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採訪』成了令人震驚的孤獨的行業（a shockingly lonely business）。」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北京分社局長大衛·雷尼（53歲）最近在告別專欄里表示，他將離開中國。
他是一個甚至起了中文名字叫「任大偉」的英國人，2018年5月來北京後，他在《經濟學人》上連載了220篇「茶館（Chaguan）」專欄文章。他是前英國海外情報局（MI6）局長的兒子，是在江澤民時代的1998-2002年擔任英國日刊《每日電訊報》北京特派員的西方代表性知中派。去年，他在採訪中國方面的功勞得到認可，獲得了「美國亞洲協會」頒發的奧斯本·艾略特獎。
就像意為「茶館」的專欄名稱「Chaguan」一樣，通過生動地傳達中國「內心」的專欄而受到歡迎的他，最近在自己的X（前推特）上說：「是時候離開中國了。我是自願離開的。」他沒有具體說明離任的理由。但他通過最新一期（8月31日-9月6日）發表的專欄表示：「中國認為外國的所有批評都是一種攻擊。」填補他的空位的繼任者還沒有拿到簽證，因此「茶館」暫時中斷了連載。
在對外國的批評和情報收集不再寬容的中國，外媒記者和外國學者、顧問等正在陸續離開。這是在中國放棄引領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的基調，宣傳「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國家戰略，將外界聲音視為「噪音」後發生的現象。「中國式現代化」是指不遵循以言論自由、自由市場等為代表的西方的方式，以一黨體制和計劃經濟等「中國獨有的公式」實現已開發國家水平的發展。儘管存在美中競爭和與周邊國家的摩擦，中國還是選擇了背靠強大的社會控制和巨大的經濟規模，採取高壓的態度。
最近在中國，西方記者的離開正在加速。6年來，《紐約時報》的中國特派員從10人減少到2人，《華爾街日報》從15人減少到3人。曾經有2個人的《華盛頓郵報》現在已經沒有人了。韓國媒體的北京特派員人數也在兩年內從40多人減少到30多人。今年4月，中國外媒記者俱樂部發布了一項針對101名記者的問卷調查，7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手機可能遭到了中國的黑客攻擊。81%的人聲稱在採訪過程中經歷過中共當局的干涉和騷擾。中國去年7月實施了擴大間諜行為範圍、加強處罰的《反間諜法》修訂案，這成為了採訪活動的一大負擔。修改後的法律將間諜行為的適用對象廣泛地定義為「提供與國家安全、利益相關的資料」等，即使未證明罪行，只要存在情況，也可以對其處以5萬元人民幣（約900萬韓元）的罰款。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北京分社局長大衛·雷尼。/ JLA
不僅是記者。外國學者在中國的活動也大幅萎縮。在中國本土大學攻讀博士課程或擔任研究人員的外國人受到施壓，要求他們寫關於「自己國家」的論文，而不是關於中國內部。中國某全球研究所的人士表示：「由於心理壓力，外國學者認為在獲得政府許可後舉行的論壇上發言比私下場合更方便。」英國廣播公司說，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2021-2022年，有360名學者離開香港的8所公立大學。在香港，自2019年以來外國學生註冊減少了13%。
外國顧問的退出也加速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共當局以擔心泄露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信息為由，對貝恩諮詢公司、明茨集團等美國諮詢企業展開了高強度調查。一直對中國發表負面統計等的美國蓋洛普去年時隔30年決定撤離中國。
《經濟學人》分析說，隨著中國最高領導層宣布現在是躍升為「世界中心」的時候，阻斷了外國人的聲音。就是說，在中國因為與美國關係惡化而加速與外界斷絕關係的情況下，自信心擴大，因此面對世界時更為強調本國的標準和哲學。實際上，過去中國的改革派經常在國內引用外國媒體或外國專家的批評，但現在連中國媒體對外媒的報導都受到限制。在戰狼外交的基調下，和對外溝通相比，中國的外交官和學者更注重保護中國的立場。
但中國的立場是對外國人的這種不滿感到委屈。強調說在中國迅速成為超級大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開始對華進行牽制，而外國媒體和機構的批評為攻擊中國提供了名分。
想盡辦法留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和顧問們抱怨獲取信息太難，更不用說與中國高層或專家的接觸了，找到有公信力的資料也很困難。中國收費金融數據提供商Wind不更新的統計越來越多，政府也像去年停止公布青年失業率一樣，突然將統計轉為非公開。阻止谷歌、臉書等海外網站連結的中共當局，還開始高強度控制躲避網絡監控網的虛擬專用網絡（VPN）。最近負責監控網際網路審查的美國非營利組織Great Fire表示，提供VPN軟體的主要企業Express VPN和Astrill VPN在中國的服務使用速度在過去的60天裡分別下降了41%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