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中共「十年禁漁」表面上以「綠色、環保、生態」為高調，但是在《鄱陽縣誌》中卻記載著相似的一幕。文化大革命中的「割資本主義尾巴」，或許正以一種新的理由，堂而皇之的在眾人面前發生著。
2月9日，中共新華社發表文章《除夕賀新春》，文章中談到一個「祖祖輩輩的打魚人」黃安邦，原本居住在南洞庭湖一個湖心島。2021年，中共在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全面開啟「十年禁漁」，而黃安邦和其他三千多名漁民的生活因此發生徹底改變。
據中共新華社2021年報導，曾經有漁民寫過聯名信，直言「十年禁漁」將斷了他們的生路。
也有學者發文對十年禁漁的合理性、期限提出質疑，指出「十年禁漁是否會造成魚類的泛濫？會不會過猶不及？」
著名水利專家王維洛博士曾經指出，完全禁漁的做法對恢復生態環境沒有幫助。
他說：「我不贊成禁漁這樣的措施。我贊成的是減少捕捉量，但不是禁漁。禁漁不是一種保護生態環境的辦法。因為人和其他動物一樣，都是環境中的一個因子，所以也必須參與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過程當中。所以適量的捕捉是必須的，也是對生態環境有益的，絕對的禁捕是無益的。」
原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則指出：「長江禁漁10年和中華鱘的滅絕，都是長江三峽大壩這個禍國殃民的工程，和舉辦這個禍國殃民工程的不民主的政府所造成的。」
王維洛說：「稀有的特有的魚類滅絕，大壩是主因，捕撈不是主因。你就是現在禁捕了，都不捕了，過幾年我告訴你，我們還能聽到這樣的消息，長江上的中華鱘滅絕了，長江上的鮑魚滅絕了。」「因為大壩建了以後，泥沙都留在了水庫裡面，下來的都是清水，裡面沒有營養物質，有營養物質的都留在水庫里了，所以魚能夠獲得的食料就減少了，那自然產量也就會下去。」
那麼，中共為何一邊大肆破壞生態，一邊卻又對長江一禁就是十年呢？
2021年1月，大陸《財經》雜誌發表文章，問到「十年長江禁捕，三十萬（鄱陽湖）漁民何去何從？」
然而這一幕，在文革中也曾出現過，只不過是另外一種名義。
據《鄱陽縣誌》記載，「『文化大革命』時，農村把以捕魚為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尾巴砍掉。1968年，城鎮漁民下放農村插隊設籍，全縣漁民減為559戶，漁業人口減至2431人。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漁民回來務漁，漁民又增至2482戶，11973人。」
在中共「綠色、環保、生態」的各種高調之下，「割資本主義尾巴」或許才是他們不會明說的真相。中共為何總是創造一些新名詞，因為這樣才能遮人耳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