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著名的高耀潔醫生12月10日在美國紐約寓所中去世，享年95歲。縱觀她的一生，從11歲開始逃難，到風燭殘年之時被迫灑淚離開故土，再度逃離中國大陸，竟然都與中共有關。
12月10日,高耀潔醫生在紐約曼哈頓上城的寓所中去世，享年95歲。在20世紀90年代末，高耀潔醫生不顧中共政府壓力，揭露中國農村通過粗魯的採血方式導致在鄉間蔓延的愛滋病疫情。
而她也因此而被監視甚至被軟禁並受到中共政府官員和警方的壓力。高耀潔醫生說這種經歷甚至要比她在20世紀50年代末所經受的毛澤東政策造成的饑荒，以及此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的關押和毆打要糟糕得多。
因此，在暮年之時她不得不流亡海外，在紐約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十年。
在社交平台「X」上，網友朱韻和分享了高耀潔的故事，名字叫做《高耀潔：我一生幾次逃難》。
高耀潔老人講述了她自1939年至其93歲期間的幾次逃難經歷。
她講述，1939年3月，「八路軍冀魯豫邊區支隊隊長楊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隊隊長覃健等率領一支部隊、進入高新莊掄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親、我半身不遂中風不語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漢奸」，那時日軍還沒有占領曹縣，二伯生病已年余，哪來的漢奸罪名？為了要錢，對他們三人嚴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騰了半個月，高家拿出30萬現洋贖身費放人。同時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糧食等等，掄劫已空，連吃飯米粒，一匙沒留，無可奈何，我父親攜全家逃亡，到柳河鎮，九女集村，這是第一次跑反，那時我11歲。」
然而，當她到了風燭殘年之時，再一次不得不逃難時，竟然也與中共有關。
她講述說，「到了（2009年）5月6日上午9時許，我突然覺得氣氛不對。我的電話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電腦也出了問題。我去小區門外超市買中午的食物，發現小區內有不少陌生人，他們目光異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國領獎前夕的情況了。我中午飯也沒來得及吃，假牙也沒來得及帶，兩手空空，只取出電腦的硬碟（裡面有三本書稿，我不能放棄）。我把硬碟放在內衣兜里，匆匆地從小區後門離開了家...」
她說，「我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非萬不得已，不會隻身流浪在外地，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從，只是為了把這些資料（愛滋病疫情的三本書）留給後人。蒼蒼大地，茫茫人海，何處是我的歸宿？」
「我80多歲行走蹣跚，多麼困難，離開家到成都，最後到廣州。住在一個農村，天天修改書稿，此處離大學城很近，有不少志願者和大學生來幫助我，他們每天都有兩到三人協助我為書稿打字，這給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這時我多次流淚，不斷思考，我並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愛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她質問到「我為愛滋病受害者吶喊，是一個醫生的職責，為什麼要對我進行各種打壓、造謠和詆毀？為什麼對我的工作進行阻擾？甚至在農村疫區懸賞500元舉報我，阻止我進入愛滋村，我往貧困地區給貧病民眾郵寄書籍、衣物，經常會大量、多次的丟失。我的電話經常打不通，我出門經常有人跟蹤。如此種種，令人難忍！」
「我想來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權衡了利與弊，我想本人若無聲無息地死去，我手裡的資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無所知。最後我決定出走。」
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她最終於8月7日離開了廣州白雲機場，途中經三次轉機，8日抵達美國。
她說，「離開國內時有大學生送行，臨上飛機前，其中一位大學生送我到機場入口處，交給我一個字條，他說：『奶奶，你到飛機上再看。』我將字條拍下，以資留念。」
文章的最後，她說，「自古人生誰無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頭這些關於中國愛滋疫情的真實資料被湮沒。我這次外出，是為了不讓愛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病例白費，之後三本書全出版了，還修訂增版了《高潔的靈魂》一書。」
「自2009年走出國門，十年多了！骨肉親人或陰陽相隔或天各一方！身處異國他鄉，生活不慣，言語不通，這裡來很多中國人，來歷各種各樣，無人知曉，因此我處境也相當複雜，漫漫長夜間！可謂萬里西風夜正長，斷腸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體，多年來靠藥物維持生存，耳聾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蹣跚，精力、體力均不支，所以我無力去參加他們的社會活動，只有埋頭整理書本，來度過我人生最後的時光。可怕的是近兩年多，我因肺部疾病臥床吸氧氣，但仍想盡力給後人留下我一生逃難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