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者於2022年11月27日在北京拿著白紙高呼口號，反對政府的清零政策。（美聯社資料照）
台北—
中國「白紙運動」屆滿兩年。2022年11月底一場悼念新疆烏魯木齊一座居民樓火災遇難者的抗爭活動，串連起在中國逾200間高校學生，舉起白紙抗議疫情封控政策，這場被稱為「白紙運動」的示威浪潮，席捲中國21個省分，為中國政府長達三年的新冠動態清零政策劃下句點。
時隔兩年，中國政府更忌憚群眾集會和自由論述、但在官方織起的維穩大網中，人們還在縫隙中尋求發聲的機會。
中國人民繼續尋找在縫隙中發聲的機會
位於湖南、因安全考量不願透露全名的中國異議人士羅女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近兩年中國政治環境越發惡劣，她已儘量規避社媒的使用，許多與她親近的維權人士都因為接受媒體採訪遭官方拘捕，現在社會行動更多會來自年輕學生。
羅女士相信，中共官方管控地再嚴格，也並非密不透風，民間發聲空間依舊存在，只是越來越難動員，聯繫通道也會更隱密，社會行動需「另闢蹊徑」。她指出，中國通訊軟體完全不能做任何事，因此很多學生使用加密軟體翻牆看外部信息，而學生人多且分散各地，她認為這有助出現「官方猝不及防的事件」。
「我們這一輩的人被盯得太緊，根本無法有任何動作，而學生數量龐大，很多並未在他們(安保)的名單上。以後我也會更多地隱密起來，去幫助更多的學生，他們畢竟經驗缺乏，我能做的儘量承上啟下，起到一個連結的作用，」羅女士對美國之音說。
羅女士表示，黨國對她的聯繫人特別緊密關注，包含與之接觸過的大學生，無一例外都被警方帶去問話，因此，做為維權行動的前輩，不僅要保持跟青年的連結，還要儘可能地保證其人身安全。
羅女士直言，這兩年大學生行動並非全來自白紙運動影響，因為官方信息封鎖，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白紙運動的存在。她說，現今的社會行動更多來自「社會政治的壓力在爆破」，「人民對社會發展的恐懼到極致，到了臨界點官方也擋不住」。
羅女士相信，「人一多就會變得不可控」，因此任何群眾聚集都會挑動中共官方敏感神經，所以政府不斷強化社會治理，包含毛粉、小粉紅和退休軍人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環，且政府經過疫情，管控手法相當嫻熟，一旦有事就封控。
海外民運人士：中共恐懼民眾集會
位於洛杉磯的民運人士、中國民主黨執行長界立建11月24日在加州帕沙迪納市發起「聲援白紙運動兩周年」遊行，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白紙運動持續被傳播、被效仿、被使用，讓中國人了解人民聯合抗爭是獲取希望的機會。
他相信，民眾團結在一起的力量去抗爭，中共集權政權看似銅牆鐵壁、牢不可破，其實也會懼怕退讓、會改變政策、也會向人民妥協低頭。
隨著中國的網絡審查越趨嚴格，國家網信辦起草的「網路身份證」已經在七月進入徵求意見期。界立建指出，民間發聲渠道不斷緊縮，海內外維權人士交流變得更多元、更隱密，有些轉往遊戲伺服器內，有些通過翻牆和加密軟體取得信息，甚至在溝通文字信息中使用諧音、錯別字或符號，繞過敏感詞的過濾機制。
界立建強調「物極必反」，從四通橋彭立發到烏魯木齊大火，人們意識到「自己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因為「受夠了」才演變成白紙運動，參與的年輕人是思想活躍、有文化、有獨立主見的「白紙世代」，對政治和未來前景不滿。
白紙運動的力量這兩年來延續到其他社會行動中，包括2023年2月退休長者反醫療保險改革遊行示威的「白髮運動」、2023年跨年突破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禁令的「煙花革命」，以及11月鄭州大學興起的「夜騎開封行動」等。
「很多方面都在合作、或者是靈活抵抗方式，向北京說不。社會這種號召力，突然說一個事情會像這個颳風一樣，在全國各地突然全都來效仿了，這種是中共是最懼怕的，因為這遊行萬一你演變成一種抗議的話，它(傳播)也是很迅速的,」界立建說。
因此逾20萬大學生參與「夜騎開封」，即便學生揮舞五星紅旗，高喊愛國愛黨口號，同時也有學生展示「自由者無畏」、「自由！我踏馬來辣！」等旗幟。中共官方媒體從起初支持騎行和讚頌青年的態度，在墮胎聚集後被上升至政治高度，迅速封路、封校出手降溫。
另一方面，界立建也指出，2024下半年以來，中國國安部對海外維權人士的管控力度顯著加大，包含網警「釣魚」更加密集，也有更多警探或臥底滲透到海外僑社、同鄉會，積極獲取海外民主組織信任，企圖破壞組織活動或阻斷海內外的串連，在在顯示中國對維權運動的忌憚。
「去中心化」的中國社會運動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異言網》(China Dissident Monitor)負責人史凱文(Kevin Slate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不斷優化網絡審查與其他壓迫機制，多次進行審查行動，像是2023年底至2024年初對短視頻的「清朗」行動，但中國公民仍不斷地冒風險去公共場合進行抗議。《異言網》自2022年6月白紙運動發生前開始記錄中國抗議事件，至今已收錄7,500起抗議案件，呈增加趨勢。
史凱文對美國之音說：「單獨抗議事件之間還會存在一些連結，雖然黨國維穩制度的目的是原子化抗議者，但是一個地方的抗議者會觀察或者使用其他抗議者的象徵，比如他的口號或訴求，形成去中心化的抗議運動。」
2022年持續幾個月的反封控抗議運動以及白紙運動正是著名例子，黨國很難有效防止去中心化社會運動，因為它沒有領導者、組織者或直接的協調。
根據《異言網》的最新調查，2024年7-9月共有937起抗議事件，比2023年同期增加27%，分析指出經濟低迷促使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抗議活動增加。
另外像是實名舉報運動，尤其2022年唐山報燒烤店打人事件以後，很多抗議者開始把實名舉報的象徵(舉證件、喊「我實名舉報」等等)應用到抗議之中。異言網至今已收錄88起具有實名舉報象徵的線上抗議。
此外，史凱文認為現在的小區民主化(業主反物業霸道)也是新型運動，由於政府趨向將物業管理公司視為社會管理的第一線，加劇了業主與物業管理的緊張關係，2024年第三季有174起房主對物業管理公司的不當行為和越權行為進行反擊的案例。
然而，史凱文認為跟自由國家公民社會傳統的社會運動相比，在專制制度國家裡的「去中心化運動」有些劣勢，比如它比較難持續性動員或有效制定要求，因為沒有核心的組織團體，也沒有代表人可以去跟權勢者進行談判。
他認為「去中心化運動」的優勢還值得觀察。史凱文相信，在一個專門打壓社運的一黨專政制度下，公民仍有辦法通過自下而上的人民力量，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反駁中共過於簡單「中國人是聽話、服從威權的人民」的論述。
