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廣大消費者（人口）和日益增長的購買力，過去幾十年曾讓美國企業將它視為「搖錢樹」，無論是「美國的機會在中國」，還是「本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溢美之詞都和美國企業確實在當地賺進大把鈔票有關。但隨著投資經驗累積，過去一、二十年，他們也親身遭遇了不少「中國風險」，且每每適應了一項中國既有遊戲規則，就會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戰。去年美國上海商會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業論壇上說：「我們確實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識是，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已變得愈來愈困難…」他這句話還成了當期富比世相關新聞的主標題。
關於美企赴中投資的風險評估汗牛充棟，根據警示的內容，美企的挑戰大致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一開始，他們關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場准入」和「消費者偏好」。「消費者偏好」尚且單純，主要是指當中國社會發生相當大程度的階級轉變，消費環境必然比過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國消費者偏好上，難免有一段磨合期。至於「市場准入」，則是除了消費者購買習慣外，一來，中國市場環境起初和世界絕大多數經濟體是處於脫節狀態，另加上當地政府對外企獨有的監管體系，亦讓許多美國企業難以踏出第一步。
而後，縱然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難關，一旦踏足中國市場，卻發現棘手問題還在後頭。一者是中國極權社會下的「官僚主義」，尤其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許可證取得上，經常有超越美式經驗的繁瑣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義」一體兩面的「政府挑戰」，也曾經一度讓美企赴中投資很頭痛，即中國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敗和「黨領導人中飽私囊」，便讓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關於後者，也解釋了為什麼過去十餘年，多有關於赴中投資的期刊、報告，不少會藉由一定的篇幅，特別說明中國政治體制的等級結構，包括分析中共官方決定政策、運作以及官員任命的細節。例如中國地方政府如何對地方經濟資源擁有實質和自由裁量權，加以，當地方官員個人晉升和當地經濟績效（稅收）直接掛鈎時，美國企業在當地的投資，自然要懂得滿足這位關鍵官員「未來晉升的經濟表現」，不只這樣，就算這位官員因美企成就的經濟表現高升他處，美企還得立刻投入和他繼任者的關係經營，因為在中國官場文化，一些前任官員的允諾若未得到繼任者認可，哪怕是正在進行的投資項目，也可能因為「厚此（前任）薄彼（繼任）」面臨被終止的危機。
諸如此類，常決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成功或失敗。但近年風險面向又更複雜，且不僅是關於「智慧財產權」保障、和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加劇，或當地勞工工資上漲，企業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卻是來自政治面的影響。尤其在習近平上任後，美國企業界普遍感受到的壓力，已大幅傾向來自「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的監管行為」。
疫情期間，中國以政府高壓管制手段控制企業，無不讓美企嘆為觀止，當時早有許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國的業務視為一種長期賭注，且很清楚回報會因為新增的風險而減弱。這當然是美國政府之後出面將美企技術和投資引導到其他市場的行動主因。
不容否認，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報上仍不乏像是美國汽車業特斯拉、福特，或大型製藥廠莫德納等企業繼續進軍中國的新聞，但伴隨而來，就像美國知名投資顧問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資深顧問（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體上強調的：「我們不會忽視（中國）市場，但在當前這種環境下，每個人都必須更睜大眼睛。」
近日，美國各媒體無不報導了鴻海集團富士康突然遭中國查稅的消息，雖多數沒有明說，但也都點到了背後或是出於「政治動機」，也就是對郭台銘「執意參選台灣總統的警告」。這一赴中投資政治風險堪稱台灣企業所獨有，卻又直接吻合美企對「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監管行為」的警覺，「富士康被查稅」之舉，雖然不在過去美企赴中投資風險教材之內，但顯然對美企也會帶來相當重要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