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王軍濤，在《北京之春》雜誌發文分析，政治制度是中國經濟死局的罪魁禍首。
在發展政策和戰略上，我們長期爭論的有兩個方面。
第一，產業結構的升級究竟是國家引導好、國家直接扶持和干預好，還是由市場自動醞釀和催生好？習近平表示他要進行國家干預。
第二，一個好的經濟體制是讓民間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只是平穩市場，不讓其波動太大，同時把市場發展中的一部分收益用於惠及民生，還是由國家直接統籌經濟發展？雖然我說習近平並不是想搞計劃經濟，但實際上他要搞的是准計劃經濟，即國家有發展戰略，並用各種方式強迫私營和國營企業納入到這個戰略軌道上。實際上，他這套方案的來源與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大爭論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當時經歷了很多討論。在習近平的一盤大棋里，如果經濟行為不符合他設定的軌道，就會被強行消失。這不是讓市場自生自滅，而是依賴國家的強產業政策，讓企業在這種政策的約束下進行所謂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習近平上台後，面臨的任務是解決這兩個問題。一個是拆除中國既得利益集團，治理腐敗等問題；另一個是突破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打破發展瓶頸。這是三中全會的背景。
習近平希望通過產業政策來打造一批領先世界的產品，推動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占據領導地位。計劃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經濟動員體制，通過國家的政策手段強行動員資源，將資源集中於關鍵領域，確保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通過政治清洗和整頓提供政治保障，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和政策執行力。
習近平選擇做這三件事，本質是因為中國在共產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下，無法依靠憲政體制擺脫經濟危機，在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引導、走投無路之下，只能打造類計劃經濟的統一指揮、統一部署的國家托拉斯。
實際上，世界上許多國家，比如拉美，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包括產業困境和利益集團的阻礙。西方主要民主國家也曾經歷過這些問題，但他們通過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通過討論、政府改選、法院判決、媒體報導和專業研究，逐步走出了困境。作為一個民主派，我一直主張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進行憲政民主改革，這樣才能真正化解利益集團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