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幾點討論：放低期待
1、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不是具體領域的幾個具體政策就能解決的，而是道路性、理論性的問題亟需「撥亂反正」和糾偏，體現在，如何看待「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係」。 其中，最核心的應該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但這裡卻讓位於「經濟和社會」，在最新通稿中排在第二，「經濟和社會」的關係，本質上是算「經濟帳」和「算政治帳」的問題，將其放在「政府和市場」的前面，表明本次改革方向重點並非市場化方向，反而更強調政府對資源分配的干預。 也表明，高層對中國當前問題把脈不准（或刻意迴避），此前習在考察中問了一個問題--「我們的獨角獸企業新增數下降的主因是什麼？」，雖然不清楚這個問題的完整語境，但對於這個問題，新質生產力的鼓吹者林毅夫是這樣解釋的：「民營企業的表現主要是受到外部市場影響，是國際貿易趨勢變化造成的，並不是政策造成的」，這不得不懷疑，最高層對當前核心問題是否認識到位，或者真心覺得「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並沒有糾偏的必要和緊迫性？
2、本次改革的大前提。習明確說明「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否則就是自毀長城」，這就是所謂「根本制度」，根本制度不僅不會改、不會完善，還要進一步「築牢」，這是大前提。 對於道路性、理論性問題的回應，往往與這些大前提存在衝突，這就更難在道路性、理論性問題上做出「撥亂反正」的糾偏。 因此，不要期待會集體「右轉」，甚至連道路性、理論性的向右糾偏都很難有，更只是具體領域的具體政策措施的提出。
3、可能討論的幾個具體問題和應對改革措施方向， ①「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對應新質生產力和共同富裕，包括但不限於：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改革（科技自立自強、發展風險投資等）、民生領域制度改革（電力體制、三座大山等）、主體功能區制度和農業農村綜合改革（統一大市場、城鄉融合發展、宅基地？等）、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改革（在安全的基礎上適當開放，優化外資企業營商環境等）、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清潔能源、碳達峰碳中和等）； ②宏觀經濟治理問題--待觀察，不知張斌的建議能否聽得進去； ③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對應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④發展安全問題--對應安全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對應強化黨對經濟的領導和對社會的管控）
4、對於具體措施也要放低期待，高層對於重要問題的存在的認知慣性若不做出改變，可能導致具體改革措施也不及市場預期： 一是，對於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看法。高層認為在經濟轉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有形的手比無形的手更為重要。若這個觀念不改變，對於後續完善市場化的改革措施和期望，自然也不必抱有太高的期待（上面討論已有體現）； 二是，對於債務的看法。高層依然認為債務可能是貶義的，債務太高了就是不好，地方債務太高了，就要嚴格限制地方進一步新增債務。若這個觀念不改變，那麼，對於市場希望中央接替地方和居民加槓桿提升債務水平的過高期望，大概率也會不及預期； 三是，對於供給端和需求端的看法。高層依然執著於刺激供給端，即使供給過剩，也寧願刺激過剩供給並以低價出口海外市場。 一方面，表現為自上而下地傾向於刺激投資而不是消費，即使也出台了很多所謂促進消費的措施，但更多是從供給端刺激以促進消費，而消費的核心本就在於需求端； 另一方面，表現為過早擔憂」養懶漢陷阱「的問題（習曾多次提及），不願大規模增加社會福利，即使我們仍是低福利甚至負福利社會。這個觀念不改變，將導致改革在民生問題和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獲得感」不及預期； 四是，對於通脹和通縮的看法。高層對通脹的擔憂，更甚於通縮，實際上經濟陷入通縮泥潭往往比通縮更難解決，影響更為深遠。我們當前面臨的預期不穩、信心和有效需求不足等，實際上都是經濟通縮的表現，且或將長期存在。這個觀念若不改變，也將導致接下來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財政貨幣政策支持力度，也將不及預期； 五是，對於外部問題。高層傾向於用對抗思維，而不是合作或競爭思維來看待。特別是對比中外雙方的官方通稿可以發現，外方往往強調的「競爭」與「安全」等中性詞彙，中方更多強調的是「遏制」、「圍剿」等對抗性詞彙。這樣的認知慣性若不改變，將導致外部靈活性降低，以及對外開放的改革推進不及預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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