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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35歲門檻,卡住的這一年

年齡,多數情況下,被視為個人隱私。儘管皮膚肌理和眼角紋路會給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離的社交對話里,年齡大多不會成為直接討論的話題,有默契的談話對象,懂得迴避詢問年齡後可能帶來的尷尬。

直到一些時候,陌生人對我們年齡的打量、審視甚至詰問,從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來。那個每年「+1」的數字,會悍然成為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把我們攔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卡住

2023年發生了無數事,王立強的經歷看上去,只是滔滔一年裡不起眼的一則碎片。那是在夏天,北京一家青旅在電話里告訴他:35歲以上的客人謝絕入住。

在那之前,他辭掉幹了八年的銷售,隻身一人從上海來到北京重新找工作。為了節省成本,他和很多拖著行李找一個落腳點的待業人士一樣,輾轉在60元左右一晚的青旅,待了一個月都沒收到面試通知。沒想到,被工作機會拒之門外的同時,他還會在花錢消費的時候,被一個數字卡住。

身份證上顯示,王立強出生在1989年,嚴謹一些算,2023年7月時他還不到34周歲。但突如其來的限制還是讓他很不舒服。哪怕已經避開了酒旅平台上那些標註了「35歲以上不接待」的青旅,找到了上面那家,他還是聽到了相同的拒絕。追問原因,對方語氣平靜:「過了35,爬上下鋪可能會有安全隱患。」

在那通和陌生人的電話里,王立強沒能立即反駁。摁掉通話鍵,他在社交平台寫下自己的不解:我還是可以做50個伏地挺身,還是可以跑5公里,翻2米的牆也是可以的,怎麼就危險了呢?隨後,媒體的跟進報導讓更多人發現,北京多家青旅拒絕接待35歲以上中年人,理由除了「有安全隱患」外,還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生活習慣不同,不好管理」。

王立強的遭遇是一則碎片,卻也折射出更多被一個數字卡住的現實。很多在大城市和陌生人合租過的人,直到看了去年8月的一條熱搜才發現,自如旗下的合租產品友家,只接受18至40周歲的用戶居住,同住人也不能超過40周歲。

自如的解釋是,友家房源主要面向年輕群體,建議40歲以上群體選擇其他類型的整租產品。並且,這也不是剛出的新規,早在2019年被用戶投訴至民生欄目《1818黃金眼》時,自如就回應過——這是基於用戶大量反饋,才作出對合租居住者年齡的規定。平台的免責條款也適時附上:此內容在簽署合同時,已經提前明確告知租客。

但不少人是被年齡卡住時,才意識到那個數字的威力。知乎網友@sdyoyo就在40歲生日後不久被自如管家告知,不能再新簽合租的房子了,理由是「為了其他小夥伴的居住體驗」「同齡人生活習慣相似,避免矛盾衝突」。

深圳工作這幾年,她一直租的自如合租房,自認過去這麼長時間,都和陌生室友能做到互不打擾,保持疏離但和平的關係,從來沒想過有一天,平台會在矛盾完全不存在的情況下,僅僅用一個數字卡住她,「替我未來室友先拒絕了我」。

尤其職場,用年齡把人攔在外面的時候,絲毫不帶商量。35歲的魔咒,一度只懸在網際網路大廠里資深的程式設計師們頭上,如今,年齡門檻一步步前移,從35到32歲再到30歲,並向更多的崗位、行業延伸過去。

一些大公司的招聘個案激起過一些討論。2022年上旬,有網友應聘小紅書一個招商營運崗位時被告知不合適,「要32歲內」,她不理解:招商崗位難道拼的不是資源,而是年紀了?到了去年6月,拼多多一條非營銷視覺崗位的招聘信息里則寫著,「工作強度較大,30歲以下」,並且這是社招崗位,接不了應屆生。

一些過去沒那麼多要求的行業和崗位,也出現了年齡門檻。廣東佛山市南莊鎮機關事務所,招聘保潔時要求35歲以下。青海西寧市某工廠招聘保全,年齡要求不超過35周歲,具備高中及以上學歷。廣東佛山一家火車票代售點的售票員崗位,更是要求應聘者年齡不超過25歲……

年齡,多數情況下,被視為個人隱私。儘管皮膚肌理和眼角紋路會給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離的社交對話里,年齡大多不會成為直接討論的話題,有默契的談話對象,懂得迴避詢問年齡後可能帶來的尷尬。

直到一些時候,陌生人對我們年齡的打量、審視甚至詰問,從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來。那個每年「+1」的數字,會悍然成為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把我們攔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當年齡先於能力、業績、經驗甚至體力狀況,成為我們被篩選、剔除的理由,並且要求還越來越苛刻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錯愕、憤怒,而後陷入深切的焦慮、迷茫和自我懷疑。

但時間的流速在每個人面前,均勻而平等,每一年,總有無數人邁過30歲、35歲、40歲的門檻。如何和年齡對抗、共處、和解,成為每一個社會人在這個時代必修的課題。

紅線

年齡作為一道門檻,最早出現在公務員的錄用規定里,要求報考者「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

至於為何如此規定,2020年4月,江蘇省委組織部回應說,考試錄用的公務員,尚不具有領導職責,主要從事基礎性、輔助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員思維敏捷、反應迅速,身體狀況優良,18-35歲的青年群體恰好符合職位特點。

公務員的培養需要時間,進入體制時的年齡越小,後續發展的優勢似乎就越大。

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報考公務員只是一部分人的選擇,35歲作為最後的門檻,也沒給他們帶來緊迫感——有志於此的人會在更年輕的時候,早做打算。

更多本世紀頭二十年的求職者,在劇烈的技術和社會變遷中,被高額的薪水和快速的晉升通道,牽引到高速發展的行業。當增長神話不斷被創造出來,求職者的能力和頭腦是更被看中的品質,個體年齡的增加往往意味著經驗的增長,以及與之匹配的更豐厚的報酬。所有人對未來的預期都很樂觀。

直到2017年,辭退一批34歲以上員工的裁員傳聞,從華為內部論壇火到全網,激起強烈震盪。從那之後,一根以數字命名的紅線,在各大網際網路公司若隱若現,它往往不會寫在明面上,卻會在員工心裡投下陰影。所有人都開始害怕自己觸到紅線的那一刻,會從系統里消失。

米萊投奔網際網路時,還沒體會到紅線的存在。2015年,27歲的她毅然離開待了三年的國企,闖入一家頭部網際網路公司成為產品經理。哪怕自己經歷並不完全匹配,哪怕身邊同事本科畢業就進了公司,同職級比她年紀小的一抓一把,她也沒什麼壓力,「只是覺得這行業的人都比較年輕」。

但短短三年後,等她跳進在線教育紅海,帶隊做K12產品時,年齡門檻殘酷的一面顯露出來。她記得從2018年開始,HR篩選簡歷的時候,就會囑咐她篩掉「35歲沒有做到產品總監」的人。換成廣為流傳的阿里職級去評判,也就是35歲還在P7(技術專家),沒能升上P8(高級專家或資深經理)的人。

在當時的標準里,米萊覺得35歲已經成為一道門檻,無關哪家公司,幾乎成為全行業默認的規矩,「在這個年齡沒有做到既定的優秀程度,人就不值錢了」。

前阿里雲員工林炳天對年齡紅線的感知,來得更晚一些。2018年加入阿里雲時,他42歲,職級評定為P8。等到2020年,他負責一條事業線的業務面試時,HR明確告訴他,P7不能超過32歲,P8也不能超過35歲,「這是一條硬紅線,超過紅線的,全部一刀切」。

他記得,當年有一位出生於1986年的候選者,34歲,正好卡在35歲之下,進入了業務面,「我和她說,你再大一歲就進不來了,簡歷都過不了」。

某種程度上說,林炳天是幸運的。兩年前的門檻還沒有那麼「硬」,「就算有一些這樣的氛圍,公司也不會明確說出來」。畢竟如果按照這套標準,他在35歲念完博士歸國時,許多大廠的門就已經向他關閉了。

頗為唏噓的是,阿里雲有不少面向政府的項目,按照這套門檻篩選出的人和對方交流時,對方還會狐疑不決,「你們這幫人太年輕了,連白頭髮都沒有」。

勞動力年輕化,是不少網際網路大公司的共同追求。脈脈數據研究院發布的《網際網路人才流動報告2020》顯示,疫情之前,19家網際網路頭部企業的人才平均年齡為29.6歲。其中,阿里巴巴和華為員工的平均年齡為31歲,而字節跳動和拼多多員工只有27歲。

崛起於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巨頭們,又將年齡紅線向前推了一步。尤其是激戰正酣的戰略業務,對年輕的渴求更為明顯。

25歲的林紛,曾經在阿里旗下的跨境電商平台速賣通工作,去年幾次三番收到拼多多HR的面試邀請,他們也在發力跨境電商。崗位要求不容商量,「從上午11點到晚上11點,需要強制打卡,每周單休」,但薪資待遇高出一截。

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林紛跳到了拼多多,入職第一天,直系領導打招呼時說「來得正巧,趕上團建」。她等到下班才發現,團建是吃完飯,同組人一起去看凌晨場次的電影。

在這個新團隊,年輕是一目了然的。除了一位男性組長和一位已經生育的31歲女性,其餘員工都沒有超過26歲。林紛在阿里有一位過了30歲的女性朋友想要跳槽,找她內推,沒想到兩輪業務面都過了,卡在了HR面,被告知年齡不符合要求。紅線再次顯現。

水溫

紅線的出現,伴隨著水溫的變化。2021年以來,降本增效的寒風,從網際網路吹到各行各業,人力成本和用人效率的計算,被擺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三年前,34歲的鄭葉黎還是武漢一家港企數據分析師,做到了經理級別,卻迎來了年齡危機。一方面,已婚未育的她覺得自己成了公司降本增效的靶子,被委派了強度超乎尋常的工作,幾乎每天都累到崩潰。

另一方面,HR還叫停了30歲以上資深員工的招聘,轉而招了非常多「有轉正意向」的實習生,讓他們拿著微薄的實習工資,幹著正職的工作,名義上是「員工預備崗」,用人成本卻低了不少。

鄭葉黎努力消化著不滿,卻又不敢裸辭。她一邊等著被裁後拿到賠償金,一邊也開始留意市場上其他工作。令她失望的是,外邊職級差不多的工作大多薪酬腰斬,更高層級的工作卻「只考慮更年輕的女性,或者只考慮男性」。

企業這麼做的用意不難理解。「年輕就是優勢,是一個不可再生的資源,是便宜的象徵。企業永遠可以得到它想要的人,為什麼要選一個年齡大的?」鄭葉黎心灰意冷。

在求職要求看上去更低的行業,年齡門檻發生了更明顯的前移。

剛剛過去的這一年,在商場做了十幾年督導的李家杭,被迫離開了她的崗位。疫情三年的衝擊導致線下實體商城墮胎量不斷減少,薪酬肉眼可見地縮水,KPI不減反升。無論怎麼費盡心思辦活動、搞促銷,李家杭都吸引不來人了。不想場面太難看,她主動提了離職。

43歲的她重新回到了闊別十多年的就業市場,一點點學著註冊招聘軟體、填寫簡歷。結果,她失望地發現,凡是有點名氣的服裝品牌,比如斐樂、太平鳥,招店員時都要求年齡在35歲以下,有的甚至縮到「16-28周歲」「18-25周歲」的範疇。

她點開一些沒有明確標出年齡門檻的崗位,試著跟HR打招呼,收到了禮貌的回絕:「您的經驗很豐富,但年齡我們覺得不太合適。」追問下去,許多HR會覺得,40歲以上的女性大多有家庭、孩子要照顧,真正能為這份工作付出的時間相當有限,「對公司來說會有困擾」。

好不容易進入面試,李家杭也一定會被問:有沒有房貸,有沒有二胎?她覺得,這些問題還是關乎年齡門檻,這些都是藏在問題背後字裡行間的試探。

答案當然是有。她回答:我有房貸、車貸,不是更加證明我需要這份工作嗎?

但這遠遠不夠。對面還會提出進一步的問題,比如:你會不會玩小紅書?會不會玩抖音?懂不懂什麼叫私域?

45歲的孫萃藩,原本在江蘇無錫一家製造業的私企做倉庫管理,但一年多之前,廠里來了一個大她幾歲的男人,「領導想讓他頂替我的位置」。倉庫的流程和人員都被重新分配,孫萃藩手裡的活兒被拆走了不少,「想各種辦法讓我走」。

她原本想著無錫工廠多,不缺她能幹的活,沒想到阻攔她再就業的是年齡。很多招聘要求寫的都是35歲以下或者40歲以下,少有的接受45歲以下,但電話打過去,也覺得她年齡大了。孫萃藩嘗試過找熟人內推,還做倉庫管理相關的崗位,沒想到對方直接說:「你這個年紀太大了撒,再過幾年都要退休了。你要再年輕一點,肯定就招了。」

如果不是找工作,她不會知道,現在一個景區售票員都要求學歷大專以上,年齡35歲以下,工資在無錫這樣的二線城市,只有3000到4500元。她心想,年輕人賺這麼點工資怎麼生活?

誰都年輕過。孫萃藩想到十幾年前,她三十多歲的時候,還不流行網絡招聘,想換工作了,就托親戚朋友問一問,要不要招人,簡單得很。「那個時候年齡正好,結婚了,小孩子也生了,企業要你。如果我現在還是三十幾歲,我覺得工作也會好找一些。」孫萃藩說。

現在對她來說,能主動找上門的工作,要麼拼手藝、要麼拼體力,比如美容院的員工、催乳師和保潔。

年齡越大,就業市場的水溫越發寒冷。尤其是年齡逼近退休線,卻無法真正停止工作的那些人。

生活在四川的邱黎發現,57歲的父親,除了保全,確實難以找到其他的工作。父親自她高中開始,去浙江的工廠做汽車零配件的技術工人,學了鍍塑的手藝,曾在車間做過二十多年的代班師傅。

2022年為了回老家修繕房屋,邱黎父親辭去了浙江的工作回到家鄉,又因為建房子欠了十幾萬,得還債,去年又重新找起了工作,卻發現「幾乎都卡著年齡」。

父親會使用電腦,也會開車,邱黎想給他謀一份司機的活,但年齡都要求45歲以下。成都有一片產業工業園,有不少需要工人的製造業廠子,但「比較大的企業,年齡都限制在45歲,比較小的企業可以放寬到50歲。極少數是55歲,就是非常小的企業了」。無論是哪一種,父親的年齡都超過了。

邱黎選出了一批沒有寫明年齡要求的崗位,和父親一起去線下碰運氣。跑了一整天,十家裡面有九家,保全在工廠門口就攔住他們,一問緣由和年齡就擺擺手:「你這個年紀太大了,我們不要的。」剩下一家倒是招人,只是為了旺季招聘臨時工,到了淡季就要辭退。

長達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這是邱黎父親第一次被年齡卡住。年輕的時候,他會做木工,還會演奏一些樂器,常常覺得自己「挺年輕,挺能幹的」。可現在,年齡門檻越來越高聳,父親的信心連帶著身影一點點矮下去。

他偶爾會自顧自嘀咕:「年齡大了,誰都不要了。」

對抗

不斷的碰壁之後,邱黎最終輾轉為父親找到一份保全的工作,薪水3000元,每日負責巡邏、值班,「算比較清閒的工作」。短時間內,她也只能找到這個辦法,讓將近60歲的父親有一份薪水。

他們都知道,身份證上的年齡是瞞不住的,個人很難消除那個數字帶來的阻力。

在大廠度過35歲生日的米萊,也常常感嘆自己「浪費了時間」。她掰著指頭算起來,「我碩士三年,體制內工作兩年,這五年時間並沒有直接體現在我的競爭優勢上。」與其他人相比不再年輕的事實,經常給她帶來焦慮。

她覺得如今的職場就像商場,招聘是用人單位挑選「最佳性價比打工人」的過程。櫥窗里的每個候選人,頭頂都貼著一張打分表,學歷、經驗是用慣了的標尺,而年齡,是供大於求的時候,最高效的工具。

回到被挑選的打工人這裡,得在有限的時間裡,最大化地卷出學歷和經驗,跑贏年齡門檻,盡最大努力去對抗。這一點,在北京教師康小宸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康小宸25歲之前的人生,遵循著一條她為自己劃定的軌道:考上北京教育相關專業的本科,在大二弄清楚考研、求職所需要的各種準備,在大三左右完成教師資格證的考試,將考研的時間提前到大三寒假;考上研之後,著手為考編做準備,如此一來,研究生畢業就能進編;而當拿到北京的教師編制時,她還不滿25歲。

之所以把界限劃在25歲,因為這是穩妥保險的。雖然在北京市應屆生教師編的招聘條件中,年齡天花板都不是25歲——北京生源的應屆畢業生要求「年齡為35周歲以下」,非京生源則要求「碩士研究生為30周歲以下,博士研究生為35周歲以下」——但在康小宸看來,由於教師一輪的培養周期是六年,「如果女生到了27、28歲的年齡,學校會擔心她們剛來學校就面臨生育,很難全身心投入到第一個三年或是六年的工作」。

當女性的命運與婚姻和生育糾纏在一起,年齡門檻對她們來說總是顯得更殘酷,「同樣是30周歲之前的碩士,女孩必須是24、25歲,男孩可以放寬到27、28歲」。

根據自己走過的路總結出的經驗,康小宸同時在從事教育諮詢工作,經手過近100人的教師就業規劃。她所接觸的北京進編教師們都遵循著與她相似的時間軸:18歲報志願進入教育相關專業,大三甚至更早就規劃讀研,從研一的三四月份開始為下一年的招聘做準備,研究生畢業就進編,年齡也大多不超過25歲。

從本科畢業考研、研究生畢業找工作到結婚生子,這一系列的事情基本被安排在30周歲以前完成。環節之間幾乎沒有喘息,按照這樣緊湊的節奏,才能順利在北京成為一名老師。這就像已經固化的年齡模板,「一步也不能走錯」。

相似的年齡的焦慮,籠罩在許多接近25歲的人頭上。做教育諮詢,康小宸有時會收到一些私信,在私信開頭就會強調自己的年紀,比如「但是我現在已經26歲了」,或是,「我是工作了兩年才考研的,還有機會嗎?」

年輕,成為一種擺在明面上的優勢。面對年輕的諮詢者,康小宸會直接明說「你擁有的最大優勢就是年齡」,她曾建議一位23歲的男生先考研再讀博,然後爭取在28歲那年找一份高校的工作。

哪怕是小學生,都漸漸對年齡這種模糊的優勢產生了概念。據康小宸做老師的觀察,小學生都會有「去年9月的孩子也是我同學,8月出生的我有優勢」的想法。

某種程度上,與年齡對抗,也是同選擇、時間、運氣和心態博弈。

鄭葉黎求職未果,決定曲線救國,把目光投向國外,回到自己留過學的地方工作。不少外企招聘時,特意註明簡歷不需要寫明年齡,許多崗位的描述里還會加上一句,「為了防止在年齡、性別、樣貌、膚色、人種等等方面產生偏見,謹慎放照片」。

經過兩個月的投遞和面試,她順利入職了瑞典一家網際網路金融公司。如今,她已經在瑞典工作了兩年。有時候跟母親聊起來,她開玩笑,「我要是繼續待在國內,可能開滴滴都輪不到我」。

而43歲的李家杭,為了能應聘上專業對口的崗位,她註冊了不少「年輕人玩的社交軟體」,每天刷,學習網絡熱詞。

有一次,她去面試一家童裝公司,和她競爭的是一位00後女孩。面試中,HR對她的經驗很滿意,兩人聊了很久。但經驗豐富還是沒能打敗年齡門檻,更懂私域玩法的年輕人拿到了offer,「畢竟年輕人更了解年輕人的想法」。

在電商熱潮翻滾的杭州,有不少90後和00後創業的公司。李家杭面試的絕大多數企業,老闆的年齡都比她小。連續找了幾個月工作後,李家杭數了一下,自己在求職軟體打了超過1500次招呼,用年齡來拒絕她的大概有十幾二十個,給了面試機會的有30家,其中7至8家不合適,最後6家拿到了offer。

最近,李家杭入職了一家家紡類公司,同事年齡全部比她小,以30歲左右為主。這家企業從線上發展起步,線下生意幾乎等於從0開始,李家杭的經驗和她手上商城的人脈資源,正好派得上用場。

即便如此,她依然覺得自己是僥倖,「我能進這家公司,是因為沒有更年輕的在跟我競爭」。

衰老

找到工作之前,孫萃藩體會了一段失業的滋味。

她去廣場上跳舞,和不少五六十歲的女性聊天,「她們看到我,都說我好年輕」。一種奇妙的感受在她心裡蔓延開來。她找不到工作的時候,總覺得自己老了,「可我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候,又覺得我真年輕」。

孫萃藩不僅加入了小區的廣場舞團,跟著後面每天練舞,從傍晚六點一直排練到晚上八點半,她還報名了直播帶貨的課程,定期上課,生活被安排得充實飽滿。

失業的壓力依然存在。她申領了失業金,每個月能有2280元,刨去900多元的社保,只剩下1000多元。她在為兒子過幾年結婚攢彩禮,那也不是個小數目。

但她轉念又想開了,不給自己太大心理負擔,「說穿了就是真找不到工作,我起碼人在,我最多熬個幾年我就能領退休金了,對不對?」

對於不少人來說,衰老真正的意義,在60歲之後才真切起來。

湖南的張國浩和彭淑花,從鄉下來到長沙省城幫兒子帶兩個孫子。孫子上學之後,兩位老人不想回到鄉下,每月養老金加起來不足300元,即使可以自己種地,不需為日常吃住花錢,但沒有更多的收入,「種地的時間還不如出來賺錢」。

已經62歲的彭淑花知道,自己的年齡已經不好找活做,她想過借用妹妹的身份證去找工作,以此提高成功率。妹妹與自己長相相似,比自己小上幾歲,「別人一看你60多歲,不敢要你,說你50多,說不定樂意要你,工資也可以高一點」。

但最終,由於擔心帶來麻煩,她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

衰老帶來的還有陌生人的審視。丈夫張國浩去找工作時,對方要求看身份證,年紀上了60歲,都要當場量血壓,「血壓不高,走路沒什麼問題的,才能留下來」。

對於找工作這件事,二老的兒子是反對的。彭淑花在物業公司找到一份保潔的臨時工,中秋節當天還得上班。那天,家庭聚餐結束,她匆忙趕著要出門,搪塞兒子說「要和認識的朋友出去搞點花花草草」,兒子覺得蹊蹺,追問之下得知母親找了一份工作。

第二天,兒子找到物業經理,希望能照顧一下母親,別讓她太勞累。結果沒過多久,母親的工作就被一個更年輕的人替代了。

「閒不住」、想繼續工作的心情,已經漸漸追不上年齡帶來的遲滯。孫萃藩年輕人想過開一家美容院,之前找工作時也去了一家面試,沒想到那份美容師的工作需要的體力,遠遠超出了她身體承受的極限。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她神經已經非常疲憊,但卻疼得整宿睡不著。

想做回辦公室文員的工作,她被年齡卡著,「不招這麼大年紀的」。願意給她橄欖枝的工作,她被身體卡著,「吃不消了」。

彭淑花和老伴都覺得,能有一份工作,不止是一份收入,能動起來,對身體也有益。有朋友打趣彭淑花,這麼大了還找事做,她回答:「我要做到80歲的嘞。」

但其實她並不知道,自己還能做幾年。她聽人講過,有人做到69歲,離70歲還有幾個月的時候,就會被開掉,「年紀大,就不要你了」。能有一份工作已是幸運,「只能做一點算一點,高(一些)的工資是想不了的」。

責任編輯: 李冬琪  來源:每日人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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