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全國提出建設10個「大慶」、30個「大化肥」，以及多少個「大鋼廠」，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躍進」的局面。那時，黃江南已經發現了計劃經濟必然不斷經歷「平衡—危機—再平衡」的發展規律。在一次聚會討論中，他表示，國民經濟的結構失調已經到了崩盤的邊緣，不是要「大躍進」，而是到了採取危機對策的時候了。
李銀河聽完黃江南的分析非常著急，她說：「你的觀點非常重要，避免國民經濟危機是件大事，一定要讓領導層知道，我給你介紹一個人叫王岐山。」李銀河認識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認識王岐山。
王岐山當時在社科院近現代史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雖然是學歷史的，但異常聰明，吸收能力特別強，跟黃江南一談，就理解了他們的想法，馬上表示贊同。
於是，黃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這四個人成了一個小小聯合體，經常在一起聚會，有時候在王岐山那兒，有時在翁永曦那兒。
王岐山提議，起草一個報告呈交中央。他們在北京市委黨校後面的一間空房子裡關了幾天，寫出了一份報告。他們預測，1980年經濟將要出現衰退，分析衰退產生的原因，並給出了應對危機的對策。當時，國家計委每年的國民經濟預測增長的數據都是6%—8%，四個人在報告中的預測卻是1980年農業將出現零增長，輕工業會出現負成長，重工業負成長幅度會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這份報告交給了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後覺得很重要，又轉給了陳雲。這份報告直達中央最高層。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農研室領導在福建莆田調研
中央領導把黃江南等人找去，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聽取他們的匯報，並一起討論是否會出現經濟衰退，及應採取的對策。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對話」，除了高級領導人，參加會議的都是些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幹部。
1984年2月，黃江南與朱嘉明在杭州西湖
黃江南自認「初生牛犢不怕虎，很狂」，負責報告的理論部分。向中央領導匯報時，這個年輕人闡述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發展規律，並直言當前已經進入了繼三年自然災害那場經濟危機後第二次經濟危機爆發的關口。
翁永曦負責做最後總結，他用了八個短語：「抑需求，穩物價；舍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調整為中心、休養生息的危機對策。
陳雲將「舍發展」的「舍」改為「節」，後來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中正式引用。這個對話開創了很多個「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出現了「國民經濟潛在危機」的警告，這是國家第一次承認社會主義存在經濟危機。
陳雲和鄧小平
那次給中央領導人「上課」後，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黃江南繼續在一起搞研究、寫報告，關於生態的、農業的、經濟體制改革的，誰有些什麼想法，就拿出來一塊兒討論，討論完之後，他們一起動手寫文章，在報刊上聯名發表。因為他們總是一起署名，一開始，大家叫他們「四簽名」，後來不知道誰改叫「四君子」，這個稱呼就流傳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