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y Wong/ AP
中共歷史上曾有「四人幫」，指的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為毛的夫人及其親信，他們組成了當時黨內高層的小集團，權勢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後不久，四人就遭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軍事集團逮捕，至今作為中共乃至中國的一個負面詞彙留存歷史，只有毛左派還在為他們鳴不平。
把習近平、李強和蔡奇作為中央「三人幫」，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幫」和彼「四人幫」基本沒有可比之處，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四人幫」雖以江青為軸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沒有顯得太突出，其黨內名義地位不如王、張；「三人幫」的內部關係是不平等的，習以最高統治者身份駕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領導者和被領導的關係，故李蔡對習只有服從，不能說不。另一區別是，「四人幫」中王、張具有某種競爭性，姚的地位較弱，只是陪襯；「三人幫」中，李蔡同為常委，一個主掌經濟，一個主掌黨務，存在強競爭性。儘管如此，習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說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隱約形成了一個黨內小集團，所以稱他們為「三人幫」。
也許用「中央政治」來稱呼、形容三人的關係，更恰當。「中央政治」這個詞是周恩來說的，話說文革時期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等到中央，請教周如何看待當時的高層關係，周說只看毛林江三人的關係就可以了，他們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黃恍然大悟。周所謂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種簡化，也是一種實質，抓住了三人關係的微妙之處，就能領會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場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禍。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樣的險境中周旋於三人間，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劉少奇看不清這點，所以下場都不妙。
這種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後並不在中共歷史上常見，不是說中央最高層三人就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間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領導人之外的其餘二人間，又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但這種競爭關係不能破壞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領導人能夠同時駕馭另二人，他和誰的關係更親一點，在這兩人中，天秤就傾向哪邊。就此而言，林彪雖然是毛樹立的黨內二號人物，但江青畢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時候，毛是照顧江的，所以在林、江關係中，林也不得不巴結、奉承江。此三點特徵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有過苗頭，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可稱為中央「三人幫」，三人在中國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嚴格說來他們不是「中央政治」，因為當時在中央真正說話算數的，除鄧外，另一個是中共元老陳雲，而胡趙要聽鄧陳的，可是在這兩個婆婆之間，意見和立場常相左。
複製毛林江三人關係和中央政治的，是習李蔡。習像毛一樣，在三人中處於一種相對超然的地位，李蔡則像林江聽命於毛一樣，聽命於習。不過，李蔡有一點和林江特別是林不同，雖然林長期是毛的下屬，但畢竟是槍林彈雨中打過來的，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是真有資本的，所以這個人也比較孤傲，有時竟然可以頂撞毛，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見。李蔡是習的下屬，但他們二人能夠到中央，完全靠習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軍功」上來。所以在和習的關係上，二人沒有資本敢忤逆習。
習在二十大組建了一個以自己的親信為主的統治團隊，這和毛在九大組建了一個文革新貴和林彪集團為主的統治團隊一樣。但為什麼說習李蔡在這個親信統治團隊中又有點「特別」，具有某種「小集團」性質？或者說，李蔡二人比起習的其他親信來，對習更重要，從而三人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這當然是因為李蔡在習的團隊中承擔的責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號人物，儘管他掌管的國務院在習時代下降為黨中央的執行結構，許多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繞開國務院，由習為首的黨內小組作出，然後交由國務院去貫徹落實，然而，作為李本人，也是這些黨內決策小組的重要成員，沒有被習排斥在決策層之外；更重要的是，現在中共又以經濟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幫助習把經濟搞上去，國務院一半多的職能，是圍繞經濟運轉的。在這個方面，習需要李去做好經濟工作。
蔡在黨內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而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日常辦事機構，實際代行政治局的決策權力，但凡中央作出的決策以及各種情況的通報，首先匯集到書記處，由這個中央樞紐過濾，上陳下達，所以書記處書記的權力要超出他們的政治局成員的身份所具有的權力。此外，蔡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辦公廳主任，這是個不尋常安排，過去僅在毛的某個特殊時期出現過，現在習把這個職務交由蔡，當然是對蔡的信任。中辦和所有的中共機構都不同，它掌管總書記的日程安排和行蹤，並領導著警衛部隊，中辦主任鞍前馬後伺候總書記，不是信不過的人不會把這個職務交給他。再從蔡在黨內分工掌管黨建、宣傳、統戰和意識形態來看，也都是習傾注心思的領域。習上台這些年來，一大目的就是改造黨，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樣子。
可以說，一個主管經濟，一個主管黨務，李蔡二人成了習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習親抓軍隊、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決定了習政權這條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穩健。從這個角度說，三人構成了一個命運小共同體，是習政權的核心，李蔡則成了習親信中的「親信」、心腹中的「心腹」。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中央「三人幫」里，如果李蔡扯後腿，二人或各自親信產生矛盾和衝突，以致習不信任其中一位，或兩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將瓦解，習政權會處於危險當中。
目前這個小集團剛渡過一年，尚看不出有明顯的分歧浮上檯面，以團結合作共渡難關為主，這個難關就是在保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儘快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它決定了三人特別是在李蔡二人之間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對習當然不敢抗上，會忠實執行習的旨意，習對二人似乎也沒有明顯的偏向，儘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領導班子黨組向常委會匯報工作以及政治局會議上，兩度表揚蔡領導的書記處能夠積極主動作為，認真履職盡責，高質量完成黨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似乎表明在兩人的爭寵中，蔡贏了李一局，但現在就下結論蔡更得習的重用，還是過早。
不妨簡要梳理李蔡和習的個人交往。二人皆為習的舊部，來自所謂的之江新軍。20大前，李更得習的青睞。李是浙江人，在習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李任溫州市委書記及省委秘書長，成為習的大秘。正是這層關係，在習成為總書記後，李被擢拔為浙江省長，並很快調任江蘇省委書記，不久主政上海，進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雖然習長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習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習任福建省委副書記，蔡也是在那年成為省委辦公廳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這期間，習看上了蔡。但在習1999年成為福建省長時，蔡卻調到臨省浙江任職，習在浙江期間，蔡並未得到重用，直到做總書記，蔡才轉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2013年任副省長，成為時任省長李強的副手。一年後蔡被習上調國安委，後轉任北京市長，19大前夕擢拔為北京市委書記。
由此來看，習把李放在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並在20大後安排做總理，有將他做接班人培養的用意。李相對年輕，比習小6歲，比蔡小3歲半，如果習要遴選接班人，李會是人選之一。也許意識到這一點，為競爭習的信任，蔡表現出對習無比忠心的樣子，無原則的吹捧習，已到一種非常肉麻和噁心的程度，即使在習的親信中，也顯得出格。不過，這對習是受用的，或許正是看中了蔡的這一特質，習才安排他主抓黨務。黨是習行獨裁統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萬黨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必須保證不能偏離習的航向，才令他放心，這就需要把黨務交給一個對習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裝的忠誠贏得習的信任，這就是習為何要兩次表揚蔡的原因。
但是，當下三人的這種合作關係能夠保持多久，是個疑問。蔡雖然得到習的表揚，暫時習也不會允許蔡越界染指經濟事務。然而，倘若經濟狀況不能較快得到好轉，習鍾情的新質生產力在一定時間內沒有明顯成效，習對李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會產生懷疑，屆時蔡就有興風作浪的機會。李和蔡本質上是不同的兩類人，李可能還保留了一絲做人的道德底線，當蔡越權干預李的工作，或者他們各自親信的明爭暗鬥影響到兩人關係，會導致二人在國家發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與公開化，二人的競爭關係就大於合作關係，習也無法彌合二人的分歧，或者乾脆偏向某一方，那時這個為利益而結成的「三人幫」會裂解，「中央政治」不復存在。
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