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離開的人都是對的，每個留下來的人同樣如此。每個人都試著注意命運的提示。」——《客居己鄉》
重返現場：全天巡邏的警察
2023年11月26日，烏魯木齊中路上，至少有五輛警車停靠在路邊，車道上不時有警車經過。晚上，每隔50-100米可見兩邊街道上有1-3位穿著黑色制服的保全、反光馬甲的警察、紅馬甲的街道志願者，衣服上寫著「上海平安志願者」。他們或在紅綠燈路口站崗，或遊走在人行道上，或靠在電線桿和路牌旁。還有一些保全制服人員坐在烏中路旁的便利店內窗口前。不只是這一晚，值班警察已經連續幾日在這條狹長的街道上巡邏。而街道則如封控放開後一如既往的熱鬧，人們在餐廳門口排隊吃飯、街上散步、閒聊。
從烏魯木齊中路走到復興路，隨意走進一家裡弄，裡面至少四位身著保全制服的人員坐在路邊椅子上休息。
梧桐一直居住在上海，去年抗議，他在現場。一年過後，他沒有離開。我與他一同走在烏魯木齊中路上，他感慨時間過得很快。去年此時，很多時刻都歷歷在目。
他記得，11月26日晚剛到烏中路的時候，一群人在角落裡點蠟燭，悼念烏魯木齊大火逝者，街對面不遠處便是有名的小區「匯賢居」。有報導稱，「匯賢居」是上海封城期間，第一個居民自行解封的小區。在街道的另一頭，梧桐說那天晚上大家還很「歡樂」，很多年輕人和周邊居民站在街上議論聊天，甚至有警察也上來和市民聊天。後半夜，警察開始在街上聚集。
烏魯木齊中路
便利店裡身著保全制服的值班人員
匯賢居門口
但是第二天下午，當他再同朋友去到現場，氣氛明顯嚴肅許多。「道路封鎖、開始抓人」。那是梧桐從小到大第一次與警察「對峙」。一排排的警察將人潮從烏中路驅逐出去，人群也在各個十字路口後退分散開。這一次人群的參與者也更加多元，不僅有年輕人站在那裡，還有中老年居民、外賣員、快遞員、店主等。
龐大的人群給個人一種力量，也自發形成了一個表達自己聲音的空間。這種表達可能是一句句口號，也可能是無聲的。
「你知道你去現場是危險的，但是只要站在那裡，就是一種你可以見證、表達自己態度的行為。站在那裡，可以保證身邊的人不落單，可以拖延警察清場的時間。」
梧桐說，站在現場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與官方聲音的對峙。
一同走在烏中路上的小綠也有同感。第二天下午的抗議緊張嚴肅，當警察驅逐人群時，她所能做到的，就是保證周圍看到的人沒有人落單。「所有人好像都不約而同地在做這件事，把那些落單的人拉回到自己這群人中間。」
我們沿著去年警察清退人群的線路，從烏中路往南走，走到與安福路交叉路口，這是去年警力出動最多，也是11月26號晚上人群聚集喊口號的地方。這裡，一輛流動警亭一直停在人行道上。四個路口均有保全和警察巡邏。
梧桐說，原本這裡沒有警亭，抗議過後的幾天，警察一直在封路、兩邊人行道被水馬圍欄隔開，隨後設立起了流動警亭。道路徹底解封後，警亭仍然在那裡，讓人覺得仍在維穩。
烏中路與安福路交叉路口
安福路與烏中路交叉路口
十一月末，聖誕節的氣氛已經足夠濃郁。在岔路口，繼續往前，是每隔五十米的保全和警察，但如果轉彎到安福路上，則是一家家店，門口有聖誕樹和飄窗里有聖誕雪花。人們在那裡逛街、拍照，零星的保全混在人群中間。小綠覺得其實什麼都沒有變。這裡的街道繁忙依舊，人們打扮漂亮，坐在紅紅綠綠的西餐廳窗邊吃brunch，過著一種時尚的中產生活。
安福路上，人們在看飄窗里的聖誕樹
安福路與烏中路交匯口一瞥
烏中路北面，往長樂路方向走，一家仍保留核酸碼和疫情提示的門面。
烏中路旁的監控攝影頭
烏中路上一家商店內一瞥
烏中市集，11月26日
烏魯木齊中路，11月26日
離開，重建連結
一年過去，人們仍在討論要不要離開這個國家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決定移居海外，這條道路並不容易。
小綠正在計劃移居到亞洲其他國家，這個想法早就開始。但是「潤」，並不容易。小綠花了很長時間攢錢。本科畢業後，小綠嘗試過本專業對口的全職工作、體制內的崗位，高強度工作卻只有微薄的底薪，除去生活費和房租，「一定攢不下錢」。
現在，小綠選擇了打零工，住在僱主提供的房子裡。
小綠說，人最基本的「生存權益」也沒有辦法得到保障，「比如勞動法、婦女權益保護法，也沒有辦法保障自己的權益」，這樣繼續在國內生活是讓人絕望的。
我們走到了烏魯木齊北路，小綠告訴我，可能在海外可以做更多的事，事關具體的人。邊緣群體是她關心的核心議題。她說，這源於她的成長環境。從小在村鎮長大，她看到了農村婦女、工廠女工的勞動權益問題，也希望社會對殘障群體有更多關注。但是這些議題在一個自上而下的環境裡是難以行動的。小綠希望自己作為一個個體，能紮實地幫助到一些人，而這些人不分國界。「不管ta們是不是中國人，都是人，我都想去關心。」
經濟的壓力仍在拖延小綠出國的計劃。
而有一些人已經離開中國快一年。
我認識小河是在2022年最後一天，那時適逢封控解除，大規模感染爆發後的幾周。人們或臥病在床，或為逝者送行，或從新冠中恢復，緩慢面對突如其來的新生活。
那天，我到了小河家。他在匆匆清空家裡的大小物品，同時把他封控期間屯的米麵糧油都塞給我和朋友。他說，因為封城，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失望、「撕破臉」，以及在國內網際網路公司有毒的工作環境，讓他把出國的計劃提早了許多。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最後一次見到小河。他在2023年的新年離開了中國。
現在，他在歐洲讀書。小河忘不了大家在匯賢居附近一起為烏魯木齊大火死難者點蠟燭默哀的場景。在那個角落裡，一群人一起安靜悼念的氛圍很特別。小河說，因為封控，人與人的物理空間彼此隔離，可是記憶和經歷確實共同和相通的。正是這樣的共同經歷和記憶，讓我們打破了物理的隔閡，重新聚在一起。
「我顯然不認識（站）在那裡的人，但我知道我們共同經歷了一件事情，並且經歷的時候我們不能（聚）在一起。現在我們在一起來紀念，就讓我還蠻感動的。」
以前，小河想的是潤出去，就像重新換一種身份，重新開始新生活。但是後來發現，這樣的「新生活」，也許很難不割裂。在一個華人很少的國家，手機屏幕上劃中文的社會新聞，可是耳邊聽到和眼前看到的，是毫不相干、沒有被中文世界影響到的本地生活。他希望過一種不那麼彼此隔離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建立更多的本地與家鄉的連接。
小河形容自己在「橋上」，而不是在兩邊的岸上。就像齊美爾在《橋與門》裡寫道，「橋告訴我們，人類是如何堅定地將天然存在的分離統一起來；而門卻顯示出，人類又是如何將長久統一的、天然存在的單元分隔開來。」
從「門」走向「橋」，這不僅需要一個人的努力，而必然有公共性。如果國與國之間本身就有很大的出行限制，那麼個人如何努力，也做不到讓兩地彼此了解和連接。
白紙運動是一個開始，而人們都還在路上。小河說，很多人一開始指責人們的抗爭是一種衝動，但其實自從那次之後，在海外社交媒體上，對中國公共議題的活動和討論越來越多，，這樣的分享和討論變成了更加長期和堅固的事情。
在歐洲，小河不只一個人在手機里劃中文的消息，也在將中國的新聞轉發給外國朋友。小河說，從白紙運動之後，在中國和外國社媒上，「轉發社會議題的新聞」已經成為他像「每天吃飯喝水一樣的日常」。
留下來，在場，看見
梧桐也曾思考過「留還是走」的問題，但他「慶幸」自己去年仍在國內。
「我起碼見證了這個事情。我站在了這裡。我也不後悔和全國受到苦難的人站在一起。」
梧桐留在國內，因為他不想失去「本土的視野」。去年此時的奔跑，讓他看到了普通人站在一起，與官方不合理聲音對峙的希望，即便並沒有達成很多共識。也許，留在國內，也與當時站在現場一樣，多一個人尚有力氣站在那裡，便有多一雙手來傳遞火把。
作為一名研究學者，梧桐還想繼續在地關注普通人的「生活狀態」，這是他現在最想了解的議題。從疫情封控開始生活狀態的不正常，現在回到沒有封控的日子，人們的「生活狀態」回到正常軌道了嗎？這個問題還沒有答案。梧桐覺得，他需要留在這個地方，繼續探索。對於梧桐來說，如果一直呆在國外，「可能是一個懸空的狀態」。
但是留在國內，不意味著與中國以外的世界脫節。他希望自己的「留」與「走」是流動的狀態，能夠看到更多的「橋」。他想從本土開始，讓人與人、與外界創造更多連接。這意味著做一些微小的行動。比如，呼籲更多人一起給法律修改草案提意見，與不使用社交媒體的人們面對面地聊天，用僅存的發聲機會，儘可能多的去捍衛基本權利。
梧桐懷抱一種理想，「我們年輕人現在沒有什麼能改變社會的能力。但是總有一天，我們可以遇到更多的人，達到更多的共識。」他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一些人離開了，一些人留在國內。還有一些人堅定回了國。
一年前，蕭璐在警察抓捕抗議者的浪潮之中回到了上海，那時適逢放開後第一波疫情爆發時。她那時告訴我，在海外關心中國事務，想問很多「為什麼」和「怎麼辦」，但是遠隔重洋，很難真正得到答案。她想要回國「看見」現實發生的情況。
一年後，她發來消息：「我現在最直接的感受是我很高興我回來了」。
回國一年，蕭璐繼續做記者。在現場，她感受到「看見」的力量。
「這種『看見』的作用就是讓人能真實地重建自己生活的坐標系，會紮實很多。這樣會比較容易有應對政治不確定性的韌性。」
今年此時，她在多家兒童醫院裡穿梭，報導中國北方流感高發，兒童醫院人滿為患的新聞。這讓她覺得她能夠更近距離、具體地看到中國人的境況和社會的問題。
蕭璐認為，在國內做記者，仍然有意義。儘管已經不能做到報導推動政策的調整，但在場本身就是意義。
「對我個人來說，重點其實不是答案到底是什麼，而是我有沒有參與了解的機會，這個比較重要。能真的和當事人見面講話，以及接觸到很多層級的當事人，這裡面已經有很豐富的東西了。」
改變是漫長而微小、間接的，但也許，現在還不需要思考「遠大的理想」。蕭璐說，能和家人、朋友、志同道合的同事在一起，與採訪對象接觸，已經是在為別人做一些事情。
我最後問蕭璐：「所以其實感覺留下來的決定是更堅定而且不後悔的？」
「是的，可以很肯定地回答。」
這一年，新聞媒體的生活更難了。從前期準備，到找人、採訪、寫稿、發布，步步為營。記者不僅要考慮受訪者的安危，也要擔憂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與警察周旋、被國安問候，已經成為很多記者的常態。一篇稿子，只為記錄一些人發自內心的聲音，卻被貼上敏感的標籤。
以往，信任媒體的受訪者常常毫不猶豫地與記者聊天。今年，ta們都謹慎了許多。不是擔心報導是否有偏誤，而是擔心自己的受訪言論是否正被警察監聽。我們都深深陷入這樣的恐懼黑洞，而這並非空穴來風。有五位知情人士稱，白紙運動一周年前夕，多位曾參與抗議或發表觀點的人再次被警察喝茶。
無論離散在海外，還是留在國內，都沒有一條固定、安穩的路徑。但一年過去了，很多人都有了更清晰的答案。建立人與人、地區與地區間更多的連接，勇敢而真誠地忠於自己的內心，探尋命運給自己的提示，也許是還能摸索的方向，也是一場失語者找回話語權的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