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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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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頑主邊作君的記憶里,1968年發生了幾件轟動京城的大事:

第一件,自己的哥們,名震九城的小混蛋周長利,被一幫紅衛兵扎死了。

第二件,為給小混蛋報仇,他帶著一幫頑主,跟紅衛兵干,聲勢日隆,有了個北京菜刀王的名號。

第三件,到了年底,公安開始社會大清查,他被收監了。

從1966年紅八月開始,到1968年底,那一代年輕人前後折騰了兩年。

如今,四十年過去了,隨著一連串「血色浪漫」式的回憶,他們這幫年輕人反覆被提及,而回憶經手的人越多,就越讓邊作君對那段日子的認識模糊起來。

當年,大院孩子把他們胡同孩子當流氓打,踩在腳底下。如今,搖身一變,血色的事實就都浪漫了,還把他們這些胡同孩子繼續當流氓寫。說他們強姦大院女生,每人身上背著人命。

他說,他要把真實的情況寫出來,以前沒這種想法,就是看了大院版的《血色浪漫》後才有了這種想法。和他有相同經歷的老哥們都盯著他的故事看,之前邊作君這個最沒文化的頑主,如今也成了寫字的人。他和幾個老兄弟坐在一起,總愛回憶,然後把回憶真實的記錄下來。他的老兄弟里,一個叫馬克印,一個叫黃培新,都是當年北海中學的初中生。前者是滿族正黃旗後裔,一出生就是黑五類,被踩在腳底下;後者恰恰相反,老爸當年是中央辦公廳的首長,典型的紅五類,血統高貴。

他們三個的關係維持了40年,在他們三個的回憶里,那兩年從來都只有血色,沒有浪漫。那兩年,不止是簡簡單單改變了他們,而是徹底濃縮了他們的青春。雖然,1968年的時候,他們三個都只有17歲。

後來的40年,對於他們這些人,與其說是重新開始,不如說是一場漫長的結束。

停課鬧革命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個喇叭里的廣播員語氣都特激動,表示這張大字報內容特重要。邊作君當時聽不懂,一張大字報竟然那麼重要,連毛主席都要親自表態支持。到了學校里,一些政治敏感的同學就已經聽出了味道,毛主席那是號召學生起來鬧革命,誰反對誰就是壞蛋。每個學校壞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長、老師。

沒幾天,北京市委發出指示,停課鬧革命!

革命對象就是學校里的老師、校長。先從大學開始,率先倒霉的就是邊作君他爹。老邊當時是工業大學的藥劑師,解放前是傅作義部隊的上校軍醫,由於歷史問題,底子不乾淨。

邊作君當時特羨慕革軍子女,當時等級分得清,幹部分級,13級以上是高幹,6級以上是首長。他們班裡他跟黃培新最好,人家的爹是首長,出門坐的伏爾加,他當時在學校特崇拜黃培新。黃也跟他不一樣,雖然學習也差點,但總關心政治。剛上初一的時候,黃就跟邊作君說,快和美國打仗了。

要和美國打仗了。這都是當年大院孩子關心的事。邊作君當時只關心,什麼時候能有一件將校呢大氅,上街拔份。而他另一個哥們馬克印則只關心,自己家有兩棵棗樹,招人,怕別人惦記。

當時,紅衛兵都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孩子,都是紅五類,一開會就站成一排,軍裝扎著武裝帶,嘴裡念著革干革軍,氣勢凌人。這些人是最吃得開的,然後是工人、農民,他們這些小市民的孩子就特別次。那時叫血統論,看出身。

邊作君他們北海中學,小市民子弟比較多,革干革軍鳳毛麟角。起先,孩子們填出身的時候,都楞充革軍、革干。到了運動開始了,在革命的熔爐跟前,真金白銀一切立現。紅衛兵只吸收革軍、革干、革烈(革命烈士)出身的,連工農出身的都不想要,嫌人家土。邊作君這樣歷史有問題的小市民子弟只剩乾瞪眼的份兒。

那一刻,他的哥們黃培新加入紅衛兵,成了北海中學的頭子,他和馬克印,一個是小流氓,一個是狗崽子。

紅衛兵的八月

紅衛兵要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在學校里,壞蛋老師、校長自然不在話下,不久就收拾得服服貼貼,再打沒意思。到了8月,紅衛兵又有了個目標,讓他們殺向社會,破四舊,收拾黑五類。

四舊滅了,紅衛兵衝進了胡同,那裡隱藏著大批的封資修、地富反壞右。中央當時專門發了文件,讓各級政府和公安部門不但不許干涉紅衛兵,還要協助紅衛兵,保護紅衛兵。

馬克印的家遭了殃,他覺得是他家的棗樹招了人。

馬家是旗人,祖上是吃俸祿的。入關後跑馬占地,河北津興一大片的地都是他們家的,後來劃成分的時候,他爺爺自然是地主。

馬克印的爹叫馬詠春,軍統出身,在重慶受過訓,還有把中正劍。解放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

老馬當年很有頭腦,解放前他看不清國共兩黨的形勢,就索性把家裡成年的男孩子,一個送到了共產黨,在四野,林彪的部隊;另一個送到國民黨,當空軍。

馬克印他爹當時的想法很實際,他覺得將來,無論哪個黨上台,都有他的兒子,都站得住腳。老頭子當時所有都算計到了,覺得即使天再變,自己的家也可以維持不倒,可是唯獨沒想到,解放後還有個文化大革命,多數人都被打倒。

1966年8月25日,一幫地安門中學的紅衛兵率先衝進了他的家。他家當時住地安門,跟總理公寓正對著。前後兩進,五百平。帶頭的紅衛兵叫馬邊強,這幫人還講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東西,刨地,說是他家有槍,最終鬧了半天就走了。

這是第一次。到了9月2日,街道主任領來了第二撥人。這撥紅衛兵不知道哪裡的,只是從街上路過,被這個街道主任給攔住了,說這裡有個地主反革命。那些紅衛兵才不管呢,氣勢壓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不問青紅皂白衝進來就打。

一頓武裝帶,馬克印的父親此後一個月下不了地。這次抄完家,立馬就讓他父母,卷了鋪蓋趕回了老家。整個院子貼了封條就剩馬克印一個人。這一住就是兩年,直至1968年上山下鄉。

那段日子紅衛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崇文門有個叫李國慶的,讓紅衛兵抄了家,逼急了,摸了菜刀來拼命。自此,成了紅衛兵的口實,迅速傳遍了北京城,紅衛兵傳話,黑五類瘋狂反撲,刀砍紅衛兵!這個李國慶比較典型,後來在工人體育場10萬人大會上被公審後槍斃了。

紅衛兵不光上門打,還把黑五類抓到學校關起來,每所學校都設了監獄,關黑五類、牛鬼蛇神,整天地揍。

這一回,輪到了邊作君。

運動剛開始,父親被關,母親怕邊作君惹事,把他送到了南口農場,讓他哥看著他。邊作君閒不住偷偷跑了回來,正好趕上北海中學打死人。

被打死的是初一年級的何志剛,個子高,缺點心眼,屬於傻淘傻鬧的那類。那時候,學校里打死人,流行找一個頂缸的黑五類,抱著死人喊,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邊作君剛到學校,就被紅衛兵抓來去充當這個角色。那天紅衛兵頭子姓楊,和邊作君之前就有仇。邊當年只有15歲,哪見過這個場面,立馬怵了。

蘇式武裝帶劈頭蓋臉地打來,眼看凶多吉少,在這個節骨眼上,來了救星。

這個人就是黃培新。黃當時家裡是高幹,老爸坐的是伏爾加,他也是紅衛兵裡面帶綢子臂章的,屬於最嫡系的老兵。那一天,他聽說邊作君被人帶走了,二話不說,帶了二十個身穿黃軍裝,腰系武裝帶的老兵來救。

楊一看來者不善,勢力比自己大,只好放人。

從學校出來,邊作君找來一身軍裝,紮上武裝帶就上街了。他覺得心裡不平衡,見到落單的紅衛兵就辦。起先,紅衛兵都是成群結隊的,胡同孩子穿軍裝一出頭,紅衛兵們就先辦他們。到了後來,8月一過,紅衛兵都忙著串聯去了,街上成群結隊的少了,這下子胡同孩子就抱成團了,看見老兵,就是刀子、板磚,淨來真的。

到了1966年底,滿大街都是軍裝,「老兵」們特不舒服,用現在的話說,感覺他們的智慧財產權「紅衛兵」被人盜版了。於是改名叫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簡稱西糾,以示和盜版紅衛兵的區別,而且在盜版者之上,管著他們,誰不守規矩就糾察誰。接著又有了東(城區)糾、宣(武)糾、崇(文)糾。

隨著革命的深入,一大批高幹被打倒了。老兵們覺得形勢不對,從三家村到彭羅陸楊,再到全面造反猛揪走資派,鬧了半天,一多半的高幹子弟自己的老爹全倒了。

他們想不通了,再次造反,把西糾、東糾、宣糾、崇糾,合在一塊,於1966年12月26日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

聯動向中央文革小組打報告,希望引來上層的關注,可最後,只派來了一個解放軍日報社的記者來,那些老兵,第一次感覺到在政治上被拋棄了。

大會開到後半夜,最後一項:放蘇聯電影《區委書記》。電影裡的游擊隊員們舉槍宣誓:「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全場的聯動立即響應,齊聲高呼,帽子亂飛,口哨亂響,一片瘋狂。電影放完已是凌晨四點,大群聯動趁著熱血沸騰,一隊隊蹬著自行車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難弟兄。這就是「聯動六衝公安部」的第一衝。

此次聯動成立大會,聚集了全北京所有有頭有臉的紅衛兵,他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的拋棄感。自此,運動的味道徹底變了,之前是鬥黑幫,這之後,紅衛兵們有怨氣了,開始發泄了,嚴格的說,紅衛兵的時代結束了,最亂的時候開始了,大範圍的武鬥開始了。

群架時代

大院紅衛兵的黃金時代逐漸逝去,胡同孩子們逐漸抱起了團。那時候,黃培新也不敢跟邊作君多玩了,分屬兩個陣營,交往都是偷著。馬克印本來就是個乖孩子,運動一來更不出門,他們家如今只剩他一個,院子已經被紅衛兵占了,他要天天盯著,怕人家破壞。

1967年,北京城各處的頑主崛起,帶著胡同孩子跟紅衛兵干,平時各管一片互不侵犯,遇到跟紅衛兵約架,大家就聯合到一起,互相支援。德勝門的周長利最為仗義。

當時邊作君在廠橋打紅衛兵也有了些名氣,隨即和周長利走在了一起。

據邊回憶,周在學校里是個老實孩子,由於出身不好,沒入上團,文革開始後,心裡就有些不服,就開始反抗。當時有200多紅衛兵去抓他,他就跟紅衛兵打,自己跳到河裡跑了。紅八月剛開始的時候,他就冒出來了。直到1967年初,他在德勝門的名氣開始大起來了。

胡同孩子和紅衛兵根本對抗不過。那時候,胡同孩子屬於散兵游勇,最多也就糾集二三十個,而大院孩子一出來就是二三百人,黑壓壓的一片,最少也有五六十人。

1967年下半年,大院紅衛兵和北京頑主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已經不是之前的血統與革命,而是為了爭「地盤」和「拔份」。

當時,雙方都有了自己的領軍人物。大院紅衛兵最出名的是王小點兄弟。北京頑主公認的一號人物是「小混蛋」,而邊作君正是他身邊的二號人物。

當時大院紅衛兵盛傳,這些人人毒手黑,見紅衛兵就打,見大院的女孩就耍流氓,還強姦過好幾個。大院子弟們人人自危,一個想像出來的兇殘的、強大的流氓暴力集團不僅時時刻刻地威脅著他們的人身安全,而且威脅著他們的高貴和尊嚴。這個集團的首領,就是小混蛋。

大院紅衛兵設計了好幾次圈套要辦小混蛋,每次都是在紅衛兵人多勢眾的情況下,讓周占了便宜,全身而退。幾次轟動全城的遭遇戰,讓小混蛋自此聲勢更隆。

1968年6月,周長利、邊作君與王小點有過一次遭遇,雙方不分青紅皂白就開打了,這一次,王小點吃了虧,被邊作君一棍子打爛了一塊手錶。

第二天,就在同一個地方,二百多個紅衛兵把小混蛋和邊作君幾個人截住。邊作君跑掉了,小混蛋被扎死了。

這件事情立刻轟動了北京,人們最初的反應不是為如此殘忍的做法感到憤怒,反而是對王小點的「軍事天分」讚不絕口。王小點甚至成了成長在北京大院裡的孩子們心中的「英雄」。

「小混蛋」被草草火化了。據說,一些北京的大小流氓頭目為「小混蛋」搞了一個送別儀式,給「小混蛋」穿上了一身「學生藍」和一雙「懶漢鞋」。以後這樣的裝束在北京中流行開來,以區別一身「國防綠」和一雙「軍球鞋」的紅衛兵們。

小混蛋遇難後,北京城的頑主為之震驚,當時有個說法,城內從新街口到西單的菜刀都賣完了,整個這片兒的胡同孩子都憋著一股氣要給小混蛋周長利報仇,要和老兵干,自此有了個菜刀隊的名號,老大就是邊作君。

邊作君組織北京城內的頑主對紅衛兵有過幾次反擊,但那幾個月,城裡的紅衛兵都很少上街了,胡同孩子本身就是零星,幾次反擊之後,隨即消沉。

漫長的結束

1968年9月,上山下鄉開始了。同學們都報了名參加,邊作君去報名,學校不要,那時候他已經成了遠近聞名的頑主,學校不敢要,害怕帶著他一起下鄉欺負人家孩子。

而他的同學馬克印和黃培新卻一起走了,去了內蒙插隊。邊作君至今還記得,是他拿著兩把刮刀去送的這兩人,而這一別就是10年。

回來後,社會氣候大變,北京展開了大清查,不管你是紅衛兵也好,還是社會上的小流氓,就連胡同的小偷小摸,都不放過,一律被抓、收監。

邊作君自然也不例外。

到了1969年,邊作君出來了,後來街道上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要了他,把他送到吉林大安縣。

到了鄉下,邊作君一下車,就跟東北人幹仗。當時東北人搶知識青年的東西,一上來就飛帽子。當時,邊作君走到哪裡,菜刀就帶到哪。後來分了公社,又打架,當時安置辦的人還在,覺得這樣不行,天天打架,不安分。

當時邊作君已經交了個北京的女朋友,安置辦的人就勸他乾脆在這裡結婚得了,按照下放戶處理。當時下放戶,有政策,每人給280元安置費,兩個人就是560元,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邊作君顧著眼前,就答應了。

安置辦為了照顧北京知青下放戶,特意把邊作君安排在大安縣來福公社福樂大隊。一聽名字就是個好地方,邊作君當時鐵了心,要在這裡紮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女友領了結婚證,第二天把事就辦了。那一年他18歲。

到了4月份的時候,老婆懷孕了,邊作君帶著去大安縣城看病。出門又別了把菜刀,這麼多年打架已經成了習慣。

在縣城吃飯,碰到了一撥北京知青,當年的紅衛兵,邊作君記得,這些人曾經在北京辦過他和小混蛋。

雙方一照面,話不投機。對方問他哪的,他說新街口的,對方又問,小混蛋認識嗎?

邊答,我們一起的。對方說,那你就是菜刀隊的了,小混蛋就是被我們乾死的。

不說小混蛋還好,一說這句,邊作君火了,二話不說抽出菜刀就剁。當時喝了點酒,膽子就大,砍了人,也不當回事,隨後扭頭回招待所睡覺去了。一會兒,縣城群眾專政辦公室的人就找上門了。

當時,縣城群專辦的就想治治下鄉搗亂知青們,派人去北京調查他,不調查可好,一調查,就夠上判刑了。半個月後,邊作君被逮捕,判了五年。接著,就開始遊街,胸前掛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北京菜刀王。這個名號鎮住了當時在東北的北京知青,紅衛兵們拍手稱快,讓紅衛兵聞風喪膽的邊作君,終於讓政府給辦了。

在吉林監獄一待五年。還剩三年多的時候,老婆帶著孩子來看他,說熬不住了,要跟他離婚。邊作君一咬牙,就簽了字。

1974年,邊作君服刑期滿,戶口已經回不到北京了,因為是下放知青,又是勞改釋放犯,沒那個政策。

這期間,黃培新來看過他一次,給他說,自己在內蒙插隊,已經分配了工作,還和內蒙的一個女人結婚了。黃培新還跟他講起馬克印,說馬比較慘,由於成分影響,至今還在農村待著。看樣子,這輩子要出來挺難。

1968年的後遺症

1968年下鄉的時候,黃培新就曾勸過馬克印,讓他不要去,給他說,將來有一天大家都可能回到北京來,但我看你回來的可能性不大。

馬克印當時覺得自己已經這樣了,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著大夥一起走,或許到了鄉下自己能夠換個環境闖出些眉目。

到了內蒙,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覺得自己幹得很好,但招工從來都沒他的份,不到兩年,知青們都陸續分了工作,有進工廠的,有上工農兵大學的,還有當兵的,他當時也沒介意,誰讓他出身不好呢。時間越久,走得越多,他心裡的壓力就越大。

1973年的時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後只剩下馬克印一個人獨自生活。

實在忍不住了,馬克印去找知青安置辦公室。為什麼他們都走了,唯獨留下我。現在村里沒人了,起先都是知青,到了現在只有一個風箱陪著我。

安置辦的人給他說,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唯獨你走不了。

馬克印自此絕望。

那兩年,馬克印認識了一個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過她們家出身好,父親當時是副部長級別的幹部。

一個紅五類,一個黑五類,起先對方的家庭就反對。

1971年,姑娘分了工作,姑娘給他說,你在鄉下待多久我就陪你多久。兩人背著家裡到旗里去辦結婚證,旗里不給辦,當時女方父親是高官,給知青點打了招呼,絕對不允許她找馬克印。

兩人沒辦法只好一起住著,對方家裡死活不同意,甚至放出話來,必須和馬克印斷絕關係。

1974年,姑娘的父親下了最後通牒,給馬克印說,總不能耽誤人家姑娘一輩子。馬克印覺得這樣耗著也不好,高攀不上,也就死了心。

那一年,兩人斷了聯繫,姑娘去了呼市,後來家裡給介紹了一個北京知青,結了婚。

姑娘也走了,知青們也走了,馬克印在鄉下又待了兩年,直到1976年,托人花錢辦了病退,回到北京。那時,他已經在內蒙農村待了八年,臨走的時候,他給老鄉說,把他用過的東西都存著,有朝一日他要回來取。

後來,很多人說馬克印得了知青後遺症,自己坐著坐著就莫名地流眼淚。他說,那段日子已經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總也忘不了。

邊作君是1979年回北京的,到了1988年,經濟搞活,邊作君包工程發了,掙了上百萬,結了第二次婚。知青們聚會,他們三兄弟又見面了。

黃培新已經成了殘疾,馬克印在一家街道小廠上班。

三個人又聚到一起,談起一個名字,馬克印又哭了,那是馬克印之前在鄉下的那個姑娘。

馬克印1980年在北京也結婚了,那個女人給他生了兒子,90年代的時候這個女人出國了,第二年回來,就要跟他離婚。

邊作君又離了一次婚,賺得錢也揮霍光了。如今,開個棋牌室,整天和一幫大媽打麻將。

黃培新只結了一次婚,前幾年,老婆死了,自己如今一個人炒股,修電腦,做個電動輪椅來去自如,派頭一點都不像高幹子弟。

三個人時常坐在一起。邊作君還是一副頑主像,他說,別看我這個歲數了,幾個年輕人近不得身。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國家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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