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業已爛尾，中國事實上已經處在社會動亂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斷定這場動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你說始於習近平時代曠日持久的反腐敗運動，完全說得過去。你說是文化大革命死灰復燃，同樣有道理。事實上，改革開放也並非是在四平八穩中度過的。你要說這一場動亂從1946年「國共內戰」就開始了也說得過去。要再往前追究，追溯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但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眼下這場動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嗎？
習近平時代長達十餘年的反腐敗運動很難說不是這場動亂的近因。幾乎沒有人懷疑反腐運動直接重創了中國經濟。但是對於這場動亂而言，反腐運動還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不但復活了意識形態鬥爭，還重新樹立了政治優先的壞榜樣。
這種惡劣影響正好投合了中國社會日漸高漲的極端民族主義——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是1990年代中期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養蠱為患的結果。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辱華」很少被中國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拿來充當排外藉口。在毛澤東時代，「反革命」和「資產階級反動派」遠比什麼「辱華」更有時代主流「咒術」特點。但1990年代中期以後，「辱華」開始被狂熱分子撿起來充當煽動仇外情緒的工具。2024年初，吵得沸沸揚揚的「南京旭日旗事件」和眼下正在發生的「農夫山泉風波」表明，「辱華」也在被拿來充當加劇社會內鬥的工具。近年以來，「辱華」指控已經汎濫成災，甚至於連積極支持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也被冠以「辱華」罪嫌提告。就更不要說此前幾年膽戰心驚的外資企業會因為各種離奇原因被上綱上線罵成是「辱華」。比如蘋果公司2023年在官網上貼出一名編著辮子的美洲原住民優秀員工（跟中國或華人沒有半點關係），也被中國網民捕風捉影冠以「辱華」罪嫌大加撻伐。
與「辱華」同樣升級成中國人容易神經性過敏字眼的，還有諸如「港獨」、「台獨」、「疆獨」、「藏獨」等等指控。起初這種指控是用來針對當地人言論的，但後來連毫不相關的外國人也會遭到同樣指控。比如2020年一名泰國女網紅遭到中國網友翻牆出征。起因是該女子在2018年去台灣旅遊時拍照留念，自稱自己模仿「台灣女孩」裝扮風格。該言論在2020年被中國網友扒出旋即引發軒然大波，中國網民大肆痛斥其「辱華」和「台獨」。儘管單就其言行本身來看，跟「辱華」和「台獨」扯不上半點關係。
「南京旭日旗事件」、「農夫山泉風波」和「起訴莫言辱華案」也與「台灣女孩事件」如出一轍：捕風捉影加上大肆煽動，就形成群情激憤。儘管國家喉舌媒體央視和《環球時報》前主編胡錫進前不久才公開痛斥炮製「南京旭日旗事件」的博主是「望文生義、誇大事實、生搬硬套、胡亂聯想」，並要求對這種惡意舉報行為進行懲處。在這種教訓之下，仍然有網民前仆後繼地捕風捉影，用同一種套路把農夫山泉公司又列為新的全民獵巫對象：其產品包裝被懷疑有「日本文化元素」。
突遭這種「被辱華」的無妄之災，網暴鋪天蓋地而來，農夫山泉公司五天內銷量大跌超過90%、股價跌幅超過6%、市值縮水超過200億港元。比起「南京旭日旗事件」來說，這無疑是更嚴重的擾亂市場行為。但是到目前為止，除了胡錫進跳出來指責網民無事生非之外，國家喉舌媒體卻反而裝聾作啞了。
看起來，與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地發動有所不同，中國現在所處的動亂像是民眾自發的（甚至有倒逼政府的傾向），即使是受到政府縱容或默許，政府至今較少直接公開出面牽頭髮起大批判運動，儘管黨國喉舌也可能親自動手帶風向。
事實上，中國政府才是率先利用「辱華」達到政治目的一方。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開始利用「大中華」認同來吸引外資，尤其是在香港和台灣之間建立商業紐帶。¹澳大利亞華裔歷史學家王賡武注意到，最初海外華人（包括華族）對「大中華」認同有一定矛盾態度。比如東南亞地區，華人不再信任共產主義，但對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示歡迎：他們不但希望跟中國做生意，還相信中國的共產主義會逐漸消亡。這些華人一方面重新燃起對中華語言、文化和習俗的認同，另一方面還希望在所在國家振興自己的文化屬性；與此同時，這種「大中華」認同還使得年輕人抗拒融入所在國文化以保存自身的中華文化屬性。這種情況尤其適合那些對華裔群體存在較嚴重歧視的國家，華人對自己的族群認同有較強的防禦性。²2002年中共宣傳部門出版的一本書《新時期對外宣傳論稿》對中國大外宣策略提出了新思考。該書作者黃澤存（時任山東省外宣辦副主任）認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待華人群體的輕慢態度，使海外華人心理上或情感上更親近中國：這些人更希望中國強大起來，這樣華人社會地位也會得到改善。這樣的觀念被認為是外宣政策的重要依據。³就這樣，通過操縱和鼓動「辱華」指控來團結和拉攏海外族裔就成了中國「大外宣」部門工作重心之一。⁴其中，將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在巴黎傳遞時遭遇海外流亡群體抗議事件炒作成「西方媒體辱華」，是中國對外宣傳部門早期大手筆之一。⁵
但是在2008年以前，民族主義野火就已經燒起來了。其中1999年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導致中國繼1989年以後首次全國性大規模學生運動，可以視為是對1990年代中期發起「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一次成果檢驗。緊跟著2005年，因日本扶桑社歷史教科書事件，中國政府趁機大肆煽動全國性大規模反日示威遊行，以阻撓日本入常。這種衝突在2010年和2012年更是變本加厲。在習近平正式接任以前，民族主義的野火就已經多次燒成全國性規模。在這種背景下，對於「辱華事件」的過度敏感和神經質反應成為常態已經毫不奇怪。於是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民族主義野火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任何質疑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國產品和中國人權問題的行為都被定性為「辱華」，更不要說直接或間接聲援香港當時正在發生的社會運動——這種行為被視為「港獨」，即使外國人只關心香港政府無視人民訴求對社會運動進行殘酷鎮壓，但其實對於香港獨立不獨立毫不關心，甚至根本就沒有外國媒體或政客鼓吹「香港獨立」這種論調。
如果我們仔細看這一系列子虛烏有的「辱華」指控（包括針對國外廠商的橫加指責），顯然全民獵巫在其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全民獵巫的結果是所謂「辱華事件」上升為外交事件、經濟脅迫和政治迫害。
那麼，我們怎麼來認識這一場讓我們想起文化大革命動亂的新動亂？他們有什麼不同，又有哪些相似性？這場動亂最終會去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