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政府招募公民「義務警員「以補充執法力量
翻譯：胡平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身著麥稈上衣、凱蒂貓 T恤和牛仔褲的年輕女性在空曠、綠樹成蔭的道路中央擺出各種姿勢。背景音樂是電子舞曲，歌手用英語吟唱道：」今夜我想淹沒在你的海洋里」。然後，隨著節拍的下降，志願者們突然出現，他們身著清一色的黑色制服，帶著帽子、靴子和肩章。她們自信、堅定地向鏡頭走來，雙腳隨著歌聲敲打著人行道。
這些婦女是「上饒義警「的成員，這是一個完全由志願者組成的團體，宣傳自己是對當地警察的支持和補充。「上饒義警」以其所在的江西省上饒市命名，他們也發布了一段類似的視頻，視頻中的主角是男性志願者。
其他社交媒體片段顯示，上饒義勇軍和其他類似團體守衛學校大門，以保護兒童免受街道交通的影響，或如一段視頻中戲劇化的那樣，防止襲擊者進入校園。其他常見的活動還包括街道巡邏、防止溺水的海濱巡邏、指揮交通、攔截車輛、調解當地糾紛，例如兩家鄰居因空調機的擺放位置發生衝突。
在一段視頻中，在激昂的音樂聲中，一個低沉的男聲說道：」儘管他們不是警察，但他們體現了共同治理、正義、勇敢和奉獻的志願者精神」。屏幕上閃爍著黑衣人在夜晚的街道上遊行、在警察局前合影的畫面。「與警察部隊並肩作戰，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在某些方面，」義務警員「與他們的名字恰恰相反：他們不是在街頭伸張正義、懲治流氓的特工，而是被當局認為值得信賴的個人，他們在當地警方的指導下工作，被委派監視他們的同胞。近年來，隨著中國政府鼓勵「群眾「在公共安全中發揮更大作用，民團及其近親「維安會「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們與警方合作攔截交通、調解糾紛，甚至「當場抓獲（嫌疑人）」。事實上，中國警察很可能需要一些幫助。儘管人們的看法與此相反，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警察部隊規模不足、資金缺乏，他們必須應對比官方統計數字高得多的犯罪率。志願者可以作為執法部門的後備力量，代替警察執行巡邏任務和處理低級別事件。不讓警察插手此類案件，也可以將其從當地的犯罪登記冊中刪除，幫助當地官員讓人覺得犯罪率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有所下降。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志願者充當了另一支耳目隊伍，幫助國家實現其「穩定「社會的願景——在這個社會中，不滿的公民不會對黨構成威脅，他們的投訴要麼得到及時處理，要麼被迅速壓制。
義警團和其他促進安全的團體只是黨國將公民納入其更廣泛的基層監視和控制項目的最新舉措。自2000年代中期起，當局就開始雇用「網格員」，負責監視社區內指定區域的來往人員，並向上級報告任何異常或令人擔憂的事件，這是「網格化管理「系統的一部分，旨在改善政府服務，制止包括抗議在內的非法行為。
2013年，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鼓勵下，官方媒體重提了毛澤東時代的「楓橋經驗「這一沉寂已久的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動盪的階級鬥爭中，浙江省楓橋鎮「動員「居民對付他們中間的「敵人」，這往往意味著人們舉報自己的親朋好友。毛澤東稱讚這是群眾「參加公安工作「的典範。今天，當習近平引用「楓橋經驗「時，它已不再是關於家庭內部背叛或階級鬥爭。相反，它被用來美化公民之間的相互監督。正如王琳（Lynette Ong）在《鎮壓外包：當代日常國家權力》（Outsourcing Repression：當代中國的日常國家權力》（Outsourcing Repression: Everyday State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書中寫道，」在習近平時代，群眾動員被改造成一種政治策略，使國家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合法化」。這不僅重振了傳統地方權力掮客（如地方居民委員會成員）的影響力，而且還增加了當局部署志願者監督和舉報鄰居的欲望。
從201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各地開始成立數百個致力於「安全宣傳「的非政府協會。僅在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公安部門就在2022年底宣稱有67萬公民註冊成為近200個此類團體的成員。這相當於每190個廣東居民中就有一個，是廣東正規警察部隊規模的三倍多。最近，各地還成立了類似的志願「治安維持會」。其中一些團體是由地方黨委政法委成立的，但許多團體是作為非政府組織註冊的——這意味著它們的確切地位仍然有些模糊，而且並不總是很清楚是誰成立了它們。
但直到最近幾年，北京才開始將志願者融入當地警務工作的做法納入法律。2022年10月，黨代會工作報告首次使用了「群防群治「一詞。該詞指普通百姓（」群眾」）參與公安工作（」預防「和「控制「低級犯罪或其他不良行為）。該詞被寫入報告，標誌著黨更加重視公民參與管理公共安全問題。2023年3月，公安部發布了一份強調一線基層警務工作的三年計劃，其中要求「發展壯大群防群治力量，依法健全城鄉（社區）治安協會，積極培育』義務治安員』等與公共安全相關的社會組織，推動群防群治力量更加紅色化、組織化、資訊化、年輕化」。
為了吸引潛在的志願者，當局會提供一些福利，有時甚至是現金獎勵。深圳寶安區的一個維安會向抓獲犯罪嫌疑人的人發放現金。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則獎勵可以在「積分商城「消費的「積分」。一位志願者在豆瓣上介紹他的治安組織時提到，志願者可以在酒店和商店享受折扣，還有一些「優惠政策」，可以給孩子入學的家長提供一些不明確的好處。
不過，志願者的加入也可能有更多的公民意識。在描述「朝陽群眾」——一群自願向警方舉報「可疑「活動的北京朝陽區市民–時，Ong寫道，志願者「將服務機會視為真正的榮譽徽章。儘管意識形態色彩不那麼濃厚，但他們是毛澤東時代積極分子的近親，他們願意為黨獻身…...。……朝陽志願者向警方提供線索可以獲得經濟獎勵，但他們的根本動機是服務社區的願望和維護社區安全的責任感」。
響應這些誘惑的志願者似乎是一群雜牌軍——學生、退休人員和中年工人混雜在一起。一個鄉政府說，除了「群眾志願者「外，他們的治安員還包括當地幹部、黨員和退伍軍人。2023年，上饒治安維持會成立了「滴滴治安大隊」，招募搭計程車軟體滴滴出行的司機為志願者，他們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報告「線索「和其他信息。
有計劃地招募計程車司機符合「線人「的整體特徵，長期以來，當局一直依靠「線人「提供有關社區活動的信息。正如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國治理問題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在《哨兵國家：監視與專制在中國的生存》（The Sentinel State）一書中寫道，地方官員通常會在從事「可以不引人注意地觀察周圍人和活動的工作「的人中尋找「維護穩定的線人」。因此，保全、小區管理員、計程車司機、公共汽車司機、環衛工人和停車場管理員是特別理想的線人」。
因此，儘管這些志願者團體名義上是基層民間組織，但他們與執法部門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一點也不足為奇。至少有些團體會接受當地警方的培訓。地方黨委經常為他們提供持續的指導。深圳的一個政府網站將當地的安全促進會描述為黨委的一個分支機構。
中國各地的政府都在尋求軟體和實體基礎設施來更好地管理民間志願者。在北京的一個區，當地政法委在2023年8月為該區的「群防群治「隊伍購買了帽子、臂章和背心，花費近200萬人民幣（合27.5萬美元）。同年5月，河南省某區支付了近240萬人民幣（約合33萬美元），購買了一個集成了微信的在線平台，允許警方派遣志願者前往特定地點並監控其進展，同時允許志願者「舉報反恐線索「或上傳視頻，展示他們「為正義事業英勇獻身「的行為。
提供此類軟體的公司明確將其與「群防群治「聯繫起來。深圳羅拉奇科技公司在其網站上聲稱，僅在廣東省深圳市的一個區，警方就使用該公司的「可視化管理平台「監督當地「群防群治「隊伍的45000多名成員。羅拉格公司稱其產品「編織了一張密集的信息網絡」，有助於「實現整個地區的整體社會秩序」，並指出「警察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
警方的力量當然是有限的。多年來，當地警方一直在資金和人力方面苦苦掙扎。克拉克大學政治學教授蘇珊娜·斯科金斯（Suzanne Scoggins）寫道：」國家預算數字顯示，中國在國內安全方面的開支超過了國防開支，這一點已被大肆宣揚，「但「這些數字並沒有轉化為基層警察的財政意外之財」。警察只能從中央一級的「國內安全「撥款中獲得一部分（其他撥款對象包括準軍事的人民武裝警察、檢察院和司法機構等）。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往往沒有必要的資金來彌補其警察部門的預算。中央政府規定的地方政府雇員人數上限也阻礙了本來可以雇用更多警察的警察局。為了擺脫這種限制，許多地方依靠「輔警」，付給他們比正式警員更低的工資，並為他們提供更少的培訓。志願者可能為進一步削減成本創造機會，因為他們可以讓警察局從工資單上減少大量輔警。自由亞洲電台11月報導稱，」全國各地的當局開始裁減輔警，合併當地派出所，以期將大部分日常工作外包給「治安維持會」。
社會學家兼犯罪學家博格·巴肯（Børge Bakken）認為，中國的實際犯罪率幾乎可以肯定遠遠高於官方統計數字。」從中央宣傳部門到地方行政警察的工作表現，犯罪數字被操縱的方式數不勝數。...例如，不可能有全球最高的不平等指數之一，再加上極高的陌生人兇殺率，卻聲稱自己是世界上兇殺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意味著，警力不足的警察部隊所面臨的犯罪活動幾乎肯定比公開承認的要多。
在某些情況下，志願者組織似乎正在挺身而出。在廣東省，政府採購招標顯示，警方確實在依靠民間社會幫助處理更嚴重的犯罪。2022年，南村鎮（省會廣州的一部分）與南村安全促進會簽訂合同，讓其協助完成40多項不同的任務，如「預防和打擊兇殺案件（包括偵破因瑣事糾紛、謀殺、爆炸等引發的兇殺案件）」以及「打擊槍枝暴力、財產盜竊、拐賣婦女兒童、賭博、組織賣淫等」。同樣，在另一個廣東省平安協會的網站上，抓獲犯罪嫌疑人並將其移交警方是協會成員的主要職責之一，並介紹了對特定行為或傷害的金錢獎勵，這意味著平安協會的志願者確實參與了類似於警察巡邏的工作。上饒守夜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另一篇帖子甚至還提到了一次緝毒行動：在一次被描述為「常規無人機巡邏「的過程中，該組織發現了一個種滿鴉片的屋頂。隨後，志願者們陪同警方前往涉案房屋，警方在那裡處理了這些植物，並根據鄰居提供的線索，將涉嫌種植者帶到當地警察局接受訊問。
志願警察還可以幫助降低官方的犯罪統計數據，無論他們是否真的降低了犯罪率。正如《經濟學人》所報導的，中國「奇蹟般地「低犯罪率至少有一部分是故意少報的結果：「除了置之不理，還有幾種方法可以讓案件不被記錄在案。由黨管理的居委會偶爾會處理糾紛……」。...有時鼓勵受害者非正式地向肇事者尋求賠償」。同樣，澳門大學社會學教授徐建華（音譯）指出，當地警方有時會鼓勵居民直接撥打警察局的電話，而不是官方的緊急熱線，以避免將違法行為列入當地的犯罪統計中。一位警官告訴徐建華：」我們曾經發過小冊子，讓人們到我們的社區警務室報案，而不是撥打110熱線。對於一些小案件，我們可以在社區警務室處理。你們最好不要讓我們的社區看起來很不安全」。
在中國，保持較低的官方犯罪率有多重政治目的：一是提升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有能力、有效力的執政黨的形象，二是幫助地方領導人謀求晉升。在另一項研究中，徐指出，廣州市的犯罪率似乎與政治日曆一致，在新任警察局長上任時急劇上升，而在其任期內穩步下降，因此作者得出結論，公布的犯罪統計數據應「被理解為中國合法化機制的一部分」。因此，治安維持會的工作只是在較低層次的問題觸及警方之前對其進行管理，既能讓警方騰出手來處理更嚴肅的工作，又能將犯罪數字保持在政治上可接受的水平。這就意味著，廣東和湖南兩省的一些地方在報告中吹噓成立安全促進會後犯罪率下降，實際上只是表達了衡量犯罪率的下降，而不一定是犯罪率本身的下降。
當然，黨國的目標是鎮壓民眾的抗議，就像鎮壓犯罪一樣，志願者也在這方面提供了幫助。南村安全促進會的另一份政府採購通知也表明了這一點：通知指出，該組織應努力說服上訪者–通常因認為受到地方官員不公正對待而向上級部門尋求補償的個人--從北京返回南村。在敏感時期，協會將對「關鍵人物」（黨國認為具有潛在政治威脅的人的委婉說法）進行24小時監控，在2021年簽訂合同時，共有24名「關鍵人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後，協會將組織每個村子的300人協助警察執行警衛任務，每天向他們支付150-180元人民幣（21-25美元）。2022年的另一份招標書指示協會在「維穩「的名義下開展各種活動：監督和管理外來務工人員和「重點群體」，以及「預防和妥善解決群體性事件」（政府不喜歡的包括和平抗議在內的群體性集會的另一種委婉說法）。
即使這些志願者團體的成本低於正式警察或輔警，地方政府和黨委辦公室仍經常為其組建和維護提供資金。至於中國政府在這些團體上的總體支出是多少，目前還不清楚。在南村鎮，由於採購規則的特殊性，政府對該地區安全促進會的支出是公開的，鎮政府在2020年至2023年期間的支出超過900萬人民幣（約合近130萬美元）。中國有數百個名稱類似的協會，可能還有更多不同名稱的協會。
當地企業有時也會向這些組織捐款。2021年，在深圳龍華區安全促進會的揭牌儀式上，一名地方黨委官員宣布，當地11家企業向該促進會的基金捐贈了580萬人民幣（80萬美元）。當地一家保全公司和一家房地產公司的領導分別擔任了協會的主席和名譽主席。
不過，民間志願者最終不應被簡單地視為警察的低成本替代品。除了警察、網格員、面部識別攝影頭、網絡監控和審查之外，他們還是中國監控制度的另一層。克萊蒙特-麥肯納大學的裴教授在文章中談到了密集、低層次的人力監控作為這種制度的一部分的重要性，並指出線人在這種制度中扮演的關鍵角色：「社會信任是集體行動的基石，因此，在獨裁統治中，信任是令人畏懼的。因此，政治間諜活動可謂一石二鳥：既能識別對政權的潛在威脅，又能在民眾中播下不信任的種子」。治安維持會和安全促進會的志願者來自他們巡邏的社區，他們會讓居民感到更安全，還是更容易受到監視？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由訓練有素的志願者組成的方陣會給公眾甚至他們自己帶來什麼危險？志願者在「當場抓獲嫌疑人「時是否會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如果他們決定過分熱心地「維護法律和秩序」，他們是否有可能傷害其他公民？」我們在犯罪學中知道，如果讓不專業的人做這些事情，他們會非常腐敗，」犯罪學家巴克肯說。」這將是一片混亂」。
然而，即使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執法培訓，志願者仍然在中共的控制機器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緩衝器。正如琳內特-翁（Lynette Ong）在《鎮壓外包》（Outsourcing Repression）一書中所指出的，讓公民實施「鎮壓行為」，比如脅迫兩個不和的鄰居達成和解，所引起的反彈要小於出於同樣目的部署警察。隨著習近平政府不斷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當局希望獲得有關社會各個角落的精細化、超本地化情報也就不足為奇了。通過承擔一些監視和強制職責，治安維持會可以在盛氣凌人的國家和它所針對的公民之間起到一定的緩衝作用，同時還能提供政權所需的信息和控制。
原載：《中參館》China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