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11月中旬接連發生兩起嚴重襲擊事件，包括導致35人死亡的珠海汽車衝撞事件。這些暴力衝擊和社會不穩定問題再次引發了對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關注。有報導稱，事件發生後中國部分地方政府開始排查所謂「八失人員」和「三低三少」群體，引發輿論熱議。專家指出，這種標籤化的治理方式可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凸顯出中國社會的深層矛盾和治理困境。
珠海汽車衝撞事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傷，成為今年以來中國發生的最嚴重的公共安全事件之一，該事件已驚動中共最高層。
珠海事件後，中國網絡上傳出廣東部分社區開始排查「八失人員」和「三低三少」群體。「八失人員」包括「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三低三少」則指「經濟收入低、社會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和疏導渠道少」人員。
排查社會弱勢的「八失人員」、「四無五失人員」
然而在珠海慘案發生短短几天后的11月16日，江蘇無錫的「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又發生畢業生殺傷事件，造成八死17傷。這一連串事件讓中國社會對公共安全和暴力事件的討論達到高潮。此時對「八失人員」、「三低三少」人員的排查之舉格外引人注目。
除了排查「八失人員」之外，另有消息傳出珠海當地社區針對「四無五失」人員展開排查行動，「四無」即「無配偶、無子女、無工作或穩定收入、無房產等資產」；「五失」指「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
「八失人員」、「三低三少」、「四無五失人員」等名詞，雖在定義上有些許不同，但大致上所指的，都是經濟弱勢且與他人關係不緊密的人士。
此類排查並非首次出現。2023年4月時，湖南張家界「天門山景區」發生四名遊客集體服毒跳崖事件。該事件中，三人墜亡、一人被攔下送醫後仍因毒身亡。當時便傳出中國地方政府要求基層單位排查「五失人員」。今年6月，微博上還流傳名為「五失人員摸排管控情況日報表」的表格，依照「五失」的種類分類並要求填報人數。
中國民建中央財政金融委委員、湖南民建會員王少傑10月撰文指出，中國各地就發生不少危害公共安全事件「主要是由五失人員所為」，並稱經濟發展放緩、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階層流動出現停滯等因素，對五失人員造成的心理壓力空前大增。在此文發表之前，中國還發生數起針對在華美國人、日本人的攻擊事件。
針對這些排查措施，網絡輿論呈現兩極化。有微博帳號名「付額慶」的網民發文批評，「現在基層治理的手藝越來越潮了，四無五失人員，還列個表格挨個打電話『了解情況』，標籤化治理，因為個案的極端事件，用標籤去羞辱整個群體。那就是還嫌個案不夠？」甚至有部分網民戲謔地將「四無五失人員」的定義拿來對照自己中了幾項。
另有微博帳號名「孫建敏」的網民寫道，「四無五失其實是整個經濟結構出了問題，不去想辦法調整已經出了問題的經濟結構，卻要進一步壓制已經在這個結構中『四無五失』的人，這不正好應了那個著名的笑話，因為大善人見不得窮人，所以就不能讓窮人出現在大善人的視野中。」
2024年11月13日，在廣東省珠海體育中心外，一名送貨員把花束上擺放在現場。(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社會邊緣者被當成矛盾源頭
前中國維權律師、紐約市立大學羅斯福公共政策研究所(Roosevelt House Public Policy Institute)人權項目客座教授滕彪表示，排查實際上無益於從根本解決諸如珠海慘案等暴力事件。他直指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情況來自於幾十年積累的社會矛盾、政治腐敗、人民缺少基本權利，加之經濟下行使得過去被經濟發展所掩蓋的社會政治矛盾爆發出來，而在暴力事件發生後的排查行為「根本就是倒果為因」，「把社會的邊緣者、社會的受害者當作矛盾的源頭」。
滕彪強調，真正需要的是為弱勢群體提供表達意見的自由、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能夠提供公正救濟的司法體系。但是在中國，種種條件都缺失，加之社會福利制度的薄弱，對底層民眾極為不利，社會不平等也不斷加劇，而這才是導致出現無差別傷害事件的制度因素和環境因素。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客座教授廖啟宏表示，當前中國經濟低迷、房價大幅下跌、失業率高企，這些經濟困境對普通民眾尤其是邊緣群體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他說，整體大環境的不利造成個人和家庭困境，「比較邊緣的家庭就更加的困難」。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經濟學者廖啟宏指出，當前中國經濟低迷、房價大幅下跌、失業率高企，這些經濟困境對普通民眾尤其是邊緣群體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他認為，中國政府如果繼續選擇隱瞞問題，而非建立社會安全網，給予醫療和生活救助，將導致更多的「未爆彈」潛藏於社會中。
中國政府對待弱勢：管制而非保障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也指出，中國近年來削弱了許多民間組織的作用，而這些機構原本可以在緩解社會問題上發揮作用，「但這樣的一個機制，從疫情期間到解封以來，看起來是一個退化狀態，中國整體對於民眾能夠提供的身心方面的協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絕大多數都是一種高壓式的管制。」
林宗弘說明，過去中國有「城市低保」和「農村五保」制度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對符合條件的對象(如身心障礙、長期疾病等等)列冊管理並給予補貼經費，但在面對身心疾患情況較嚴重者，往往採取管制手段，「甚至直接關到精神病院或其他機構，等於把對方給管制起來，讓對方不要造成更大的社會事件。」而這一體系，在美國政治學家潘婕(Jennifer Pan)的研究中，被稱為「鎮壓性社會補助」，強調的是控制而非為弱勢提供保障。
林宗弘認為，眼下中國經濟下行，財政上缺乏經費很可能使得原本的低保和五保制度難以為繼，中國針對「八失人員」、「三低三少」、「四無五失人員」等的排查可能是應對社會不滿的短期策略，但是否會進一步升級為更具壓迫性的措施值得關注。例如，將這些群體集中管理甚至關押，可能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