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因發表被認為是涉及種族主義和冒犯性的言論，被校方停職一年並減薪。在當前言論自由邊界不斷收緊、極左進步主義對不同聲音進行強烈打壓的背景下，瓦克斯被視為少數敢於直面主流意識形態挑戰的學者之一。賓州大學這一決定，迅速在學術界引發廣泛討論。
喬治·華盛頓在1783年警告說：「如果言論自由被剝奪，那麼我們將像綿羊一樣啞口無言地被引向屠宰場。」今天，這句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真實。曾經是多元思想和嚴謹辯論聖地的大學校園，如今正在失去挑戰與創造性思維的環境，不同的意見在此迅速被壓制。如果這些機構是培育未來領導者的地方，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美國的未來領導者是否將變得思維單一、盲目服從？我們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賓大法學院這樣的地方，本應是培養批判性思維者和倡導者的機構，如今則拒絕文明對話，這確實令人擔憂。言論自由在一個享有盛譽的學府中受到侵蝕，無疑樹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校園曾經生成了社會中最為開放的環境，在這裡思想得到辯論，碰撞和檢驗。然而今日我們卻正在見證一種另一種文化風氣的出現，這種文化優先考慮的是舒適感，而非挑戰。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我們可能會培養出一代更傾向於遵從而懼怕挑戰的領導者。
事實上，我們非常憂慮地看到，美國正在培養出一代追隨者，而非思想者。正如華盛頓所暗示的，一個放棄自己聲音的國家，最終可能盲目走向毀滅。言論自由的關鍵在於開放對話：我們激烈爭論的目的是將不同觀點呈現出來，辨明是非，從而朝向正確的結論，而不是將彼此妖魔化或試圖讓反對者沉默。即使認為所面對的言論是錯誤的，最好的應對是更多的言論，而不是更少，如此才能讓最優秀的思想脫穎而出。
爭議的起因
事情的起因源於2023年8月，瓦克斯教授與聖地亞哥大學法學教授拉里·亞歷山大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文章呼籲恢復20世紀中期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如婚姻內養育子女、勤奮工作和尊重權威等。他們批評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文化變革，認為這些變革導致了教育水平下降、男性勞動參與率降低、阿片類藥物濫用以及非婚生子女比例上升等諸多社會問題。
文章特別批評了內城區黑人文化、受薪階級白人中的反社會行為，以及部分西班牙裔移民的「反同化」傾向。這一論點引發了強烈批評，指責兩位學者的言論帶有種族主義和排他主義色彩。但是瓦克斯認為她的言論被嚴重地斷章取義。
極左進步主義對言論自由的打壓
瓦克斯的停職不只是一個學術爭議事件，它反映了當前大學校園內思想控制和言論審查的嚴重化，尤其是極左進步主義勢力對不同觀點的壓制。左派近年來在校園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任何與主流進步價值觀相悖的言論往往遭遇嚴厲的反對甚至打壓。在這種背景下，瓦克斯所倡導的「資產階級價值觀」被迅速定性為「仇恨言論」，甚至她對文化的批判性探討也被視為不可接受的偏見。
對言論的限制不僅打壓了瓦克斯等學者的自由表達權利，也對學術自由本身構成了威脅。學術討論的宗旨應是通過開放的辯論來尋找真理，而不是通過壓制不同聲音來強化某種意識形態。瓦克斯的停職正是這種極左思潮打壓異見的典型表現，她的停職懲罰不僅是對她個人的處罰，也是對所有試圖在公共場合表達不同觀點學者的警告信號。
瓦克斯的言論：勇敢的學術發聲
瓦克斯是少數敢於挑戰當前主流進步價值觀的學者之一。在一個言論空間日益狹窄的學術環境中，她對文化和社會問題提出了與主流相左的觀點，這種勇氣極為珍貴。她批評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革命，認為其摧毀了美國的「資產階級倫理」，並導致了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她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質疑，尤其是指出並非所有文化在促進社會生產力和個人責任方面是平等的，直接挑戰了當今校園裡盛行的多元文化主義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瓦克斯指出，傳統美德，如個人責任、自律和勤奮，是一個成熟社會繁榮的基石，而這些美德在某些文化背景下被忽視甚至被抵制。她的言論旨在促成關於文化和價值觀的嚴肅討論，而非對某一特定群體的攻擊。然而，在極左進步主義的敘事框架下，任何質疑多元文化平等性的言論都會被迅速定性為「種族主義」，從而被壓制。
學術自由與進步主義控制
瓦克斯的停職引發了對學術自由的深刻質疑。支持者認為，儘管她的言論具爭議性，但學術自由的本質就是鼓勵思想的自由表達，即使這些思想不受主流歡迎。學術機構本應是自由思想碰撞的平台，而不是單一意識形態的堡壘。然而，在當前的社會氛圍下，進步主義已經在許多大學內演變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任何挑戰其道德優越性和政治正確性的聲音都面臨著被審查和打壓的風險。
瓦克斯的支持者認為，學術自由的核心在於允許不同觀點存在和討論，尤其是在涉及社會、文化和種族等敏感議題時。如今，進步主義不僅在言論自由上設置了紅線，還試圖通過校園中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進一步邊緣化與其不一致的聲音。瓦克斯的停職正是這類「取消文化」在學術領域中的反映，她的言論被迅速貼上了「種族主義」標籤，而沒有給予充分的討論和理解空間。
極左勢力與言論自由的矛盾
當今社會，進步主義與言論自由的矛盾愈發顯著。儘管進步主義常常宣揚寬容包容，但其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卻越來越表現出雙重標準。像瓦克斯這樣的學者，因挑戰這一主流思潮而被停職或壓制，學術討論的多樣性因此受到了極大威脅。那些敢於質疑進步主義不可侵犯議題——如多元文化主義、社會公正、種族和性別問題——的學者，往往面臨著學術上的孤立和職業風險。
瓦克斯在此背景下的停職標誌著大學作為自由討論平台的失守。極左進步主義已經超越了學術討論的範疇，變成了壓制異見的工具。瓦克斯的停職並非因為她的觀點不成立，而是因為她的言論挑戰了極左進步主義的政治正確性邊界。
強烈為瓦克斯辯護：捍衛言論自由
無論瓦克斯的言論是否具有爭議性，她代表了那些試圖突破當前言論束縛、勇敢表達自己觀點的少數學者。在極左進步主義不斷收緊言論自由的時代，她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言論自由的價值在於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和討論，而不是簡單地將不合主流觀點的聲音歸為「仇恨言論」。
瓦克斯的支持者堅決認為，她的批評和討論並非出於種族偏見，而是試圖通過嚴肅的學術探討來提出與主流話語相對的見解。壓制這種聲音，不僅是在限制學術自由，也是在窄化社會對複雜問題的理解和討論空間。
瓦克斯的停職不僅是對她個人學術生涯的打擊，更是當今極左進步主義對言論自由又一次壓制的表現。高校本應是不同思想碰撞的自由場所，而不是不可觸碰的單一意識形態的堡壘。捍衛瓦克斯的權利，就是捍衛所有學者自由發聲的權利。今日美國，唯有超越政治正確的限制，言論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由，才能真正發揮其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瓦克斯教授的聲音，固然單薄微弱，卻有一種雖千萬人而吾往矣的勇氣，在這個時代具有非凡的意義；而瓦克斯教授被噤聲這一事件，則意味著一場文化災難已經非常深入地侵入了一個曾經昌明的美國。
下附瓦克斯教授2017年的文章「資本主義文化奔潰付出的代價」
（Paying the price for breakdown of the country's bourgeois culture）
資產階級文化曾為社會的生產力、教育進步和社會凝聚力做出巨大貢獻。這些基本的文化準則無論背景或能力如何，都可以被各類人群遵循，特別是在幾乎得到社會廣泛認可的情況下。然而，隨著這些文化準則的瓦解，美國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如今，許多美國人無法勝任現有的工作。勞動年齡男性的勞動參與率降至大蕭條時期的水平，阿片類藥物濫用現象廣泛存在，內城區的致命暴力屢見不鮮。近一半的孩子是非婚生育，甚至更多的孩子由單親母親撫養。許多大學生缺乏基本技能，而美國的高中生成績遠遠落後於其他許多國家。這些現象的原因複雜多樣，但資產階級文化的崩潰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資產階級文化為每個人提供了一套生活指南：在生育孩子之前結婚，並為了孩子的成長盡力維持婚姻；獲得足夠的教育以找到有意義的工作；努力工作，避免懶惰；對僱主或客戶盡職盡責；成為愛國者，隨時準備為國家服務；鄰里友善，關心社區，富有慈善心；在公共場合避免粗俗的語言，尊重權威，遠離毒品濫用和犯罪。
這些基本的文化準則在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占據主導地位，推動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生產力、教育進步和社會凝聚力。儘管並非所有人都嚴格遵守這些規範，但即使那些違反規範的人，也很少公開否認或輕視這些普遍的期望。
當然，資產階級文化主導時期並非完美無缺。種族歧視、性別角色的限制以及反猶太主義現象依然存在。然而，即便在資產階級規範盛行的時代，婦女和少數族裔的權利也在穩步改善。消除歧視和擴大機會並不需要放棄資產階級文化，恰恰相反，資產階級習慣的喪失阻礙了弱勢群體的進步。福利國家的擴大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隨著政府接管家庭的財政支持，父母雙方的責任感逐漸減弱。強有力的婚姻觀念本可以減輕這一影響，然而，單親家庭的數量激增，導致了學業失敗、成癮、懶惰、犯罪和貧困等問題的增加。
這一文化準則的崩潰始於20世紀60年代後期。繁榮、避孕藥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擴展以及越南戰爭引發的質疑，鼓勵了一種反權威的、青少年式的自我滿足理想——性、毒品和搖滾樂——這對於一個成熟、繁榮的成人社會既不適用，也無法持續。這一時期還見證了身份政治的興起，逐漸將民權領袖如馬丁·路德·金牧師倡導的「種族平等」轉變為對種族、民族、性別和性取向的過度關注。
此外，文化領域具有影響力的成年人逐漸放棄了作為體面、文明和成年價值觀的倡導者的角色。結果，反主流文化在學術界、作家、藝術家、演員和記者等所謂「聊天階層」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他們樂於擺脫傳統約束，轉而將譴責美國、回顧其「罪行」作為一種展示道德和文化優越感的標誌。
並非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或者至少，它們在為人們準備參與一個先進經濟體的生產中並不平等。比如，平原印第安人文化適合遊牧狩獵者，但並不適用於21世紀的第一世界經濟。而受薪階級白人中盛行的單親家庭和反社會行為，內城區黑人反對「裝白人」的饒舌文化，以及部分西班牙裔移民中反同化的思想，這些文化傾向不僅與先進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可持續的民主社會不相容，甚至還破壞了美國人之間的團結和互惠感。如果資產階級文化準則——儘管上層中產階級仍然遵守，但現在卻不願宣揚——無法廣泛恢復，社會問題只會更加嚴重。
如果普通美國人重新接受資產階級文化規範，社會的病理現象是否會顯著減少？一切跡象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在那些目前遵循這些舊準則的人中，無論他們的教育水平或財富如何，謀殺率很低，阿片類藥物成癮的情況很少見，貧困率也較低。那些遵循這些簡單規則的人，儘管可能無法變得富有或獲得精英職位，但他們的生活將遠好於現在的狀況。所有學校和社區都會變得更安全、更宜居。來自各行各業的學生都會接受到有利於建設性就業和民主參與的教育。
然而，恢復資產階級文化的主導地位，需要文化仲裁者——學術界、媒體和好萊塢——放棄多元文化的怨恨言辭和虛偽的「捍衛被壓迫者」的姿態。與其抨擊資產階級文化，他們應該回歸20世紀50年代對這種文化的頌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