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裡來，推開家門的第一時間，徐涵經常是著急忙慌地上廁所，她對媽媽的解釋是，在學校里憋了一天。
這是她上初中以來的常有狀況。她解釋說，班主任會坐在教室後邊「全天候」盯著，無論上課或下課。課間十分鐘需保持靜默，不許說話，想上廁所了才能離開座位。
因此，廁所成為她們的社交場所。如此三年下來，徐涵只交到兩個朋友，分別是同桌，以及同桌對桌。
上了高中，課間時間終於自由一些，但徐涵說，有時「運氣不好」趕上老師拖堂，就只能強忍尿意，一忍就得忍到下一個課間。
學生在課間時間活動受限的現象，早在2015年就引起熱議，人民日報做過學校課間活動變「圈養」的現象的相關報導。
時至今日，課間「圈養」仍未消失。近日，山西晉中一位老師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吐槽「課間圈養」：7成學生課間不出教室，偌大的校園空空蕩蕩……
甚至，據媒體報導，有學校出現「高中生要帶通行證才能進廁所」的規定。
「課間10分鐘，』野』點又何妨」，這句話曾引發學生、家長及公眾的共鳴，但是為何難以落地？
「都是人質，不是學生」
坐在教室，如坐針氈。
頭頂上的監控攝影頭不時旋轉，實時進行「移動監測」。上課了，王晨晨不敢輕易「溜號」，到了下課，也不敢和朋友打鬧玩笑。因為監控那頭，是班主任不知會何時聚焦的雙眼。
攝影頭在一年前就存在了。高一剛入學，班主任就當著全班人的面將攝影頭安放在黑板上方。自那以後，他們在教室里的一舉一動會實時出現在班主任的手機里。有時，攝影頭會突然傳出班主任的聲音，似是「從天而降」，將王晨晨嚇一跳。
在教室里，她得保持警惕，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正在被遠程「審視」。教室對面，是班主任的辦公室，「常常（看到班主任）在辦公室門口趴著門框瞅我們。」她說。
「上學就像上監獄一樣。」
16歲的王晨晨沒有想過，此前憧憬的高中生活會被套在「監控」之下。在某社交平台，她用「文科牲」來介紹自己。
一年前，王晨晨考入哈爾濱一所普通高校的文科優班。她覺得大抵是「優班」的緣故，班主任尤其強調學習。以「學習」之名的管制，從教室到課間，再到午休、體育課。
王晨晨不喜歡被限制在座位上，一有機會，她就會往課室外跑。
午飯過後的休息時間，她會和朋友在校道上散步。體育課上，跑圈解散後的自由時間，她會在操場打會兒羽毛球再回教室。但她也因此被班主任找去談話過幾次，責怪她們不在座位上學習。
能自由掌控而不被「譴責」的時間並不多。更多時候，她沒有太多選擇，就連十分鐘的課間休息也得爭分奪秒。
據她觀察，老師通常會踏著提前兩分鐘響起的預備鈴進教室，「晚到」的學生極可能被說上兩句。若再遇上老師拖堂，實際留給王晨晨的休息時間並不多。有時候，去廁所還是去打水，得來個二選一。
運氣好的話，她能擴大課間活動範圍，在過道和朋友聊上幾句。但不能太大聲，否則，辦公室會隨機出現一位老師出面制止。
有時，管控課間分貝無需老師出手，教室里的攝影頭會成為老師進行管理的得力助手。
在高一學生徐涵就讀的蓋州市某公立中學，教室分貝超過班主任可接受範圍時，攝影頭會替主人發聲「警告」。
攝影頭的警報聲徐涵並不陌生。她形容那是「噠噠噠」的聲音，持續時間有長有短，皆由班主任控制。長的一次約響20秒，通常會被按響兩次，短的則響三五秒，會按五六次。每次警報響起，會噠噠持續約一分鐘，時而長短交接，「特別嚇人，那一分鐘老煎熬了」。
當一個可以隨時查看並發出警報的攝影頭開啟時，一舉一動，包括說話音量，都不再任由個人支配。個人行為需要服從於集體，或者說是服從於規訓者。
課間和同學交流時，徐涵會下意識壓低音量，不是擔心影響誰休息，而是害怕惹怒「警報」。
談笑不能太大聲，更別提嬉戲打鬧。下課不能在樓道遊戲，到操場打羽毛球等體育活動同樣不被允許。理由是運動會消耗體力，上課了還得花時間緩衝，遲遲進不去學習狀態。
只能照做。徐涵說，沒有人敢不聽老師的話。不過這樣的限制對徐涵來說無傷大雅。現實中，課間並沒有太多時間能讓她跑到操場去。
除了體育課，能到戶外活動的時間是那20分鐘的大課間。不過做完操，他們就得回到教室，即使可能還剩10分鐘休息時間。徐涵並不認為那是下課。因為回教室後，他們需保持安靜，進行自習，待打上課鈴後正式上課。
很多限制，並非白紙黑字明確寫著「不允許」三個字，但條條框架無形存在。
聊起孩子們的情況時，劉洋和其他家長們會在私下開玩笑說孩子們「都是人質，不是學生」。
她記得，最初被奪去課間自由時，徐涵還不適應，會在回家後向劉洋抱怨，說自己是台機器，不能說話，下了課也只能學習，連同學都不認識。現在，徐涵能在課間說話了，但仍被困在校園裡。
一身「毛病」
以安全學習為名義的校園管制，將孩子放置在加厚的安全包裝中。包裝的手法雖不一致，但結果都是讓人透不過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