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令人不勝惋惜！李克強和我都是在毛澤東去世後1977年考上北京大學的，他在法律系，我在經濟系。我和他一起在學生團體裡共事，我們也一起組織了一個課外學習小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思想敏捷、刻苦用功。
以下是我在自傳里有關李克強的片段摘錄，非常零星，沒有什麼邏輯，只是當時發生的事情而已。
北大官方組織學生團體有學生會和共青團。我熟悉的兩個學生幹部，一個是張煒，是我們經濟系的同學；另一個是李克強。張煒和李克強都是學生中的佼佼者，但後來走了不同的道路（見下文）。
北大學生會底下有個美術組。我從小愛好繪畫，在文革中師從名家學習美術，1975年被選拔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當美術兵。看到北大有美術組我很高興，於是就報名參加。報名時每人當場畫一張畫，我記得是畫了一個同學的頭像寫生，把所有的人都"鎮住"了，就推選我為美術組組長，組織美術愛好者活動，負責為學生會和團委繪畫和製作宣傳品。當時跳舞會非常盛行，北大辦舞會就由我來畫海報。舞會還賣票，挺賺錢。每次跳舞會結束，我就分到一把鈔票。
我們這些學生在團委、學生會裡都是兼職。專職的學生幹部叫黑良傑。我們都叫他老黑。他在樓里有一間辦公室兼臥室，當時能有一間自己住的房間，那是很奢侈的。老黑經常讓我們在他的房間裡折騰。我和克強就經常在老黑的房間裡侃山（聊天）。克強對洛克（John Locke）的自由主義非常喜歡，經常給我講洛克。我因為學美術養成的習慣，聊天時就是觀察對方的形象，總是想如何用畫筆表現對方。李克強的形象非常好，五官勻稱、線條分明。我當時覺得他的臉色偏綜色，不是很健康的顏色。當然，我們這代人營養都是不良的。
有一天我去找李克強玩兒，見到他床上有一台收錄音機。我很驚訝。克強從安徽來，家境一般，不可能買這樣貴的東西。克強笑笑說，"借的"。我看他聼的是貝多芬的交響樂，又很驚奇，說你怎麼會喜歡貝多芬的交響樂？他說"是啊，原來根本沒有聽過。但一聽就入迷了，覺得簡直就是為我寫的！"
我還參加了一個跨系的學習小組。組員有和我同系的張煒、法律系的李克強、物理系的王康懋、技術物理系（核物理系）的王軍濤、和數學系的周青。我們在一起經常討論國家大事，縱橫天下，同時也討論交流學問。張煒和我愛講經濟問題。李克強愛講西方的法制傳統。王康懋是我們裡面歲數最大的，閱歷豐富，新主意最多的，他告訴我們他正在建立一個物理學的"大系統"理論。他膽子大，敢想敢幹，當時物理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正在中國訪問，康懋就打電話到丁肇中下榻的北京飯店找他約見。王軍濤曾在1976年4月5日的紀念周恩來的群眾運動中被捕。是"四.五"英雄。周青是數學天才。記得我微積分課耽誤了幾節課，我就請周青給我補課。我問他如何解題，他可能覺得解題太簡單了，就沒給我講，而是跟我證明跟這個題有關的基本原理，但這對我如同天書，根本聽不懂，後來我也不找他給我講數學了。
北大學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使命感特強。但當年有無使命感和後來是否能當官相關係數不大。而堅持理念則更難從政。如今看我們當年的學習小組中的六個同學，張煒畢業後從政十分成功，在天津市政府任要職，但在1989年因反對中共鎮壓學生運動憤而辭職出走，後來從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畢業，在劍橋大學任教，又在香港一間大公司任總裁，但他至今不能去中國探親；王軍濤成為民間意見領袖之一，主辦《經濟學周報》，被中共監禁後流放美國，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現在是民主運動領袖，中共也不讓他進中國。王康懋出國學了商學，在中國投資賺了錢，還成為著名商學和金融教授，可惜英年早逝。周青後來在中國成為教授。當然，李克強任中共總理十年。總之，這六個當年一起玩兒、侃大山的同學，多年後，有中共領導人，有中共囚犯。無論幹什麼，都非常出色。
我們1981年底畢業，我1982年赴美留學，還和克強通信。1985年初我回中國探親，找他玩兒。克強當時在團中央工作。團中央的大樓和我們家住的樓挨著，在前門東邊。一見面，他就說："你爸真厲害，大鬧中宣部。"
當時北京思想界流傳著我父親李洪林對抗鄧力群的故事。叫做"李洪林大鬧中宣部"。父親是1979年由改革派領袖胡耀邦調到中宣部任理論局副局長的。後來保守派鄧力群任部長時開始整肅我父親。父親對我說："哪裡是我大鬧，是他們欺人太甚，把我逼上梁山的。"
李克強和我從前門邊聊邊走，走到崇文門的烤鴨店。我從美國回來，兜里有點錢，我倆直奔烤鴨店，門口有一個老師傅把門拉開，一口京腔：
"20塊一個人，吃不吃？"
"吃！"我答道。
當時大學畢業的月工資大概五、六十塊。我們大吃大侃。幾天後克強還帶了一個法律系的同學到我們家玩兒。坐在我那間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間裡。那個同學會日文，好像是留日的。李克強好像當時負責"中日友好之船"，所以還跟那個同學來兩句日文。我知道克強英文很好，但還不知道他還能說日文。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