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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躍遷:中共與蘇共之區別一一 解剖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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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雖然是獨裁體制,但蘇共的權力運作體系,至少在表面上是重程序、重法律規則的,儘管這些法律都是為蘇共自己量身定製的。在史達林時代,史達林的個人意志完全凌駕於法律之上,但在表面上仍然虛偽地遵守法律流程。比如,史達林為了大批屠殺黨內政敵,還裝模作樣地搞了三次"莫斯科大審判"。中共則完全不講法律程序。用毛的話說:我們的《人民日報》只要發一篇社論,就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憲法那套東西太麻煩。劉少奇說的更露骨:法律是我們用來對付敵人的,不能捆住我們自己的手腳。

中共與蘇共的區別,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將研究重點聚焦於這種區別,才能較好地把握中共問題的本質和邊界,以建立起我們觀察和透視中共問題的基本框架。

(一)

從歷史淵源和制度特徵來看,中共與蘇共的重大區別,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出身背景不同。

蘇共是原創性政黨,中共是繼生性政黨。蘇共的前身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98年;1903年黨內分裂出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兩個派別,1905年列寧回國後被布爾什維克擁戴為領袖,但很快再次被沙皇放逐國外;1917年"二月革命"後,列寧再次回國並領導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奪取了國家政權,至此,蘇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取得國家政權的共產黨。1952年該黨正式更名為"蘇聯共產黨"。蘇共在誕生之初,從建黨綱領、黨章和組織、到行動策略,都是在俄國革命的實踐中獨立完成的。蘇共因其原創性和悠久歷史,而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龍頭老大。

中共的創立不是由中國人自主完成的,而是由蘇共和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一手包辦的。早在1920年4月,蘇共遠東局就派遣維經斯基一行到中國,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在上海與陳獨秀會面,二人達成合作意向,由共產國際提供經濟資助,陳在上海開展建黨工作。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出斯科爾斯基和馬林抵達上海,與李達等人商定召開中共成立大會(一大)。在7月23日召開的成立大會(一大)第一次會議上,馬林明確指出:中共的建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又增加了一個東方支部。斯科爾斯基要求中共把工作進程及時向共產國際遠東局匯報。從後來召開的五次會議的歷史資料來看,中共建黨的整個過程,從黨的綱領、名稱、奮鬥目標、基本政策、到中央領導機構設立及組織建設,幾乎是由斯科爾斯基和馬林兩人手把手地教出來的,更別說開展工作的全部經費,都由共產國際提供。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立於1919年,是由列寧親自籌劃建立的,被稱為"統一的世界共產黨",各國共產黨都是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領導。該機構實質上是蘇共的派出機構,用於駕馭和控制各國共產黨。由此可見,蘇共與中共的關係,是名副其實的領導機構與下屬機構的關係。

2、成長經歷不同。

蘇共從創立之始,就是經過註冊的合法政黨,在1898年至1917年19年的成長時期,主要的社會活動是參與"議會鬥爭",沒有暴力革命。中共誕生於北洋政府時期,從建黨之日起,就處於沒有註冊的非法地位。中共為何不公開註冊為合法政黨,其歷史原因不得而知。由於非法身份,中共無法參與到議會政治中來,只能一直採用秘密會黨的形式從事地下活動。所以,中共在誕生之初,就陷入嚴酷的暴力革命環境,特別是經過1927年蔣介石政府的"清黨"行動後,中共以武裝鬥爭為主要活動形式,"武裝割據"成為中共成長時期的主要特徵。這說明,中共選擇的道路,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暴力革命的血腥味。

3、權力架構不同。

蘇共的權力架構是建立在聯盟基礎上的。"蘇維埃聯盟"這個詞,就體現出各加盟共和國對中央政府的橫向制約。蘇共的權力結構的總體特徵是縱橫交叉,互相制衡,所以才有這樣奇特的現象:蘇共中央在莫斯科的辦公場地(包括克里姆林宮)和辦公經費,是由俄羅斯共產黨提供的,葉爾欽在1991年12月底,以斷經費、斷水電為威脅,強迫戈巴契夫搬出克里姆林宮。而前蘇聯的崩潰,恰恰源於它是一個廣泛的聯盟體制: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它就像15個木塊搭建起來的積木結構,一旦聯盟內部成員之間的離心力超過向心力,相互間的撕扯力大於協同力,瓦解就不可避免。所以,先有波羅的海三國分離出去,接著是聯盟的四大支柱(俄、白俄、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簽署"別洛韋日協議",這個曾令世界發抖的強大帝國,就這樣瓦解成一堆碎片。

相反,中共的權力架構是縱向的金字塔式的"大一統"模式,極少橫向制約,各地方的自主權遠遠小於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所以能夠較容易地有效控制離心力問題,從而形成"超穩態"結構。用建築類型來做近似的比喻:蘇俄制是磚混結構,中共制度(黨國制)則是混澆結構,前者講究局部協調性,後者要求整體統一性。從結構力學的角度看,中共制顯然比蘇俄制要堅固穩定得多。

4、決策機制不同。

蘇共雖然是獨裁體制,但蘇共的權力運作體系,至少在表面上是重程序、重法律規則的,儘管這些法律都是為蘇共自己量身定製的。在史達林時代,史達林的個人意志完全凌駕於法律之上,但在表面上仍然虛偽地遵守法律流程。比如,史達林為了大批屠殺黨內政敵,還裝模作樣地搞了三次"莫斯科大審判"。

中共則完全不講法律程序。用毛的話說:我們的《人民日報》只要發一篇社論,就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憲法那套東西太麻煩。劉少奇說的更露骨:法律是我們用來對付敵人的,不能捆住我們自己的手腳。所以中共的決策機制,是以黨的領袖姿意妄為的個人意志為核心的。

(二)

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觀察,蘇共與中共這兩個獨裁政黨,在鎮壓各自國內民眾的實踐中,分別形成了不同的道路和體系。

中共與蘇共本是同根生的嫡親,它與蘇共有著共同的血緣關係和直系傳承關係。中共在1949年建政後,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從政治到經濟一直在傳承、模仿和複製蘇俄體制的模型。但由於各自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在共同的意識形態目標下,逐漸分岔出不同的道路。比如,中共的洗腦、統戰、滲透、暗線等等絕活,都是從蘇俄學來的,但又遠超蘇俄,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謀略文化,這兩者融合在一起,猶如東邪西毒的合體,煉化成蓋世毒王。

特別是以1978年為分界線,中蘇兩黨後繼的發展分別走入了不同的路徑:中共通過控制性開放國門(緊控政治+有限開放經濟)的策略,大量引入對己急需的資本主義活水,來澆灌瀕臨絕收的社會主義鹽鹼地,及時滋養和挽救了腐朽垂亡的極權制度,逐漸培育出一個區別於傳統國家威權主義的、高度壟斷的極權主義新品種。而蘇共則固執地堅守馬列原教旨主義體系,在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內,逐漸耗盡了生長的元氣和活力。

我們先來看看蘇共在封閉自守的環境中是怎樣演化的。表面上,蘇共與中共只差了一個"開放"的環節,但就是這一個差別,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由於沒有外來活水的滋養,蘇共內部的發展活力快速窒息了,內部的無組織化力量很快吞噬了原來嚴密有序的組織化力量,內部的渙散和鬆弛,很容易引發中下層組織結構的連鎖崩潰。到了1990年,戈巴契夫已經意識到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時,已經為時已晚,制度的機體已經腐爛發臭,包括它的黨務系統、行政系統、意識形態宣傳系統,已面臨全面癱瘓,整個權力中樞,再也沒有主動變革的精神動力,更沒有行政執行力去實施開放了。

最重要的是,由於封閉系統的內循環環境,蘇共的權力層內部,無法形成像中共權貴們那樣能夠壟斷市場的龐大家族利益集團,因而缺少減緩和抵抗外部衝擊的保護屏障;原有的內部派系和各山頭根系,因缺少營養的補充而嚴重萎縮枯死,黨的基層組織出現大面積"水土流失",從而導致控制社會的統合力量大大減弱;黨內領導層和中下層呈現出普遍的懈怠鬆弛的散沙狀態,這就必然給內部變革力量的崛起提供了良機,改革的門檻大大降低了!所以,當轉型的壓力倒逼蘇共內部的變化時,才會出現戈巴契夫、葉爾欽式的改革人物,才會發生葉爾欽僅率領六千民眾,就敢站在議會大廈前的政變坦克上手持擴音喇叭發表演講的一幕,也才會取得只流了極少的血就平息了眼看就要成功的軍事政變的驚天奇蹟!

因此,在蘇聯1991年"8.19"政變的關鍵時刻,我們看到的是,"腐朽"、"窒息"、"無生氣"、"無權威"、"無組織化"、"懈怠"、"松馳"、"瘓散"、"疏離"、"冷漠"、"傍觀"......等等這些關鍵詞,竟然與蘇共的內部瓦解密切相關!一個擁有六萬多輛坦克的鋼鐵洪流的龐大帝國,在沒有經過任何激烈的掙扎就悄然倒塌了,這不僅出乎全世界的意料,而且沒有任何一家智庫給出了準確預測。換言之,蘇共內部的腐朽程度和人心的離散程度,已經到了腐爛如泥的地步,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來推翻它,只需要一些偶發的社會事件所形成的風潮,就能將它吹倒!

反觀中共,當人們也期待中共內部也出現戈氏、葉氏這樣的改革人物時,才發現這根本就是幻想。為什麼呢?

原因在於:中共權力層內部憑籍對政治權力的高度壟斷,藉助四十年來所謂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的經濟模式,形成了龐大的家族利益集團和大大小小的利益聯盟,從中央到省、市、縣,每一層級都被各類利益集團所把持。這些集團和聯盟就像大樹的根系,密密麻麻深植在黨國和社會的機體中,盤根錯節,密不透風,它們的枝繁葉茂,遮蔽和封死了通向縱深改革的各條路徑。這意味著,要將真正的改革推向縱深,就必須撞開權貴集團設置的無數大小門禁,就必須說服權貴們將吃進嘴裡的肉再吐出來一一這種改革的難度,無異於要求一群狼自願改變吃肉的天性,改為吃草,這種要求連進化論都不會答應!由此可知,在今天的制度環境下,中共改革和改良的門檻比天安門城樓還高。更重要的是,中共不僅在"89.64"用屠城槍聲堅決回絕了一切政治改革的呼聲,而且自1991年底蘇共垮台後的三十多年裡,中共一直在總結蘇共的教訓,防止重蹈蘇俄帝國崩潰的覆轍,殷鑑頗豐!

(三)

從以上分析我們得知,中共不存在產生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制度土壤,因為中共與蘇共有很大的區別,除了意識形態和獨裁性質的共同點外,在內部結構上有著質的不同。所以,中共絕對出不了葉爾欽式的人物,即使出了類似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如胡、趙),也會被扼殺在搖籃中。換言之,中共的崩潰路經將與蘇共截然不同,蘇共的垮台經歷無法複製,是不能提供中共崩潰的參照預案的。

今天,中共的整個制度環境,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共垮台時完全不同了,因而它後續演化的方向和路徑也大相逕庭一一這是我們認識和解構中共問題的基本維度和出發點。在現代條件下,像中共這種"大一統"類型的獨裁政權如何消亡,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嶄新課題!

中共因其天生的邪惡本性,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始終處在四面樹敵的外部環境和殘酷淘汰的血腥內鬥中,所以它的成長史包含了無數次的血火殺戮和死裡逃生。由於中共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使它生成了兇惡殘暴的性格和冷酷無情的氣質,渾身充滿了匪氣和血腥味兒。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像中共這樣,能夠將邪惡發揮到極致,能夠從裡到外展現出魔鬼的化身。

由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中共的崩潰路徑,是內部自下而上的瓦解過程,與蘇共自上而下的垮台過程正好相反;

2、中共絕無可能出現戈巴契夫、葉爾欽式的人物,這類人物在1989年剛出生時就被扼殺在搖籃里;

3、中共暴政的終結,必然要通過一次暴力革命的洗滌來完成,在這一過程中,將沒有改良派入場的機會;

4、中共以"人類公敵"的身份,已陷入世界民主力量的合圍之中,這在"社會主義"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這種絕境裡,中共所謂的"沉船"理論將徹底失效,中共權貴們將無路可逃;

5、生於暴力,亡於暴力,始於作偽,終於無恥,註定是中共的宿命輪迴。

2023.2.262023.12.4日修改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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