠無法杜絕暴力，非正義的手段永遠無法達成正義的目的。有過切身經歷的中國人民對此很有發言權。
至於麻省劍橋市的一小撮學生和知識分子，身處現代文明的高地，對中世紀野蠻之中的巴勒斯坦的苦難和現實相距萬里，拉起「革命」的道義大旗，活在自己編織的春秋大夢之中，雖然不足為道，但應引以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