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中國網友常用"牛馬"指代為生活所迫、供人驅使從事艱苦勞動的人,以此來自況嚴酷的職場生存條件。但與這些自稱"牛馬"的職場人交談會發現,他們有時並不是被迫,甚至可能是"甘心情願";而"牛馬"們對自身處境的反抗又往往是無力的。中國職場上的"牛馬"到底如何看待自身的處境?自憐?相互同情?他們內心真實的不滿和絕望又到底指向誰?
幾周前,在《脫口秀和它的朋友們》節目上,脫口秀明星徐志勝揶揄他所在的公司:他為公司業績貢獻很多,卻所得有限。在講到公司年終獎時,他說,「這怎麼著,擠我的奶給我喝?」觀眾席一片大笑。
這句話借用了職場「牛馬」的暗喻,網友很快反應過來,把徐志勝這段表演與「牛馬」捆綁在一起,做成短視頻在網上廣為傳播。
用「牛馬」來抒發對職場的不滿,在中國網絡上已經流行了好幾年。在微博、知乎等社媒上頻繁出現這個詞,甚至不用太多上下文,網友們也須臾心領神會,接下去的討論常會有對職場剝削的各種抱怨。
從事太陽能產業的青年工人「江陵」在回複本台記者採訪郵件時寫到,「由於經濟危機,如今我們工人的待遇越來越差。......『牛馬』這個詞是中國最近廣為使用的流行語,類似『韭菜』和『人礦』,......這些流行語表達了工人們遭受到了何等惡劣的待遇。」為安全考慮,「江陵」用化名接受採訪。
除了「牛馬」、「人礦」之外,早些時候的「社畜」、「搬磚人」等也常被網友用來描述勞動者相似的處境。
無法拒絕的加班
提到「牛馬」,職場人的吐槽主要集中在工作時間長、待遇低,還無處維權。
在職場已經超過十年的「阿梅西斯」曾經在國有和民營的房地產企業都工作過,在他的經驗中,無論是私企還是國企,在強制加班方面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告訴記者,「私企也一樣頂不住老闆對員工的傲慢,私企在接到相關部門的要求後也會要求加班完成;但在國企簡直你就是牲口,讓你出個報告,規定時間必須出,而且是臨時性的任務居多。」
阿梅西斯說,這些來自管理層的要求往往無法拒絕,「你沒有任何反駁的餘地,以及沒有基本的員工權利。」對於加班費,私企一般不會有,而國企有時會給加班費,但也只是和正常工資一樣。
和阿梅西斯相對單一的白領經歷稍有不同,大學肄業的董明2005年開始工作,辦公室工作、體力活都幹過,但兩類工作在時間要求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他曾經在一家上市地板製造公司的車間工作,在那裡實行嚴格的兩班倒工作制,一周工作六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或者是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半個月早八點晚八點,再半個月晚八點早八點。」
與阿梅西斯的體驗類似,董明說,周圍的人似乎對此習以為常,沒人會去提加班費的事情。
據中國人力資源公司智聯招聘今年7月發布的《2024職場人業餘生活調查報告》,中國白領和藍領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的比例都接近七成,白領(67.2%)只是稍多於藍領(65.4%)。同時,有34%的人自嘲過著「牛馬人生」。
高級牛馬
曾經在中國一家啤酒公司做到全國市場總監的張潮對記者說,一般員工迫於經濟形勢往往不得不接受加班的要求,「因為一些低端工作崗位是不缺人的,招聘人員相對來講也容易,尤其是現在這種大環境下就更為容易了,因為很多底層工作人士或是從事基礎工作的人大量失業。」
對於張潮工作的這家私企來說,並不存在加班費一說。張潮透露,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會巧妙地規避加班費的提法,「比如說你的工資是五千,你是生產一線的員工,你的固定工資占了百分之九十,你只掛了百分之十的績效,相當於五千塊錢里只有五百塊是考核的;但這考核也不會很多,說是你幹得不好,就全扣光。」他補充說,幹得再不好,最多也就是扣掉百分之五、六十,所以算下來拿到手的也就是四千七。
張潮介紹說,公司內部越是基層的工作,超時工作的時間越長;但即使在其他職能部門,包括他所在的市場部,也是受著一樣原則的支配,超時工作家常便飯。
張潮大學畢業後在公司從基層做起,逐步做到了這家一千五百位員工的公司的全國市場總監的位置。但他覺得,當時依然沒有擺脫「牛馬」的位置,「就看你和老闆是一個什麼樣的管理分工,如果他對你比較信任,他會放手讓你去做很多事情。這個時候,你可以把自己理解為一個高級牛馬,就是說能夠稍微帶一些思想,能夠全盤地去規劃明年的營銷規劃,包括市場投入的預算,營銷方案、營銷活動等等。」
但張潮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常常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而與老闆發生矛盾。為了擺脫「牛馬」的地位,他最終離開了那家公司。
狼性文化
實際上,阿梅西斯也覺得,他所面對的那些管理層也是處於缺少尊嚴和人權的不利地位,「管理層直接對老闆負責,出問題就是臭罵」,而這些管理層轉過臉來也是以傲慢的姿態來對待普通員工。
董明很多年來一直在底層打轉。從十多年中,董明換了很多工作,餐館、煤礦、地板廠,也有稍好一些的眼鏡店。除了一家台灣公司讓他感到有受尊重的工作氛圍之外,其他工作過的地方,他常常覺得待遇是「非人的」。他提到,有一次他替眼鏡店老闆看守新裝修的門店,連續多天住在甲醛超標的房間裡,導致他生病,老闆卻無任何表示。
為了留在好一點的行業工作,董明有時還要忍受老闆的PUA(精神控制)。他記得,眼鏡店老闆常用出身來貶低他的工作成果,「他就是說,你們這種干不出來成績的,就是能力不行、出身不行。他就很看不起窮人,他就覺得你格局不夠,眼界不開,什麼都沒經歷過,好吃的都沒吃過。」
由於受成功學的影響,年輕的董明也曾迷失在這種PUA中。地板廠的工作每天超過12個小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這種要求不合理,「我當時只是覺得自己很累,我應付不過來,我覺得我已經超過我的極限了。說實話,當時我還沒覺得自己是受到壓榨,我有點自我譴責,為什麼我能力不夠?為什麼我做不到那麼好?」
長期在管理層的張潮分析說,中國企業的狼性文化往往助長了員工的「牛馬」處境,「所謂狼性文化,說白了一個是大家能團結在一起,能夠加班,能夠吃苦;還有一個,在精神層面說得很清楚,一個團隊只允許一種聲音。」
張潮打比方說,領導如果說了往左前方走,你就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左走,你就要往左前方走。當團隊內有人提出質疑的時候,這往往是矛盾的爆發點。
HR就是「打手」
對於自己在企業中受剝削的狀態,勞動者有時也試圖通過正式途徑救濟自身的權益。但他們普遍感受到的是無力,也不信任法律或政府。
年輕的董明就和不尊重自己的老闆吵過、要求過,甚至也找過勞動局,但並沒有什麼結果,「我也有去過勞動局的經歷,人家就說:ok,你的情況我知道了。又怎麼樣?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在社會上打拼一段時間後,董明也明白了這個社會的某些潛規則,「就那個眼鏡店老闆,他是那個鎮上的人大代表,你去告他?他認識各種各種政府部門的官員......。」
張潮與董明處在企業僱傭關係的兩端。在等級森嚴的公司內部,張潮常常看到的是管理層對維權員工的壓制。張潮分析說,公司內部的氛圍也不鼓勵員工表達對工作條件和待遇的不滿。他感覺,中國國內企業員工多數害怕張這個口,「雖然開了這個口,領導也和顏悅色地婉拒了他,但可能對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如果你第二次去找領導的話,你的結果可能就不太好了,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甚至領導就開始針對你。」
張潮評價說,底層工作人員對於自己的權利不是很清楚,維權意識也不是很強烈,尤其是涉及到職位升遷、福利調整或離職等問題時,員工常常處於不利的地位,「甚至連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都過不了,一談完話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拿不到任何賠償就走了。」
回過頭去看,張潮認為,中國企業在處理勞資關係時表現出的就是缺乏契約精神,「其實說白了,你不就是牛馬嗎?在企業裡頭非常有意思,有一部分收入叫非營業收入,或者叫間接成本結餘等等,說白了就是應該給你的沒給你。更多企業里做HR(人力資源)的人實際在做企業的打手。」
張潮說,有時也會有員工想通過法律手段來維權,但公司在處理這類案子時有明顯的優勢,「稍微有點能量的企業多多少少都和政府部門有關係,這也不是行業秘密,」這種關係使公司在處理勞資矛盾時遊刃有餘,而員工則疲於奔命,難以得到合理的補償或及時的解決。
「勞動法是個屁」
去年,張潮來到了美國,已經遠離了中國的職場。他直白地說,「我就覺得勞動法是個屁
,根本沒有保障員工的利益,」張潮在職場上看了太多,讓他有些兔死狐悲,「因為今天比我層級低的人發生的一切有一天我也會經歷,一定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個是很明確的。」
《中國勞動法》於1995年開始實施,中間經過兩次修正。與此同時,中國勞動爭議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據王智嵬等人2020年在《山東大學學報》發表的報告統計,從1991年到2016年,中國勞動爭議案件平均每年增長超過兩成,其中僱主或用人單位仍然是勞動爭議的主要責任者。
在同一個報告中,從1996到2016年審結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勞動者勝訴率平均為43.81%,是用人單位勝訴件數的3.24倍。但長期代理勞動爭議案件的維權律師山姆(Sam Wong)對本台分析說,在中國實際勞動關係中的利益均衡仍然是傾向於企業的,「這部分企業的責任,它在制度上的傾向是偏向企業的,政府對此是負有很大責任的。」出於安全考慮,這位律師以化名接受採訪。
山姆介紹說,在他所辦理的案件中,接觸過不同的政府部門,但總體上講,這些部門對勞動者的權益是漠視的,「我做過性別就業歧視的,有勞動者向勞動監察局投訴這種事情,勞動監察局就認為這根本不是事,他們就不想受理。」
山姆認為,尤其是底層勞工,他們通過正式途徑來維權的機會就更低,「本身他們的法律知識也不多,他們也請不起律師,又缺少勞動法律援助去支持,勞動者就是處於弱勢。」他補充說,中國的工會也都被政府所控制,不太可能為勞動者提供實質的幫助。
青年工人江陵的經歷也佐證了山姆的分析。他告訴本台,「地方政府和所謂工會並不幫助工人,他們不民主,對資本家唯命是從。所有不利工人的政策,如降低工資、延長加班、調崗、開除員工、停產待崗,都可以順利得到工會的批准。」
沒有自由只能牛馬
江陵來自一個國際左派組織–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他直斥中國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其實是資本主義政府;對於中國勞工所面臨的這種「牛馬」境地,這個資本主義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負責人李強分析說,中國政府雖然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但實際上工人並未成為國家的主人,「實際上是對工人的專政,就是名義上給你工人一點面子,但你是要出血的,要付出代價的,工人作為『主人公』是要讓利的。」
李強指出,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都掌握招數量龐大、資產雄厚的國有控股企業,他們實際上是資方利益的代表;而各級政府也嚴重依賴私營企業納稅,在實際執行勞動法規的時候,利益天平也容易傾向於企業。
前企業高管張潮則認為,中國企業已經形成與政府相似的體制,加重了對勞動者的剝削,「我在企業里幹了這麼多年,我就覺得企業跟政府非常相似,就是一個小政府,尤其是管理、人際關係的處理上,我覺得基本上跟政府一樣,這種獨裁體制下造成的就是這樣一種文化。」
山姆律師分析說,在中國的專制體制下,公民實際上也無法通過結社自由、組織自己的工會來捍衛權利,勞動權因而也受到削弱,「當自身的權利得不到保護的時候,你就會同類相殺,所以就會造成內卷,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願意去做牛馬。那些更為底層的人只能出賣自己的時間、出賣自己的尊嚴,最後就變成了牛馬。」
關鍵是制度
董明現在已經擺脫了過去在中國職場那種「牛馬」的地位。2022年,董明通過走線來到了美國。他接到記者電話時,正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出差,「老闆幫我們訂了酒店,一日三餐也是老闆出錢的,老闆也不會像在中國的時候那樣壓榨你,每天讓你工作十二個小時、十四個小時那樣的」,他的語氣裡帶著欣喜,說這是他從未體驗過的。
董明說,這個老闆也很精明,也是想方設法讓員工多幹活,但他不敢隨便讓員工加班,因為怕被員工提告。他很自信地說,「(美國)法律是保護弱者的,法律是保護勞動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