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吃到心心念念的瀋陽雞架了，一個老四季雞架（鹽水清燉），一個老奉天雞架（炭火燒烤），確實回味無窮。
雞架成為東北熱門小吃，這當然歷史悠久，但是真正促使吃雞架這一食俗大面積在東北、特別是瀋陽民間鋪展開來的歷史誘因，實際非常苦澀：國企解體，工人下崗。
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全國股份制改革的時代背景下，瀋陽的國有企業開始瓦解，大批的工人遭遇了史無前例的下崗潮，僅一個75萬人口的鐵西區工人就有近50萬人下崗。
原來的鐵西區曾是著名的核心工業區，煙囪高聳入雲，工廠轟鳴不斷，各類鋼廠、水泵廠、電纜廠、新華印刷廠、東北製藥廠，比比皆是。
後來一夜之間，聽著老舊的電視裡傳來劉歡靡靡悠揚的《從頭再來》，瀋陽整整一代國企人從此失去了鐵飯碗。
瀋陽有一路公共汽車是202路，從和平區沙山發車，穿越和平、鐵西、進入皇姑區段的塔灣站。據當地人講，司機師傅都不愛跑這條線，因為這條線附近的老百姓窮，所謂「素質低」，有上車不給錢的，有罵人的，有搶座位的，有小偷小摸的……
這條線路跑的是鐵西區與皇姑區交界的地方，這裡的下崗工人最多，是瀋陽當時最底層的人群。
有人那個時候還給202線公共交通命名為「下崗車」。
窮苦的瀋陽工人不得不「消費降級」，有的人干起了街頭小燒烤，有的人不再頓頓有肉蛋奶。
正是在這時，便宜的雞架成了瀋陽人餐桌的主角，它滿足了喜好飲酒的配菜需求，也在囊中羞澀的情況下保留了一絲「手中有肉」的尊嚴。
在國企時代，東北幾乎所有的社會公共服務都配合著就業綁定在一起，工廠辦幼兒園、辦學校、辦養老院、辦大食堂，以至於在財政層面的社會福利基本為零的前提下，東北地區實現了水準頗高的整體福利水平。
然而下崗之後，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會公共服務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國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緊隨其後便是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
與強行解散國企相同步的，是被強制下崗的工人們由國家養老變為現收現付（代際補償制），這同樣是一種單方面的打破契約……
根據2002年2月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全國下崗職工報告：1998-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
其中1998年，年初為691.8萬人，當年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新增444.6萬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但從一開始，新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資金籌措的困難，發生了昔日國有企業老職工的帳戶中沒有基金積累或者積累很少的「空帳戶」問題，並由此引發此後十幾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時需要「花錢退休」——填補帳戶空白，才能退休並領取養老金的亂象。
2009年時，一項針對瀋陽國企下崗職工的研究中，隨機挑選了21位被買斷年資的受訪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強制買斷的，有6位是半強迫半自願，只有4位是自願選擇買斷年資。
當時，一年年資的價格在各省不同，東北地區約2000元。也就是說，一個年資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區區幾萬元錢，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馬路上，舉著「木匠」、「鉗工」的紙板討生活。
而這些東北男人們的妻子，在世紀之交的關內外往往擔負著街頭「賣藝」的家庭職責，以及在各個風月場所里陪酒少婦的角色……
從1998年開始，廣州、東莞、廈門、麗江、大理、海口等城市裡的風月場所，大量充斥著南下掙錢的東北女人，以及尋歡作樂的北京高官、山西/內蒙煤田老闆、東北礦山老闆。
這背後，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損，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階級的尊嚴被碾壓、被踐踏。
在寧浩的電影《心花路放》中，馬蘇飾演的在雲南大理從事三陪服務的女人，即操著東北口音。
不知是否寧浩有意為之，但電影場景頗具黑色幽默。
這次落地瀋陽和計程車師傅聊起這段歷史也是不盡唏噓，他就是一位在2000年下崗的前國企工人，看遍了二十年前的東北人間慘劇…
今天的人們往往會不屑於東北人曾經的「鐵飯碗」，認為是國家過分照顧、讓東北人「貪了舊制度的便宜」。
事實上，東北人的鐵飯碗從來就不是白端的，鐵飯碗的背後是巨大的犧牲。
計劃經濟，準確來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種「准戰時體制」，以應對北方蘇修和東面美日韓聯軍的威脅。
從抗美援朝到抵禦蘇修，沖在最前線的都是東北人民以及東北的國有企業。
國家的要求很簡單：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東北的國企必須能夠迅速轉入戰時狀態、擴大軍工生產、支援前沿戰線。
像典型的哈爾濱自動化儀器儀表廠、哈爾濱風華機器廠，就專門有一條軍工線，專供戰時。
所以東北的國企工人可以視為「全員戰士」。
打仗打的是什麼？就是後勤！想想當年高崗是怎麼起勢的，就是在搞建設的同時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在東北後方為彭老總輸血。
結果1991年，偌大的蘇聯突然崩了，中國頓時失去了北方威脅，壓力盡釋，東北國有企業的龐大福利也瞬間成了一種「累贅」，進而壞帳、積債……
同時，自1979年就逐步廢止的知青下鄉政策導致了知識青年被大規模召回城市，強行往國企裡面塞，造成了體制性的人浮於事、大鍋飯、「一份工三人干」等惡況（那些沒能進入國企的青年便遊走街頭無所事事，隨即迎來了83嚴打……以致於後來又迫於無奈、搞了一段時間的「知青重返農村」運動），這些也是在人為地給東北國企敲響喪鐘。
……
被稱為俄羅斯「私有化之父」、擔任過俄副總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主席的丘拜斯曾經有言說：
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裡奪出來就好。
那麼瀋陽的財富「分」給了誰呢？
1999年初，時任瀋陽副市長馬向東、財政局長李經芳、建委主任寧先傑三人，在澳門頻繁出入賭場，被國家相關部門一舉拿下；一年後，「東北最後一位黑老大」、「瀋陽王」劉涌正式被公安機關逮捕，其背後靠山、時任瀋陽市長慕綏新隨即下野。
慕市長與之前落馬的馬市長就此一起落位瀋陽歷史，江湖人稱「慕馬案」。
那場震動幅度巨大的瀋陽官場大地震，牽連甚眾，總涉案人員達100多人，其中副省級1人，副市級4人，僅各級的「一把手」就有17人，貪腐金額達數百萬美元。
至於曲婉婷她媽那種，我就不多說了，涉案金額近3.5億元人民幣，那是東北人民一輩輩積攢下的血汗錢啊，換作了曲婉婷留學加拿大一年20萬、一學就是九年的學費……
回到「雞」的話題。
彼時恰逢中國大量引進白羽雞，相較於傳統的三黃雞，白羽雞生長周期快、肉質也不錯，中國的養雞業快速成長、一躍成為了世界三大白羽肉雞生產國之一。
市場上的鮮雞供應由此達到一個可觀的規模，這也讓雞架在東北的「下沉市場」逐漸流行，成為貧苦又好聚眾飲食的下崗工人熱愛的食物。
肉少骨多、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架，能夠被東北人做出花來，以致於到今天形成了十幾種吃法、甚至可登大雅之堂、成為瀋陽飲食文化的一部分，這是勞動人民的智慧所就。
一如過去重慶江畔的碼頭工人撿食各種動物腎臟下水涮燙食用、造就了獨具特色的重慶火鍋；又如《鋼的琴》裡，一群工友們可以在破碎的工廠里用廢物廢料做出一架嶄新的鋼琴。
工人階級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小小餐桌上，在塵塵廢墟里，總是不屈的，總是不死的。
但是苦中作樂，不應因樂而忘記舊苦。
可以歌頌勞動人民的智慧，但不可歌頌讓智慧無奈迸發的苦難。
如果有肉吃，誰願意啃雞架呀……
顯然，有一個有悖於政策初衷的客觀史實是無法迴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謂的「下海潮」，本質並不是貧民階層的致富經，而是各路二代們的斂財路與洗白池。
普通的群眾階級是沒有資源和本事創建聯想集團等時代性民營企業的，等待他們的除了大下崗，別無其他。
工人階級家庭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兇狠地拖在後面。
老舍的《茶館》裡有這樣一句台詞：
我愛咱們的大清國啊，我怕它完了，可是…誰愛咱們啊！
姜文的《一步之遙》裡也有一句台詞：
感謝大清亡了國嘛，咱都是暴發戶！
一個轉身，兩個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