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題:《中國,是否會失去多少年?》
樊綱:現在進入一年一度的這個環節,我們要辯論一下,請陳淮先講講,中國,會失去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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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淮(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城鄉建設經濟系教授):日本沒有真正失去30年
沒想到會讓我先說,但是我說的可能有點挑戰。
這個題目叫「我們是否會失去多少年」?
但我想說,這個世界上,到底誰失去過多少年?
樊教授剛才也說日本失去了多少年,日本真失去了嗎?
客觀講,真正失去了多少年的國家,是70年代的菲律賓,後來的南非,再後來的委內瑞拉……他們才是真的是失去了多少年。如果還可以算,還有1979年以後的伊朗。這些國家在他們的發展中曾經走到過輝煌,但隨後至今變成一個失敗的國家,一蹶不振。
日本失去了什麼?到現在為止,日本的經濟是高質量的經濟。
比如有誰說日本是低質量、粗放發展的?
它的產業結構、技術研發能力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日本的保障制度、基礎設施到今天為止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我們如果能夠「這麼失去」的話,那我看我們「從粗放到集約再到高質量發展」,那也很不錯了!
對日本這個事我多說這麼一兩句,我要挑戰一下主持人樊教授,他剛才說中國和日本好類比的是從明治維新到二戰之前。
但其實在當時七八十年代,彼時日元從1美元對360日元,逐步升值到204日元、100多日元。
那是一個外向型經濟的時代,一二十年本幣幾倍的升值。
噹噹時也算「封喉一劍」。比如70年代的石油危機,油價從2美元漲到10美元,1979年伊朗革命,石油漲到30美元一桶,而這對於90%幾的能源原材料依靠進口的日本來說,是不是致命一擊?
但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湧現出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一大批知名的企業和品牌。你數數所熟知的日本品牌,包括汽車、家電,包括日本的新幹線也是這時候建成的,日本房地產從0到1,從1到N的過程中,也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這才是我們今天面對日本可比較的那個時代。
希望我們的媒體不要傳播一些並不真實的信息,要去看看哪些國家失去了20年、30年,哪些並沒有真正失去。
博鰲房地產論壇開了20幾年,我們每年來討論的第一個議題是,下一步給我們出點什麼政策,這是盼政策。第二是怨政策,這個政策不行,趕緊改。第三是我們怎麼對付政策?
你整天盼你媽怎麼幫你,怎麼別管你,你怎麼逃避他管,這說明你還沒斷奶!
樊綱:辯論已經開始,挑戰已經擺在桌上。下面請陸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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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挺(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當下,比90年代日本房地產面臨的困難更大。
剛才陳淮老師講的關於日本的問題,我都特別同意。
事後來看,日本政府有沒有可能在1991年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後做得更好,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給我們借鑑,讓我們在房地產行業過去幾年急劇萎縮的環境下少失去幾年?
第一是它應該下決心出清房地產,出清它的銀行業。
日本房地產的頂峰是在1990、1991年的時候,它的底部是到了本世紀前10年,如果我們不考慮全球金融危機對日本房地產的影響,大概是在2005、2006年的時候,日本的銀行業、金融業什麼時候的壞帳是最高的?
大概是2003、2004年的時候,銀行壞帳率是8%左右。
日本政府可能跟中國政府有一方面是相似的,比較有父愛主義,出了問題的時候,儘量讓中間的問題不要急劇的爆發,我覺得這是一個優點,所以中國的房地產過去幾年下行那麼快,但沒有爆發2008年美國那樣的雷曼危機,這是我們體制的優點。
日本在90年代有沒有爆發過很嚴重的金融危機呢?其實也沒有,沒有什麼大的銀行,特別是頭部大的證券公司的破產,所以日本並沒有發生這樣的金融危機,當然,後面也導致了出清的過程相對確實是比較長。我覺得這是日本的一個教訓。
另外一個教訓是在那10年,恰好日本在全球化浪潮過程中快速的全球擴張,但是日本在一些高科技行業,確實不如它在70年代、80年代這樣能夠抓住時代的脈搏,擠進高端的網際網路、晶片行業,有一些產業流到中國大陸和台灣,這個過程中他們有些教訓也是可以吸取的。
回頭來看中國和日本在90年代的比較,我們現在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日本在1990、1991年的時候,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
我們當下人均GDP才12000美金,還有大發展空間;我們都市化程度遠不如日本的80%左右,我們只有66%,且當中很多人是沒戶籍的,這還有空間。
眼下我們的基礎還比較薄弱,但我們只要處理得當,發展空間還是很大的。
但是跟90年代的日本相比,我們有哪些方面是弱勢的?
第一是我們的房地產如果有泡沫的話,這次的萎縮不僅僅是在大城市,實際上更多是在中小城市。這跟日本是很不一樣的。同時,我們的問題更多是在住宅方面,不是在商業地產,當然商業地產現在也開始有些問題。
日本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幾大都市的商業地產問題,而我們還有大量的保交樓問題。據我所知,日本在90年代並沒有嚴重的保交樓問題。我們在過去二三十年中間,房地產行業和財政體系緊密地綁在一起,房地產行業的萎縮也帶來了對整個財政體系的一次衝擊。我們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需要有更大的決心,需要靠創造力來應對這些問題。
第二個和日本不一樣的問題,日本當年也有貿易戰。90年代的日本面對的地緣政治問題不嚴重,反而那是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所以日本在美國、歐洲等等很多地方設廠沒有很大的問題。
今天我們中國的企業要出海,最後是去了東南亞、墨西哥建廠,去美國建廠的難度是很大的,我們的企業出海沒有日本企業出海那麼容易。我們的經濟在目前這個時代,希望通過中國企業的出海,通過我們的外貿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實際上我們面臨的環境也遠遠要比日本複雜。
從這些角度來說,我倒不是說能夠判斷我們會失去多少年,而是說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環境,如果我一定要綜合的總結下的話,我認為比日本90年代也許是更加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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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宗(恒隆集團、恒隆地產榮譽董事長):每個國家都不一樣,可借鑑原則,但具體做法沒辦法學
我認為兩位講者講的都是對的,但是每個人講的都只是事情的一面,如果兩個加起來就比較完美了。
當然我個人還要加一點看法。每個國家走過的路是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國家的環境不一樣,中國有14億人口,而且是從非常窮困的地步很快發展起來,老實說是有點像日本明治維新到一戰之前的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當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中國還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總體來說,中國走過這40年的發展,包括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我認為是非常了不起的,不過難處也是很多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解決,可以學習別人的一些原則,但具體做法不要直接學。
最後講一點,我同意AI高科技真的是影響很大,特別是對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影響都很大。
現在美國是用這些東西作為手段來打你,無所不用其極,它是全方位的打你,所以我沒你那麼有把握的說,要是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把AI等等方面也發展好了就沒有問題。
我認為還是有問題的,因為世界上沒有見過一個全方位的世界大戰,雖然沒到槍炮的地步,但是除了槍炮之外,其它的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科技、經濟、貿易、貨幣方面的措施都有。
所以我希望老百姓千萬不要以為現在是平安無事,更多只是關心什麼時候到了谷底,什麼時候失去多少年,我認為這些都是可討論的問題,但是這些都不是國家最嚴峻的問題。
最嚴峻的問題還是國際的局勢、百年未見的大變局,再加上內部的情況,兩者加起來,那就變得非常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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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我們當下,比90年代的日本難多了!
我稍微點評一下,之後再請大家來提問。
剛才陳淮批判了半天,說媒體人云亦云。這還不是媒體人云亦云,是日本的經濟學家、日本的企業家說他們失去了多少年。他們失去多少年的概念跟我們今天說的要失去多少年的概念是一樣的,比如都是說——我少掙了多少年的錢,我幾十年都沒掙錢,他們的GDP總是零增長、負成長,利率都是負的,這麼多年過來確實也不容易,因此,他們的企業家認為自己少掙了多少錢。
我們現在企業家問的失去了多少年,也是想問什麼時候開始掙錢,因為現在都在失血。
我剛才講的是我們跟日本比,我們走出困境可能有些積極的因素,因為我們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
在這裡我再補充幾點日本克服危機,他的能力比我們更強一點,面臨情況更好一點,有幾個因素:
其一、跟日本相比,日本60年代以後的發展是戰後重新崛起,戰前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戰後即使是重新崛起的過程,它的教育水平、體制、法治結構、科技水平、企業的制度,比我們現在很多地方都完善。所以在同樣的市場環境下,要恢復比較容易,而且他們走出去的能力很強,很多企業走出去了,它的GDP雖然一直沒增長,但是GNP有增長,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也在掙錢。我們現在很多企業家走出去,也是為了持續在國外增長。
然後就是非常重要的國際環境,當時美國雖然遏制日本,但是它們還是盟友,很多東西還是陣營中的一部分。但如今美國對我們的遏制是全方位的,這大不一樣。
從昨晚到今天,陳啟宗先生一直強調大周期,強調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對一個人均收入水平還差7倍的落後的開發中國家進行全方位的打壓,所有的方面都會產生影響,對經濟發展復甦等等都會有影響。
而且恰恰是在過去6、7年,我們一方面承受了3年疫情的衝擊,另一方面又承受了3年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衝擊,再加上美國全方位的打壓,大家對這些問題確實要有充分的認識,我們比日本當時難多了。
匯率、石油這些問題,在日本內部消化並不是很難的事情,我們現在要消化這些問題,確實是大家要高度重視,甚至要充分估計它的難處,不僅是國家的難處,而且是我們企業的難處。
總之,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有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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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互動環節
邵宇:我問陳啟宗先生一個問題,您的地位不一樣,已經功成身退了,是以智者的身份,從上帝的視角來看中美競爭、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在座的有這麼多年輕人,主要都是職業經理人,我們怎麼選擇呢?尤其現在大家
卷又卷不動,躺又躺不平,情況太複雜,我們該怎麼辦呢?
陳啟宗:老實說我不能講得再直白了。
記不記得我之前勸大家,離開市場、離開房地產是一個選擇。還有更厲害的話能說的嗎?已經說到盡頭了吧。
剛才主辦方講的那些東西我很有興趣,但是我感覺那是用舊的模式來看新的問題。新的房地產跟從前的房地產恐怕是一個相當不一樣的環境,這些東西我們要掌握得住,要頭腦清醒,要不然你就成為下一輪被犧牲的人。
我提另外一點,就是日本人出海的問題。
現在中國房地產商還沒講這些,從前那些賺了錢的人到海外去買物業,到倫敦、紐約去買物業,他們認為這是保值的好方法,但我真的替他們擔心。這些東西我已經做了40年,在英國、美國買物業我都做過。
他們這樣做是沒辦法的辦法,因為他們不想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我說這些人將來未必就有好下場,不要以為他們現在做的是對的。因為海外未必就一定好。
本國不行,海外也不一定好,那我們怎麼辦呢?這就是今天全世界企業家所面對的共同問題。
其他行業出去的更多,我真替他們擔心。
我也幫助他們,凡是來找我的,我都儘可能幫助他們。
有一個製造業的企業家在墨西哥投了20到30億美元,還想再投二三十億美元,我就把他介紹給我的墨西哥朋友,包括一些部長、大使。我跟他私下交流的時候,我告訴他,我不是想說你現在做的是錯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比如說美國早晚有一天不允許中國企業在墨西哥等等臨近美國的國家去設廠,把產品賣到美國去。
你不了解美國的文化,你盲目去海外投資是很危險的。所以你在放二三十億美元過去之前,我勸你考慮一下我的話。
他說,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我說全世界已經「一分為二」,這是美國人要做的,你沒有別的格局。
整個世界格局在改變,我們要是不清楚認識這些問題,我們出去是很危險的。
包括房地產商,我也給大家一個忠告,不要那麼有把握,以為出去了就是對的。中國人有句話,鄰居的飯是比較香的。老外有句話,鄰居的草地是比較綠的。也就是說,你知道自己的難處,你不知道別人的難處。
我比較知道他們的難處,我很小心。你以為你可以,恐怕歷史會證明,你也不一定可以。
樊綱:聽了陳先生這番言論,我有兩個感觸。
第一,我們說現在國際上這些問題都是地緣政治因素,在地緣政治問題面前,經濟學一無是處、蒼白無力。你還跟人家說什麼「合則兩利」、沒人跟你談這個。
所以我們企業界也好,學者也好,不要拿著經濟學的原理去套,這是套不上的。我們就身處這麼一個時代,面臨這些地緣政治,要高度重視。
陳啟宗:我加一句,短線來看,政治絕對是勝過經濟的,長遠來看,經濟又是主導的。所以樊綱的觀點我完全同意。
樊綱:第二,你別老說你退休了就不來了,退休了更有時間來了。我們是學者,不知道一線有什麼問題,你是在一線這麼多年,你是知道的。所以大家給個掌聲,歡迎陳啟宗先生繼續來參會。
我再給大家拋一個問題,先不說失去多少年,我們可以再做一些簡短估計,把這個失去的問題處理完,即你們認為這一輪調整,還需多長時間?
陸挺:這個問題挑戰太大了。
核心因為我們對現在究竟面臨什麼樣的問題,以及問題的嚴重性,還有我們究竟有什麼樣的機遇,有什麼樣的有利條件,這些方面大家都是有不同見解和看法的。
而且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解決了很多問題,緩解了很多問題,可能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說過去十幾二十年,一方面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我記得我還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中國的GDP世界排名第七、第八,後來很快到第三、第四,到2009年超過日本變成第二,這就是我們的發展。
但是當我們發展到第二,尤其是大家在算中國經濟什麼時候超越美國的時候,很多新的問題都來了,後來我們研究的很多新的問題是當時沒想到的,比如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以及後來的很多地緣政治的問題。所以實事求是來說,樊綱老師這個問題,我沒有能力很清晰地回答。
陳淮:我們永遠找不到風平浪靜那一天,沒有雲開日出、從此以後就是很好的日子。
未來,我們可能永遠要在風雨中前行,過了這一關還有下一個坎。
剛才說日本自己說失去了30年,我從念書起就知道日本列島沉沒,最早看的一本小說是講蘇軍在日本登陸。日本也是危機感很強的國家,日本政府也有很多教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你聽說日本金融業倒下了嗎?這是日本政府做得好。
但是日本政府也做錯了很多事,我專門在日本考察日本產業政策考察了兩年,很多像樊綱教授這樣德高望重的頭面人物我一一拜訪過,他有一個特點
當日本政府做錯了什麼的時候,企業和產業能糾正它。
你有聽說因為日本政府開錯了藥,哪個產業就死了?沒有的。
第一,房地產行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艱難,而且別指望兩三天的時間,或者誰有祖傳秘方能妙手回春,今天吃了藥,明天就能起死回生了。以我判斷,不管你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至少要三年,弄不好還要更長時間。
恐怕是我們休養生息、恢復元氣,以及糾正失誤所需要的時間。
我堅定地認為,誰要是急功近利,那都是庸醫。
第二,中國還要建非常多的房子,還要長期建房子,我們的城鎮化剛剛拉開帷幕,走過了粗放的初級階段。我們要想把一個十幾億人,大多數人住鄉下的民族變成大多數人住城裡的民族,變成像日本的產業那樣有技術競爭力,一流的團隊,上世界盃,直接進半決賽,前面的預算不需要參加,要有這樣的本事才行。
最終還是兩句話:
第一,我們要砥礪前行,對困難的長期性和艱難性要有充分的估計。第二,我們一定還有大發展,不是小發展。
樊綱:我還是代替大家把大家想聽到的話聽到了。
我剛才發言的時候說,借別人研究的話說,前面有三五年把問題暴露出來,後面大概還有三五年把問題走過去。陳淮教授明確地說還有三五年,至少還有3年。
下面還有三個舉手的,這三個問題一起問。
三個尖銳問題如下:
現場提問1:通過今天各位的分享,我感受到很茫然,中國的人口都已經負成長了,再加上中國有7.5億平方米的庫存。即人口負成長,庫存這麼多,我們開發商何去何從?
現場提問2:我提問陳先生一個問題,現在大家都很困惑,因為我們都沒有經歷過房地產的回落,香港是經歷過的,您也經歷過的,您可以告訴大家,香港是怎麼過來的,您又是怎麼過來的?
現場提問3:剛才大家比較了中國和日本,其實除了當時的房地產之外,日本和美國在很多產業方面都有競爭,包括半導體相關的產業,日本跟美國就晶片、半導體也打了很多年。中國現在也面臨一些問題,一方面想追趕美國,另一方面身後還有很多經濟體在追趕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勞動力成本等等方面的優勢可能慢慢也在下滑。我們會不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後面的這些經濟體對我們的追趕壓力?
陳淮:我對第一個問題給出一個最簡單的回答。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您說的那個7.5億平方米庫存,它的檔次結構、空間結構以及功能結構上,和我們的社會需求嚴重的存在著不匹配。這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就像我剛才說的,我們很多人還需要改善,而且買房子也從來不是買一回就拉倒了。
第三個問題說晶片的競爭,我們目前的注意力不是怎麼打敗美國,注意力要放在14億人過好日子。十九大提出的中國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上,我們就能夠在科技進步上有朝一日超過它。
日本的失敗其中之一就是在晶片上,90年代它想成為計算機大國,日本和美國的競爭,是汽車貿易競爭30年,沒有晶片競爭30年這回事。
我們應該怎麼辦?活下去。
這個市場的風險承受能力永遠是分層的,你如果沒有信心,就找到適合你的層級,就能活下去。
陳啟宗:總結一點:中國倒不了,美國也倒不了,大家都有自身的發展,問題是「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如何」而已。
我對這個前途並不是太擔心,我認為美國早晚會退出競爭,早晚會回歸孤立主義,那是他們的立國之本。但是大家也千萬不要以為這是東升西降,沒有那回事。
東升是有的,但西沒有降。
你去美國的大學、科研機構看一看,他們絕對世界一流,沒有人能接近他們。
中國要走的路還很遠,也很難,不過也沒有人能夠打垮中國,未來只有一個國家能打垮中國,就是中國自己。
也只有一個國家可以打垮美國,就是美國自己。
我同意陳淮說的,把自己的事干好,讓老百姓的生活更好過,那是最重要的,不過必須要知道外面的環境。
香港房地產跟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的經驗不可借鑑,原則是一樣的,但是循環性差距是很大的。我們可以參考別人的經驗,從而幫助自己,但他們是怎麼走出來的跟內地怎麼走出來,完全是兩回事。
最後一個問題是追趕的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沒有想追趕任何人,中國人就是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但是美國在看著你,它是會打你的。中國100年之後會不會打別人我不知道,未來10年、20年、50年,我相信大概不會。
但是你去看看美國西部牛仔電影,你就知道美國人的性格,他們的文化背景、歷史,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他們是侵略性很強的,保護自己的能力也是很強的,他們會打別人,中國只關心做好自己的事。
有些事我跟陳淮分享一下,可能讓你感受上好過一點。我最近發現海外有好幾家非常了不起的高科技公司,它們都是中國人創辦的,不是中國人買的。
他們在海外,海外的人也不知道這些企業的背後是中國人,他們也不想講。所以中國人走出去,還是有他的本領。中國每年畢業的新工程師是G7國家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你可以說我們中國最頂尖的不如世界最頂尖的,但是我們的量,絕對是可以使中國在科技方面有大的發展。
至於後來者怎麼追,我們有什麼保證?沒保證,哪裡有保證,你有一天停止進步了,別人一定會追上你。世界就是如此,人類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只能低下頭來做自己該做的事,不折騰。
也千萬不要太過於出頭,以為自己了不起。
世界很大,講一個小故事,聽說今天有一位是MIT來的,能進MIT的都是很了不起的。從前都是各地考第一的人才能進學校,進去之後發現每個人都是每個州考第一的,所以到第一期中期考試的時候有些人就憂鬱了。所以最好不要那麼高估自己,你就不至於有失望。
也不需要低估自己,中國人有句話叫「不卑不亢」,這句話是中國幾百年來做得不夠好的,我們現在在大發展時期,真的需要回頭想一想這個問題,能夠做到不卑不亢,對自己的評估、對別人的評估都有比較正確合一的看法,這樣才是自己能夠保持長期競爭力唯一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